原文鏈接：Why are dictators always so sensitive?
天安門（看中國配圖，圖片來自網路）
獨裁者總是有很多事情去為之發愁。他們看到敵人無處不在。如果不是某些外國勢力密謀推翻他們，就是存在著宮廷政變的風險、心懷不滿的軍方、或者——正如我們在最近幾週所見——本國民眾發動反抗他們統治的起義的威脅。
從獨裁者的角度來看，其中的許多威脅似乎是合乎情理的。任何獨裁政權都需要去確保軍方感到滿意。就拿前中共黨魁江澤民來說。他是首位缺乏軍事資質的中國領導人。所以，一時間好像幾乎每次拍照之時，都可以看到江澤民將勛章別在這個或那個將軍的身上。
同樣，最高領導層內部的政治算計也是危險重重。每當胡斯尼·穆巴拉克 (Hosni Mubarak) 看到有人的政治生涯一路高企之時，他就會讓此人靠邊站。例如，在上世紀90年代末的一段短暫時期，埃及前外長阿姆魯·穆薩（Amr Moussa）看起來像是一位未來領導人。因此，穆巴拉克於2001年將他派駐阿盟 (the Arab League)，等於是將其打進了政治煉獄（顯然，穆巴拉克的直覺是準確的。穆薩有意在今年秋天參選總統） 。
可那為什麼暴君和獨裁者對於哪怕是最微小的威脅都極易發怒呢？為什麼緬甸軍政府害怕昂山素姬(Aung San Suu Kyi)？為什麼中共在一提及達賴喇嘛時就會氣得怒火中燒？
因為他們都很清楚象徵主義的力量。他們要麼已懂得一個人、一個重大事件甚或一個簡單的手勢是如何帶動人們以某種方式行動起來的，要不然他們就永遠都想不通。
我最鍾愛的有關於此種象徵主義的例子的其中之一就是具有政治敏感性的週年紀念日。請記住，埃及的示威活動開始於1月25日並非偶然。這一天是埃及當局所預留出來的一個全國性假日，即「警察日」(Police Day)。並且，觀看過從埃及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傳來的鏡像的人都知道，埃及人並沒有對本國的警察給予特別高的尊重。警方應該有一個使其獲得尊敬的節日的想法只是自討沒趣。因此，青年活動家就會選取這一天來展開集會。事實上，他們在2010年的「警察日」曾試圖去發起遊行。唯一的不同只是這一次產生了效果。
讓專制政權感到棘手的難題是，他們掌權的時間越長，他們所製造的具政治敏感性的紀念日就會堆積得越多。日曆上遍佈著一個又一個的旨在提醒人們記住獨裁政權所犯下的罪行的敏感日子。
在這方面，以中國為例是再好不過了。中國領導人每天都得去翻閱一份佈滿了種種有爭議性的紀念日的日曆，這些紀念日或許會提醒公民當民眾對政權的統治合法性提出質疑之時會產生什麼後果。
對中國的政治日曆表作一番速描，涵蓋了3月10日（1959年西藏起義紀念日）、4月1日（1978年民主牆運動終結紀念日）、5月4日（1919年五四運動紀念日）、6月4日（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7月5日（2009年對新疆穆斯林的鎮壓）、7月22日（1999年對法輪功運動的鎮壓）以及10月1日（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每當這些日子到來之時，當局就必然會感到緊張不安，動用力量搜尋可能會召集民眾反抗共產黨的「黑手」和「搗亂分子」。
2009年最讓北京感到驚恐不安——當重大敏感日接踵而至——據報導說，中共成立了專門的高級行動小組，被稱為 「6521委員會」（數字6521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週年、西藏起義50週年、天安門大屠殺20週年和鎮壓法輪功10週年）。北京深知週年紀念日的重大象征意義。
最近，我偶然地碰到了中國當局的過敏症發作。我當時想在政治氣氛相對寬鬆一些的時候前往中國。顯然，我不會在6月3日或9月30日抵達。我原打算12月出發。在中國學者劉曉波將會於12月早些時候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的事實很明晰之後，我不得不取消這次旅行。我再次將旅行日期替換到2月份。2月很平靜。當然，中東在幾週之前開始了全面的抗議活動。中國政府由於害怕它所正目睹的茉莉花革命，它就開始嚴加防範禁閉，先發制人地對任何它所認為的有威脅性的人加以逮捕或軟禁。
當然，從外圍看，這很像偏執狂。但是，從獨裁者的角度來看，由於利害關係甚為重大，使他對即便是象徵性的威脅也要嚴陣以待。中東許多國家的政權並未預先考遇到某些徵兆。而如果中共在未來某一天判斷失誤，那麼它就還可以有機會去打造最富有意義的重大政治性紀念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