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朱德和毛澤東在井岡山革命鬥爭時期的爭論及其後來的影響，雖在一些歷史書籍中有所記載，但對其爭論的由來與實質卻語焉不詳。有幸的是，2009年7月12－15日，我參加了「文化部文化管理清史辦幹部井岡山培訓班」，其間，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特聘教授余伯流先生給培訓班全體學員講了一堂生動的《井岡山鬥爭與井岡山精神》的課。他在談到1929年紅四軍「七大」前後有關井岡山革命道路的開闢者和奠基人，紅四軍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朱德爭論一事時，較為詳細地介紹了他如何根據和運用中央檔案館的檔案，「實事求是」地介紹了以往為黨史、歷史課本諱莫如深的這一段歷史，並說「實事求是」是他多年研究中國革命史的最主要的經驗。
余教授是這樣敘述1929年紅四軍「七大」前後有關毛澤東、朱德之爭的：
朱毛之爭原委要從1929年初朱毛率軍離開井岡山談起。朱毛下山後，一路行軍並不順利。毛澤東感到，在國民黨軍隊窮追不舍的情況下，紅四軍黨內再照過去那樣，遇事層層討論、層層匯報，直至前委最後定奪，太麻煩不說，還會貽誤戰機。於是做出了「停止軍委辦公」的決定，取消了以朱德為書記的軍委。對此，朱德無意見，陳毅表示同意。2月，中共中央去信，要紅四軍分散行動，並令朱毛到上海「學習」。此信在紅四軍內引起了混亂。毛澤東不願意去，並勸朱德也不要去，紅四軍上下也不希望他們去。毛澤東為此寫信批評了中央的決定，中央後來也不再提及此事，但卻派了劉安恭到紅四軍任職。劉安恭一來，就引起了軒然大波。劉安恭與朱德同為四川籍，兩人又同在德國留過學，關係不錯。他受黨中央委派，到紅四軍後，毛澤東出於紅四軍內部對劉安恭本人資歷、經歷的尊重，徵得朱德、陳毅的同意，決定恢復臨時軍委，讓劉任紅四軍臨時軍委書記和政治部主任，位在毛、朱之下，陳毅之上。由此引起了一場朱毛之爭。
劉安恭一到任即召開紅四軍軍委會議，並做出決議，撇開黨中央關於軍委統轄於前委的指示，由軍委統轄紅四軍，要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委「只管地方工作」，並提出要反對紅四軍中存在的「家長制」。毛澤東看了這個決議後，大吃一驚，非常生氣，立即召開前委會議，取消了臨時軍委。劉安恭激烈反對，認為，「既名四軍，就要有軍委」，指斥毛澤東和前委「管得太多」，「權力太集中」，毛有「家長制」作風。朱德贊成劉的觀點，他提出，「黨管一切為最高原則」，但應「通過無產階級組織，起核心作用」；並批評毛澤東在實行「由上而下的家長制」，說毛「強調黨員行動受限制，但他自己的行動是自由的」，「不聽中央調動」。而毛澤東則堅持己見，非要廢掉臨時軍委不可。由此朱毛之爭持續了半年之久。
余教授接著說，朱毛之爭在雷湖和白沙兩次會議上依然激烈地進行著：
1929年五六月，紅四軍在雷湖和白沙舉行了兩次前委擴大會，就設立軍委等問題進行討論。雙方依然爭執不下。毛澤東見會議無結果，憤然表示要辭去前委書記職務。在白沙會議上，毛的觀點得到36票贊成，朱、劉等5票反對。但毛在會議後，還是表示要辭職。陳毅在朱毛之間始終持調和立場，希望兩人從黨和革命的立場出發團結一致。他說：「你們朱毛兩人，一個晉國，一個楚國，你們兩個大國天天在吵架，我這個鄭國在中間不好辦。跟哪個走，站在哪一邊？我就是怕紅軍分裂，怕黨分裂。我是希望你們兩個團結。」陳毅的調解未能起作用。後來在紅四軍「七大」上，經全體出席者的表決，毛澤東的前委書記職務被撤，陳毅當選為前委書記。林彪在雷湖會議後卻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要毛不要辭職。他還在信中說，朱德整天「無所事事」，「有當領袖慾望」，毛看了信後「若有所思」。
我們要問：朱毛之爭的焦點和性質是什麼？
著名歷史學家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指出：朱毛之爭」焦點是紅四軍內是否仍要設立軍委」。從余教授的言談中來看，確乃如是。朱毛之爭的確緣於「軍委」的廢設，這是千真萬確的。朱德和劉安恭都認為毛澤東在廢立「軍委」問題上實施一言堂的「自上而下的」「家長制」作風。劉安恭還在給中央的信中聲稱朱、毛已「分成」兩派。
但朱德為什麼這次「反」毛呢？先就朱反對「黨管一切」言，朱德認為，「黨管一切為最高原則」，但應「通過無產階級組織，起核心作用」，這正如余教授所說，朱德只是「主張黨不要包辦代替」。至於說朱德批評毛澤東「不聽中央調動」，也是情有可原的。因為朱德長期以來就是一位軍人，「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一直深深地紮在他的腦海中，也是他在國民軍隊中始終遵行的原則。談起毛澤東的「家長制」，朱德批評毛澤東「強調黨員行動受限制，但他自己的行動是自由的」，是在實行「由上而下的家長制」。這句話體現了朱毛之爭的主要內容。由此，我們也完全可以反過來說，如果朱毛會師一年多的實踐中，毛沒有「由上而下的家長制」作風，那麼忠厚老實的朱德決不會批評他。不是嗎？毛在設立紅四軍軍委這一問題上出爾反爾，劉安恭來紅四軍任職前，毛澤東為加強權力，取消了以朱德為書記的軍委；劉安恭到任後，毛澤東違背自己的言論，隨心所欲地又設立「臨時軍委」。等到劉安恭不聽他話時，又自作主張地提出和取消了「臨時軍委」。毛澤東在這裡不是實行「由上而下的家長制」又是什麼？再有，毛澤東在雷湖會議上聲言要辭去前委書記職務，在白沙會議上得到了壓倒多數的贊成票後依然還要辭職，這顯然是非要朱德向他屈膝下跪不可。難怪紅四軍「七大」會議上的口號是「鬧個人意見的滾出黨內」（余教授提醒聽講者注意這句話），矛頭所指也是明顯的。
1930年，中央特派員塗振農來紅四軍巡查後做了一個「巡視工作情況報告」。他說，「朱德同志很坦白地表示，他對中央的指示（指毛澤東繼續任前委書記）無條件地接受。他承認過去的爭論，他是錯的，毛澤東同志也承認工作方法和態度的不對，並且找出了錯誤的原因」；朱毛之爭「只是同志間個人的爭論，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這一派的爭論」。（《毛澤東傳》第207－208頁）在當時戰爭的特殊情況下，這種和稀泥的態度可以理解。但說朱毛之爭「只是同志間個人的爭論」，那麼，試想如果沒有具體內容，個人之間會無緣無故地「爭論」半年之久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