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一年阿拉伯人的抗議示威，一波接一波，有的已經成功，有的還在膠著，有的正在興起。革命正在方興未艾之中，改變已經不可逆轉，它開始結束一個時代，包括那個時代的民間運動，多年僵局中的中國「民運」及其「精英政治」，都無可避免地隨之而去，在北非革命面前，它虛擬反對的實相無可遁形。
非洲人革命了
埃及人把四十年的獨裁者趕下了臺，中國人有太多的理由立刻結束共產黨六十年的一黨專政。「八九」二十年後，非洲人為我們注入了新的希望。
一夜之間北非人站起來走上街頭，不受人支配不容人利用，要他們專制腐敗的政府下臺！西方政府也始料未及：覺醒的阿拉伯人正躋身於「他們」的價值世界—自由、人權和民主，他們的地域政治必須面對這個全球政治新面向而調整自己。當地的統治者們也頃刻理解了局勢的嚴重性，從穆巴拉克到摩洛哥國王莫不在第一時間許諾以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統治者只聽得懂一種語言—革命。
千萬埃及人堅守在解放廣場， 無論是穆巴拉克的許願還是呼嘯的飛彈與衝撞的警車，都不能令他們妥協退讓。埃及人顯示了眾志成城的意志—它堅強了自己，衰弱了對手。十八天，埃及人讓全世界看到：當人民義無反顧、同仇敵愾的時候，就不是統治者決定人民的命運，而是人民決定統治者的命運。進取退失，歷歷分明。
二零一一年席捲北非大地歷久不衰的抗議示威，開啟了一場人民革命，一場改變世界、開創歷史的革命。此後，阿拉伯世界不復如二零一一年以前；此後世界政治的版圖也不復如二零一一年以前；中國人正迅速地發現屬於自己的民間運動的形式，埃及革命無情地破碎了「民主精英」許多長期謬傳的言說—例如拒絕革命。
非政治的革命與不革命的政治
埃及人示威進入第五天不見「收」意，穆巴拉克不得不出來授命蘇萊曼改革，冀望民眾會因此解散回家。隔天就見網上胡平重拾他二十年前的「好壞」策略，說埃及的「形勢很好，街頭運動可以收」了。示威者要的是穆巴拉克下臺，八字還沒有一撇，「形勢很好」，好從何來？！難道他沒有看到這個革命中沒有人出來言 「收」？難道他沒有看到西方政治家只有給穆巴拉克警告，沒有給埃及民眾上課的？……
「好」也「壞」也，可以因時、因地、因人、因利，因許多因素而異，「見好就收，見壞就上」總可因地制宜。埃及人沒有如此智慧、埃及人不要這般策略，兩軍相峙勇者勝，埃及人堅持不「收」，贏了；「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雖然如此，胡平還是堅持「我說的沒什麼錯」，理由是「如果那時候見好就收，現在穆巴拉克可能還在台上，但是這不會妨礙民主進程的展開，因為他已經失去了專制獨裁的力量」。顯然這是倒果為因：穆巴拉克無力影響局勢是在他失去權力之後，而那是他下臺的結果。歷史並不容調回頭來「如果」。
面對前所未見並且還在進行中的歷史，胡平出言如此盲目草率而篤定不疑，實在匪夷所思。
就運動的自發性、民眾的熱情、勇氣與堅持，八九年天安門廣場的運動不輸埃及的十八天革命。八九年有那麼多的「精英」參與介入，其後二十年來，回顧總結、策略理論也不絕入耳。埃及革命也必有組織的介入與領袖人物的影響，但這個革命中沒見那種綏靖的策略—即使有的話，它們始終也沒有能夠影響民眾、主導運動；或和緩節制如軍隊、或無畏堅決如民眾，解放廣場上始終不曾出現妥協的空氣。那位反政府網頁的匿名管理員、年輕的精英古奈姆從二十五日遊行示威一開始就堅信 「我們會贏」，「因為我們有夢想，……因為我們願意為我們的夢想奮鬥」。埃及人最後贏了，古奈姆大聲地告訴世界，「不是因為任何別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相信自己的夢想」。開羅解放廣場上是有信念的人群，在那裡堅持十八天而成功的是一場革命、不是政治，「我們會贏，因為我們不懂政治；我們會贏，因為我們不玩它們那套骯髒的遊戲；我們會贏，因為我們沒有政治野心」。
中國那些「民運精英」不一樣，他們擁抱所有埃及革命所摒棄的。「新中國」的「精英」們在共產黨權力體制的扶植下出生，離開體制他們便無所作為，他們不想與之絕決，更不願斷然站到它的對面。面對挑戰共產黨政權自發的民間運動，這些人的策略如何，不難想像。二十年來海外「民運精英」車載斗量的策略與運作，近年來國內那些名為「異議」的人士與政府默契的「反對」行為，路人皆見，這類「精英政客」及其「異議」政治已被納入共產黨統治的一部分，它們與民間革命兩不相容。
「改革」作為權力者的話語
這些「精英」鍾愛「改革」，拒絕「革命」。可埃及革命中人們看到，言「改革」的是當權者—戀棧的穆巴拉克也罷，受命的蘇萊曼也罷；反對派—普通的民眾也罷，反對派組織、領袖人物也罷—沒有人出來唱和當局的「改革」，他們要穆巴拉克下臺，要政府解散。
實際上不止在埃及，也不單是今天。二十年前共產黨世界言改革的戈爾巴喬夫是蘇聯政府的首腦—蘇共中央總書記，在那個國家解體之後，他也隨之出局。當年東德共產黨的「改革」更為典型。交困於公民大逃亡與持續不「收」的萊比錫週一大遊行，政治局果斷「改革」—逼退黨魁昂奈克，開放邊境，力挽黨國於覆滅的狂瀾。當時宣布立即開放邊境而助成推倒柏林牆的政治局委員沙伯夫斯基談到這一段歷史時說，政治局推倒昂奈克是想在黨內進行一場戈爾巴喬夫式的改革，挽救共產黨。昂奈克的繼任克倫茲說得更明白，我們當時所做的一切就是要保住東德。也有非當權派言「改革」的，那是二零零九年在伊朗號召「綠色革命」的海珊•穆薩維，但他是作為反對派的總統候選人，是在與未來可能的權力相關中承諾改革的。
「改革」是權力者的話語—在其位者謀其政 ；「改革」是權力話語—為了權力：其目的不是削弱而是維護權力，其意義不在於「變革」而在於「拯救」—改革以拯救權力於危亡、維持權力於繼續；「改革」要藉助權力：權力在握才能令行禁止、才能力行「改革」。看那些阿拉伯國家政府今日如何爭說「改革」，再清楚不過了。
「改革」卻不是反對派的旗幟，也不是異議者的標誌。作為政權的對立面，反對派挑戰權力，他們立命於反對而不是附庸政府，包括它的政策以及它的「改革」。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反對派不給政府背書，不會捲入政府的政治—包括它的「改革」政治，以致要替政府代罪、為政府受過。權力之外的反對派或異議人士，既無能言 「改革」，更無力行「改革」。這是事實，也是常識，從三十年前波蘭的團結工會、捷克的七七憲章到今日阿拉伯世界街頭示威的反對派到民主國家的日常政治，莫不如此。
高唱「改革」，是虛擬反對派一個遮掩不住的馬腳。流亡的「政治精英」而醉心「改革」，標榜「異議」的知識份子而熱議「和解」，如果不是痴人說夢，必是別有用心；不是自欺，便是欺人。
「民運精英」—中國特色的虛擬「反對派」
二十年前緊隨在中國「八九」民主運動之後的是東歐共產黨制度的崩潰，二十年後阿拉伯人的革命後來居上。為什麼春風遲遲不度玉門關？！「民運」二十年不衰，中國離民主卻依然遙遠，活躍的「民運精英」是中國一道特殊的風景。
「改革」一詞在共產黨中國第一次出現是八十年代初—「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國家已瀕臨崩潰、不改變則共產黨難以為繼的時候，政府宣傳灌輸給老百姓的依舊是 「政策」，不是「改革」。一九八二年成立的「體改委」—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是政府機構，而一九八四年成立的「體改所」—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改革研究所 —則是一個為「體改委」提供資訊的研究機構（見陳一諮《八十年代體改所回憶》）。「改革」的概念當時是由這些非官非民又亦官亦民的「精英」傳播到社會的，這些「精英」由衷認同也得意於這種因得政府信任受當局重用或能影響社會的特殊角色。「體改所」八九年因「六四」而被裁撤，「改革精英」星散。環境變化了，但這種角色認同卻依舊。
「六四」鄧小平開槍把這些「精英」扔出了體制、趕出了國門，他們頓失亦官亦民之勢。雖已落草為寇，卻仍抱著往日的話語方式，以「反對派」的名義為黨國計議，兩不著邊地續演亦官亦民的角色。雖已淪為黨外、體制外，權力外的平民，還是張口國家的「政治發展」，閉口國家的「社會轉型」；建什麼「和解」智庫—與中共和解，與民族和解，與社會和解」，自以為受政府之托、負黨國重任、甚或權力中人；雖以「反對派」自居，卻用居廟堂之上的口吻挑剔反對運動不合「推動轉型目標」的盲點誤區，以「民間」的身份為當局者慮；……「八九」二十年過去，他們依舊為當局的附庸—二十年前「在位」地附庸、二十年來在野地附庸。作為知識份子，他們可能獨立於一切獨立的見解與立場，唯獨不能獨立於共產黨—它的權力、它的體制、它的政府；作為「異議」人士，他們不異議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 「異議」異議的他人，他們不忌黨同伐異；作為「反對派」，他們會反對民眾—民眾的「原始正義」、民眾的「有敵」、民眾的「以暴抗暴」，唯獨不是那個暴政六十年的共產黨政權；他們「民運」二十年，個人成長為「領袖」，運動收縮為「運作」，革命消解於無敵，……
對於這些張口「國家」閉口「社會」張口「聯邦」閉口「憲政」的體制門客，什麼「獨立知識份子」、「異議人士」、「反對派」、「民主運動」，不過是推銷自己、以利黨國的包裝；民主信念、道義原則，則為諸公不屑。這種推銷時常過分誇張不免露出「虛擬」的破綻。有人甚至在「八九」二十年後的今天還以學者的身份對國人理論地鼓吹鄧小平模式為中國轉型的起點。他們對共產黨權力的寄生，不禁使人聯想起「文化革命」中被名之為「紅外圍」的那樣一個群體。他們是「紅衛兵」的外圍，有幸給「紅衛兵」服務，例如替他們監管「黑五類」的狗崽子—那些出身「有問題」的同學。雖然他們自己出身並非沒有問題，不過一入「外圍」，便榮升「可教育好子女」了 ，雖說不成「革命接班人」，到底「外圍」了。這些當年的「改革精英」今日的「民運精英」、「異議精英」，鬢髮染霜也不改為黨國「外圍」的心志。用那種種 「改良」的、「漸進」的、「和解」的、「和平非暴力」的策略，幫閑政府、外圍黨國、利益自我，危害社會。
埃及人從虛擬的空間走向現實的革命，埃及革命把精英政治掃入歷史，中國的民主卻因為精英政治而化為虛擬。忘記那些灰色可掬「精英」，丟開那些烏煙瘴氣的策略，擺脫那些骯髒的政治交易，中國真正的改變從此開始。
2011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