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廬山上那個彭德懷」
彭德懷的病房是病區西邊的最後一間，這間十餘平方米的病房裡，門窗緊閉著。靠近床尾佇立著一位面無表情地緊盯著他的軍人，一個班的戰士一天24小時三班倒地看守著他。房間裡除了幾本《毛澤東選集》及幾張過時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外，顯得空曠陰冷。
為了限制他的活動，他想寫字，不給筆，他想聽廣播，沒有收音機，屋內更顯得冷清和死寂。
也許看到我是新來的醫生，他指著床頭病歷卡片對我們說：「我不叫這個‘145號’，我是廬山上那個彭德懷！」
沒有人敢搭腔。他就自顧自憤憤不平地說下去：「我在廬山會議上沒有錯，我錯在哪裡呀？我寫信給毛澤東，符合原則，我是根據國內情況和即將召開的廬山會議的內容而寫的，是給毛澤東作參考的，為什麼竟說成意見書呢？說我懷有什麼陰謀，有計畫、有組織、有綱領、有目的……都不對。但我是有準備的，準備什麼呢？準備開除黨籍，準備和老婆離婚，準備殺頭！」「我從來不怕死，我可以毀滅自己，但決不出賣自己。」說完了便仰天長嘆。
此後，我時時刻刻感到肩上的責任和壓力，所以一直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此時，手術後1年零5個月的彭德懷，癌症已擴散到肩部、肺部及腦部，身體每況愈下，受盡病痛折磨，很痛苦，但他對自己的病總是置之度外。
「我不喊你‘萬歲’，我祝你健康」
他的身體已經十分虛弱，但他仍每天數次到衛生間裡，自行清洗大便，為假肛換熬料。醫生、護士要幫忙，他揮手拒絕，說：「太臭，你們走開！」他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了，急切地要把自己滿肚子的話傾吐出來。
他激憤難平地說：「最大的罪名是把我定為反革命集團的總頭目，根據是什麼呢？就是在廬山，我以私人名義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還有就是在上廬山之前，我出訪了東歐一些國家，因此說我‘裡通外國’，搞什麼‘軍事俱樂部’，這完全是強加於我，我絕不承認，因為本來就是子虛烏有嘛！」
他不停地說：「說假話，搞浮誇吃香；說實話，講真話有罪。世上哪有這樣的道理？」他有時大聲反問：「我為什麼看到受損失不應當說真話？我是政治局委員，有權向毛澤東反映情況嘛！」 他不時流露出有話無處訴說的心態，情不自禁地流著眼淚，念叨著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的名字，傾訴自己心中的委屈和鬱悶。
每次查房，總聽見他喃喃自語：「毛澤東啊毛澤東，你是我彭德懷一生最敬佩的人。我倆在一起三十多載，歷經多少風風雨雨，坎坷磨難，你是最瞭解我的，你說我像猛張飛，既有其粗，亦有其細，我是心服口服。可是因我的一封信，幾段發言，為什麼竟惹出你這麼大的火氣？你是不是‘萬歲’聲聽得多了，聽不進一點兒逆耳忠言了？這樣就太可悲了，後果不堪設想啊！」
「人們有時喊你一聲‘萬歲’，是出於對你的敬仰和熱愛，如果張口閉口高喚‘萬歲，萬萬歲！’這就讓人懷疑究竟是精神不正常，還是別有用心。我不喊你‘萬歲’，我祝你健康，長命百歲！」
在最後的日子裡，這些話他反反覆覆地說，醫護人員雖然不便與他交談，但這些話大部分都記錄在病歷上。
夢中大喊：「衝啊！同志們……」
有時，他會突然變得很沮喪，呆呆地望著窗口投射進來的一束光線發愣；有時，他會痛苦地閉上眼睛，或許是沉浸在回憶裡；有時，他會獨自流下眼淚，嘴裡不停地念叨著舊事。
「毛澤東，你被左傾路線排擠的滋味難道不記得了？你批評王明搞‘無情鬥爭，殘酷打擊’，你提倡‘海瑞精神’，你譏諷有人‘老虎屁股摸不得’，難道也忘光了？毛澤東啊毛澤東，你變了！」
我們醫務人員想盡辦法，減輕他的痛苦，但只要病痛有所緩解，他就會不停地說下去：「如果我的罪大於功，就乾脆把我處決了，或讓我解甲歸田，回家當農民吧！這裡我實在待不下去了！」
「我彭德懷有錯，可也有功，功一面，錯一面，總可以吧？但不能說我革命一面，反革命一面，那樣說，我不服！」
「否定我彭德懷事小，否定歷史，否定事實，否定真理，否定黨的原則事大啊！」
我負責的病人裡，也有其他受到衝擊的老帥，但別人都比較安靜，只有彭德懷的病房裡，常常響起他的吼聲。
他不願答應醫生查房時的詢問，對如何給他治療，用什麼藥，從不提出疑問及要求。他有時雙眉緊鎖，沉默無言。夜深時，我們曾聽到他夢中大喊：「消滅敵人！衝啊！同志們……」接著，便是很長一陣無休止的咳嗽。
總感覺他有一肚子的話要跟毛澤東訴說，喋喋不休地喊：「放我出去！我不住院了！我要見毛澤東！」我們醫生、護士愛莫能助，也不敢跟他多說什麼，只好這般安慰他：「情緒不要過於激動，思想不要考慮太多，以免影響身體。」
他反倒把聲音提得很高，兩眼直盯著專案人員及看守戰士手裡的筆記本，「你們記吧！就說我有意見，有氣。要是把我現在的一切反映到中央，反映到毛毛澤東那裡，我真不知道該怎樣感謝你們才是！」
腳趾從鞋的破洞裡露出來
他陷入了極度的激憤和悲傷之中，吃不下飯，睡不好覺。一個人默默地凝視著昊昊蒼穹，默默地承受著痛楚和厄運……
他如鯁在喉，不吐不快，但很多時候卻又欲哭無淚，欲喊無聲。他的聲音哽嚥了，太陽穴邊曲張的血管搏動著，眼睛濕潤，兩道混濁的淚水流過微顯浮腫的臉頰，兩手不能自抑地簌簌顫抖。他渴望向自己的親人傾訴衷腸，卻說不出一句話。
他受盡病痛折磨，經常痛苦呻吟，但醫生查房時，他很少訴說身體狀況，總是怒不可遏，滔滔不絕地說與病情無關的事情。但我們有規定，聽到不回答，不外傳。
冤屈長期得不到申訴，他孤立無援，束手無策。
他穿著破舊的黑薄棉衣，腳上蹬著棉布鞋，連襪子也未穿，腳趾從鞋前沿的破洞裡露出來；他面色鐵青，呆呆地坐在椅子上，雙手插在袖筒裡，渾身瑟瑟顫抖，目光呆滯而無奈。
這種萬念俱灰的樣子，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這樣死，死不瞑目」
他顯然力不從心，知道命運根本不掌握在自己手上。因而時常怒火中燒，不停地和看守戰士大聲爭吵：「我要憋死了！我不在這裡坐以待斃！快放我出去吧！」
有一次，他暴跳如雷，對著戰士吼叫：「我要見毛毛澤東，不然你們也把我開除出黨吧！拉出去槍決好了！好讓全世界人民去評說我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可戰士衝他搖搖頭，顯得無能為力。他縱然千呼萬喚，縱然大發雷霆，中南海是絕對聽不到的。
彭德懷體內的癌腫已侵犯到全身多個部位，肩膀腫得厲害，痛得不能動彈。他那寬闊微駝的脊背，彷彿又被重荷壓駝了許多。他已疲憊不堪，比平時更顯得蒼老了。
經醫院及科室有關人員研究，擬給他進行「放射」治療，並報專案組及他唯一的一個親人、大侄女彭梅魁同意後著手實施。這時他已心力交瘁，筋疲力盡，情緒低落。
在最後的日子裡，他的情緒變得更加起伏不定。時而消沉煩躁，時而呆呆地凝視思索，時而扼腕長嘆暗自垂淚，時而又破口大罵。當我詢問他病情時，他常常答非所問，只顧訴說自己的心事；看守戰士干涉他時，他也根本不加理會。
比如，我問：「你感覺怎麼樣？」「有什麼不舒服的地方？」「你要堅持放療。肩膀和腰部的疼痛減輕些了吧？」他回答說：「我頂得住。肩是壓不垮的，腰桿子是直的。為什麼遲遲不給我定案？我彭德懷有什麼罪？我這樣死，死不瞑目！」
他側過頭去，眼淚流在枕頭上
醫務人員推著他，通過人來人往、昏暗陰冷的地下通道，去接受「放療」。他身穿黑棉襖，腳蹬圓口布鞋，頭上戴著鴨舌帽，一個大口罩幾乎遮蓋了整個臉。他已經步履維艱，只能坐在輪椅上，更加顯得老態龍鐘。
他常常自言自語：「我還是那句老話，‘是非有公斷，事久自然明’，毛澤東說叫歷史去做結論吧，我等著歷史做結論。」
彭德懷因癌症轉移，週身疼痛，尤其肩膀腫痛難忍，痛苦不堪，以致他在床上拚命掙扎。有時，他痛得用牙咬破被子、床單，將它扔在地上。護士只能不厭其煩地為他更換床單、更衣及擦澡。給他輸液，他把針拔掉。當看守戰士阻止時，他罵得更凶，喊著：「我不用毛澤東的藥！」
他已經預感到自己的生命將不久於人世。給他餵食物，他打落在地，喊著：「我不吃毛澤東的飯！」他煩躁不安，脈搏加快，呼吸急促，口唇發紺。醫務人員竭盡全力搶救，不分晝夜地觀察著他的各項生命指征。他終因全身多器官衰竭，而逐漸進入半昏迷狀態。
11月4日，醫院徵得專案組及他侄女的同意，給他做氣管切開術，以維持最後的生命。此後，他完全不能說話了。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的頭腦依然是清醒的。無人的時候，他常常側過頭去，眼淚默默地流淌在枕頭上。
他那瘀腫的佈滿著血絲的眼睛，從早到晚總是睜開著，渾濁的眸子裡彷彿有一團火在燃燒。時常能聽到咕嚕的聲音，彷彿是從他胸腔裡發出的撕裂聲，從氣管套筒裡傳出。
就這樣默默地走了
在生命的最後一天，當醫護人員給他吸了痰，他又突然用那枯瘦如柴的右手在空中比劃著，張著嘴「啊、啊」地想叫喊。他頑強地在生理和心理的極限堅持著，可是，他已經筋疲力盡。他的元氣、精力已經耗費殆盡。他掙扎不起來了。他孑然一身。睜大眼睛注視著這個世界。1974年11月29日15時35分，這顆跳動了76年的頑強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從此，他把怨恨、痛苦、憂慮、困惑、遺憾和希冀，留給了這個世間，永遠地撒手而去。
在那個數九寒天的苦澀歲月，沒有任何人為他送行。護士像對待每一位逝者一樣，常規地為他做最後一次擦洗、更衣等料理，一條潔白的床單嚴嚴實實地遮蓋著遺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