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扎菲
繼1987年利比亞與查德的「豐田戰爭」中，法國空軍轟炸利比亞的雷達設施之後，2011年3月19日，法國再次率先空襲利比亞，拉開了代號為「奧德賽黎明」行動的序幕：由法、美、英、意、荷蘭、丹麥和卡達等阿拉伯國家組成的聯軍，對利比亞卡扎菲政權的軍事目標進行猛烈打擊，以結束利比亞的人道主義災難和迫使卡扎菲下臺。
二戰期間，納粹屠殺了600多萬猶太人；蘇俄、中共、紅色高棉等滅絕人性的共產主義極權體制，致使上億人慘遭虐殺和迫害。人類對人權、主權和普世司法管轄權的認識經歷了一個漫長而血腥的過程。前聯合國秘書長安南認為：「任何一個國家和政府，都無權躲在國家主權後面侵犯人權。」國家存在的基礎和目的是為了更好地保障人權，所謂主權亦是為人權服務才具有合法性和存在的價值。國家權力一旦與人權為敵，即與人類為敵。
卡扎菲用空軍炸射本國民眾在全球激起了極大憤慨，多國軍事干預行動得到阿拉伯國家聯盟和非洲國家聯盟支持，卡達、阿聯酋毅然加入盟軍；眾怒難犯，即使「要保護自己在中東這一重要石油產區的聲譽和經濟利益」的北京當局，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
蘇聯解體之後，很多人錯誤地認為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視穆斯林為敵人，伊斯蘭宗教極端組織抓住這一點大做文章。1999年科索沃戰爭，美國為首的北約出人意料地成為科索沃阿族（穆斯林）的拯救大兵，2009年11月，領導北約聯盟解放科索沃的領袖、被科索沃民眾譽為「獨立之神」的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的銅像，在科索沃首都普利什蒂一條以克林頓命名的主要大道上揭幕。
正在進行的「奧德賽黎明」行動又一次證明，自由世界的敵人絕非反抗暴政的穆斯林，而是也只能是以邪惡手段統治、鎮壓民眾的暴君。卡扎菲1999年開始緩和與西方國家的關係，2003年為洛可比空難賠償27億美元，試圖讓自由世界對他在本國施行的黑暗、腐敗的統治保持沉默。這種「外媚內硬」的策略在中國似乎取得了成功，但在有宗教信仰的國家卻很難持久。
自16世紀宗教改革運動和20世紀的「蘇東波」以來，基督教世界已基本進入自由民主的憲政時代；21世紀的全球化、網路時代，注定是中東、北非的伊斯蘭教世界進入民主的時代。宗教不僅不是自由的阻礙，運用得當，反而是追求自由和光明的強大動力。無論是誰，無論有無宗教信仰、何種宗教信仰，都可以在自由民主的社會裏和睦相處。
北京當局的老朋友越來越少，幾乎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聯合國安理會制裁、打擊利比亞獨裁政權，中國罕見地沒有投反對票，顯然是不想成為自由世界和進步中的阿拉伯世界的公敵，淪為道義上的罪人。卡扎菲上校此前引用北京血腥鎮壓1989的學生運動的案例證明自己的「英明」，已令中國當局尷尬萬分：好不容易輸出一次「價值觀」，卻是為世人所不齒的屠殺和平民眾！
卡扎菲上校的黃昏有著深遠的歷史背景，與其說聯軍想消滅他，不如說想把他抓到海牙國際法庭受審。經過二戰及共產革命給人類帶來的巨大災難，國際社會對普世司法管轄權的認識在逐漸深入。所謂普世司法管轄權，是指根據國際法的規定，對普遍危害國際及全人類利益的某些特定的犯罪行為，如戰爭罪、酷刑、反人類罪，各國均有權實行管轄，而不問這些犯罪行為的發生地和罪犯的國籍或官方身份。
1945年8月8日制定的《倫敦憲章》是一個以自然法為基礎的國際法規：個人負有國際責任，而這些國際責任超越了本國要他履行的民族義務；違反戰爭法規的人，在他根據國家的授權而行動的時候，如果國家授權越出了國際法所規定的限制，不能享受豁免。
國際刑事法院2008年7月14日指控蘇丹總統巴希爾犯有戰爭罪和反人類罪等罪行，2009年3月4日向蘇丹總統巴希爾發出逮捕令，堪稱人類社會在政治和道德上取得重大進展的里程碑。簡而言之：人權高於主權，即人類推翻皇權專制、納粹、蘇俄、薩達姆、穆巴拉克、卡扎菲等形形色色的獨裁暴政，建立自由民主的憲政國家的理由和原因，同時也是組建國際刑事法院的根本動力。
「有道伐無道，此天理也。」2003年美英聯軍解放伊拉克和眼下的「奧德賽黎明」行動，放到更大的歷史背景當中，何嘗不是在用戰爭手段實施普世司法管轄權？前美國總統小布希莊嚴承諾：「那些生活在專制下絕望的人民應該知道，美利堅合眾國不會漠視你們被壓迫，不會原諒你們的壓迫者。當你們保衛自己的自由時，美國將站在你們一邊。」對此，伊拉克、科索沃和利比亞的民眾可謂感觸最深：自助者，天助之。如歐巴馬所言：「從東歐的鐵幕到亞洲的紅牆，從非洲大草原到亞馬遜叢林，自由之花從來沒有自然開放，自由只對真心嚮往它的人民開放。」
「如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軍人首先是人，而不是只知服從命令的機器。二戰之後對戰犯、告密者和普通法西斯進行審判，犯罪嫌疑人的託詞往往是他在執行命令、履行職務和法律的義務。不經法律審判不得處刑、不能酷刑虐待他人、不向手無寸鐵的父老鄉親開槍，只是人之為人都應當具備的常識，這與殺人償命、撒謊不道德一類的常識，在本質上有何不同？
換句話說，當犯罪以國家的形式出現，個人有不參與犯罪、不執行邪惡命令的道德與法律義務；「惡法非法」：二戰之後的南京、紐倫堡和東京審判形成了一系列國際法原則，個人將為戰爭罪和反人類罪承擔刑事責任；聯合國先後成立了前南斯拉夫、盧安達、柬埔寨（種族滅絕罪行國際法庭）等特設法庭，以結束「殺害10萬人的屠夫，要面對審判的機會還不如殺害了一個人的凶手」的尷尬歷史。
「奧德賽黎明」行動對嚮往自由的民眾的鼓舞和對獨裁暴政的震懾，立刻在葉門顯現：包括旅遊部長、人權部長巴恩、常駐聯合國代表等葉門高官紛紛遞交辭呈，表示對政府鎮壓遊行民眾的不滿和抗議；繼西北軍區宣布支持抗議者後，又有兩名葉門軍隊高級將領宣布支持抗議者，坦克開進葉門首都保護抗議者。葉門西北軍區和第一裝甲師的少將指揮官阿里•穆赫森宣布站在示威者一方：「軍隊和其他國家武裝組織拒不執行屠殺、鎮壓任何人的命令。」
國人怎麼也沒有想到，深受宗教、傳統束縛的阿拉伯世界對自由民主的渴望竟如此強烈，對自由的理解、嚮往和對民主手段、非暴力革命的熟悉程度，已然將中國大陸甩在了身後。「茉莉花」在沙漠和地中海沿岸接連綻放，開花又結果，卡扎菲上校的黃昏絕非最後一個暴君的末日：自由世界的版圖和影響力、干預能力繼續擴大，對中國人心和未來的影響無可限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