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大慶油田，一般的常識是：李四光的理論發現的，王進喜打出來的。此外，還有用黃汲清理論發現的說法，和謝家榮居功至要的論述。一個世界級大油田的發現，怎麼能半個世紀過去了，還不明真相？最近走訪謝學錦先生時，談話中特意問及大慶油田的發現，希望能從訪談中理出頭緒來。
謝學錦先生是中科院院士，我國勘查地球化學的奠基人，近20多年我國80%多的新發現礦產，都是根據他的區域化探填圖項目提供的目標及線索找到的。他父親是謝家榮先生，中國老一輩地質學家，中國礦床學的主要奠基人，中國經濟地質事業的主要開拓者。謝家榮曾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和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地質部普查委員會總工程師，是注意到在東北平原找油的第一人。
李四光並未說大慶油田是用他的理論找到的
許多年來，國內一直說是在李四光的地質力學理論指導下發現了大慶油田。文革後，地學界開始敢於發表不同見解。黃汲清上書鄧小平，認為大慶油田的發現與李四光的地質力學理論無關。
請教謝學錦先生時，他說：「地質力學和發現大慶這兩者之間確實沒有關係。李四光先生並未說大慶油田是用他自己獨創的地質力學理論找到的。是在大慶油田發現了兩年以後，他有一天寫信給何長工，把大慶油田第一次和他自己的研究聯繫起來了。但當時的原話也只是說‘再一次證明了華北平原、江漢平原和松遼平原聯繫起來作為新華夏沉降帶中三個段落的看法是正確的。這一看法，與地質部找油部署的方向符合’。就這麼一句‘方向符合’，被人演繹出了傳誦至今的故事。發展到後來，也許是由於政治的某種需要，宣傳的調子越來越高，甚至報刊和中小學教科書都說是根據李先生的地質力學理論找到了大慶油田。李也就默認了。實際上，他寫那封信的時候，不僅石油部的鑽探工作已經發現了大慶油田，而且在華北及江漢若干地點都發現了油砂。這是先有發現，兩年後再去套理論。而不是以理論指導發現。而且，兩年後去套的這個理論，即新華夏沉降帶有三個段落，只是個大地構造學理論，並沒提到這跟石油有什麼關係，跟怎麼找石油更沒有關係。當時地質部找油的具體部署指揮是普查委員會的常委謝家榮、黃汲清和劉毅，他們遵循的完全是傳統的石油地質學理論及大地構造學理論。在那時地質部普查委員會草擬的各種文件中，根本沒有「新華夏沉降帶」這樣的新式術語，更不用提是用這樣的理論指導在東北的工作了。」
黃汲清沒用陸相生油理論指導大慶油田的發現
黃汲清先生在指出大慶油田與李四光的理論無關的同時，認為把華北平原、松遼平原、鄂爾多斯盆地、四川盆地作為找油重點，是根據他和潘鐘祥的陸相生油理論，結合多年實踐提出的。那麼，這是怎麼回事呢？大慶油田的發現與陸相生油理論有關係嗎？
謝學錦先生說：「黃汲清先生後來曾明確提出說大慶油田的發現是根據了他的陸相生油理論。這是在他給鄧小平的信和1994年獲何梁何利科學技術成就獎的文字說明中都提到過的。但我以為，這也不夠實事求是。翁文灝、謝家榮、黃汲清、潘鐘祥等人的早期研究工作，都曾發現西部幾個油田賦存於陸相地層中。可是這些油田儲量都不大。世界上其他地區在此前發現的在陸相地層內的油田儲量也都不大。誰也沒有提出過可以在陸相沉積中找到像大慶這樣的大油田。在1955年決定將松遼平原的石油普查列入普查委員會計畫之前，黃先生也從未寫過有關中國東部石油遠景的文章，更未寫過松遼平原石油遠景的文章。在1957年第三次石油普查會議上，黃先生的報告中提到陸相生油時，也只是說：‘1943年我們根據在新疆等地的工作結果提出陸相生油的重要性……但就整個世界來說，海相生油無疑還是佔著絕對的重要地位。今後我們要繼續注意陸相生油，但對海相生油更要注意。’‘海相優於陸相，在其它條件相同時，沉積盆地有海相沉積比無海相沉積好。’對松遼平原他也只是說，‘南部平原位於法庫以南……可以存在第三紀海相地層。’‘松遼平原的關鍵問題是：（a）加緊進行物探，進一步劃分平原下的構造單元；（b）配合淺鑽，研究松花江群的岩相特徵、分布規律及其生油和儲油的可能性。’他的這些話表明，他並沒有用陸相生油理論去指導大慶油田的發現。
「在大慶油田發現之前，地質學家們設想的是，有可能在松遼平原找到世界上非常重要的海相第三紀的儲油層。這是合乎邏輯常識的，因而是無可指責的。而鑒於當時已經發現的松遼平原下可能存在海相第三紀的事實，如果不去設想可能發現海相油田，而用陸相生油的理論去指導工作，那是不可思議的事，因為它違反起碼的邏輯。」
謝學錦說：「我同意張立生先生的一段話：‘歷史不應該是這樣書寫的。在大慶油田被發現並且被證明是陸相生油的油田之後，就說是用陸相生油的理論找到了大慶油田。在發現了大慶油田，又在華北與華中若干鑽探地點發現多層油砂後，就說是按李部長指示，在新華夏構造體系內找油取得了成功。這一樣是在塑造和妝扮歷史，而不是反映歷史。’」
石油地質普查是大慶油田發現鏈上最重要的環節
近些年來，有不少人寫文章，認為謝家榮先生在大慶油田發現過程中的貢獻被抹殺或低估了。對此，謝學錦先生強調，最重要的不是探討哪位個人的貢獻，而是大慶油田發現全過程的歷史真相。
他說：「李四光、黃汲清兩位和我父親不同。李、黃兩位先生主要是理論地質學家，解放前他們的興趣主要在搞理論的研究，尤其李先生，對具體的找礦實踐做的很少。解放後國家發展，迫切要求解決找到礦藏的實際問題，理論家這時很容易想到‘自己的理論’要設法靠上實際。而我父親更願意說自己是個經濟地質學家，他的興趣主要在於巧妙地用一切已有的有效的理論知識與方法找到礦。他強調理論找礦，並在具體實施中常有新見解，也有自己的理論。但他從不強調‘我的理論’。儘管他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就明確指出：‘到現在為止，東北還沒有發現的礦產，最重要的是石油。’而且也不斷發表文章說，儘管全世界油田海相生油為主，但陸相生油在中國的地質情況下亦應給以重視。但是，我認為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們現在可以實事求是地來看一看大慶油田發現的全過程了，搞清楚在這條所謂的發現鏈（Discoverychain）上，哪些是關鍵的環節，哪些人起了關鍵的作用。」
謝學錦認為：「第一個重要的環節是先後有阮維周、翁文波、謝家榮、孫建初、高振西預測東北平原可能有石油蘊藏。特別是謝家榮，反覆強調了東北平原的含油遠景，並且在1953年6月根據東北平原有很廣闊的含油氣遠景將其命名為松遼平原（或松遼盆地）。接著，在全國開展大規模石油普查的前夕（1954年），謝家榮發表了《中國的產油區和可能含油區》，將其分為三大類共20個含油氣區域，松遼平原被列為8個‘從大地構造推斷，希望很大，但油氣苗分布不廣或尚未證實的可能含油區’之一。其後，李四光也使用‘松遼平原’的術語，說出過一句‘華北平原與松遼平原的摸底工作是值得進行的。’這樣的話。此外，蘇聯專家也看好松遼平原，指出地質資料甚少的茫茫大平原有石油遠景。這些是決定對松遼平原進行石油踏勘的理論基礎。」
第二個重要環節，謝學錦認為是1955年地質部第一次石油普查會議。他說：「謝家榮在這次會議上作了長篇報告《石油及天然氣礦床的普查》。他在會上提出‘在全國含油區和可能含油區內進行大規模的全面的地質普查是十分必要的’。他極力反對當時慣用的方法，即只在發現油苗的附近及地質研究程度高的地點作詳查及鑽探。這次會議後，普委會按照會議精神，組織大批隊伍，分赴各地進行石油普查。這點我們從謝家榮1955年的日記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和黃汲清先生幾乎是天天沒日沒夜地親自部署全國各地的項目，編審計畫，擬定工作方法，並赴野外實地考察、指導工作。在第一次石油普查會議閉幕之後，謝家榮和黃汲清一道專門提出了松遼平原的石油地質踏勘項目，並堅持當年立即做部署工作。黃汲清先生讓蘇雲山收集資料並起草了踏勘任務書，謝家榮親自起草了《關於松遼平原石油地質踏勘的工作方法》。對松遼平原進行石油地質踏勘，是大慶油田發現鏈上最重要的環節。因為有了地質踏勘項目，才能在1956年將松遼平原正式列入全面進行石油普查的地區，進而有了1956和1957兩年在整個松遼平原進行的大規模全面石油普查活動。」
匈牙利地震隊對發現大慶油田起了關鍵作用
那麼，普查的過程中，哪一個環節特別重要呢？
謝學錦先生說：「第三個重要環節我認為是匈牙利地震隊發現長垣構造，地質部鑽探見油砂。當時，匈牙利的Etvos研究所的地震隊是世界著名的。所以中國作出部署，請該所的地震隊來中國做地震找油，並幫助培訓中國作地震方法的技術人員。工作地點定在西部。顧功敘先生後來親口告訴我說，1956年底時，Etvos所地震隊在西部的工作已經做完，但合同期未滿。顧功敘跑去找謝家榮、黃汲清、劉毅，想留這個隊伍再選一地區。顧說，鑒於當時松遼平原石油地質普查已取得進展，於是謝、黃、劉決定，將匈牙利地震隊調到松遼平原作石油地震工作。1957年，匈牙利地震隊進入松遼平原。第二年，他們即在這一地區發現長垣背斜構造。緊接著，地質部在構造上打普查鑽，見油砂！這一關鍵性結果，使松遼平原找油遠景驟然大幅升級。從而導致後來兩部在該地域集中力量鑽探，最終確定出松基一、二、三井的井位。」
謝先生指出：「匈牙利地震隊的工作對大慶的發現有關鍵貢獻。可是從來沒有人提過他們一句。好像我們中國人得了幫助，然後把人家忘得光光的。我覺得這是不應該的。我們應該真實地對待歷史。」
「大慶油田發現的第四個重要環節，」謝學錦先生強調說，「是石油部在地質部的地質工作基礎上進行的大規模鑽探。」
他說：「顧功敘先生對我說，1959年春節清晨，何長工來電話，要他趕緊帶資料去何的家。他去了，看到余秋里、康世恩都在，還有石油部的人。許多圖件在客廳裡攤了一地。余秋里蹲在地上看圖紙，一隻空袖子晃晃蕩蕩。顧說：他最記得的是，余秋里聽完匯報說，我明天就帶200人，立刻動身去現場。此後，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有餘秋里部長的魄力與親臨火線的精神，有石油部的石油地質學家精彩的石油物探工作，正確地擬定松基三井井位，終於在當年國慶節前鑽探噴油，導致大慶油田的發現，舉國歡騰。」
謝學錦說：「可見，找礦並非一種純學院式活動。首先，它總是要涉及到成礦成藏的許多已有的久經考驗的理論。需要根據經驗與敏銳的洞察力來利用這些理論，而有時又不能被它們所限。為能作出正確決策，還需要有明確的戰略部署、先進的技術方法、縝密的工程部署及堅持不懈的工作。大慶油田就是通過這樣一條發現鏈，艱難幸運地取得成功。說實話，它的發現與誰的獨創理論都沒有關係。倒是發現陸相地層中居然能有這種大油田的事實——這也是自然界和理論地質學家開的玩笑，不僅推動了在華北、山東、江漢等地區的找油工作，而且推動了石油地質學的理論研究。」
筆者瞭解到，當年直接指揮石油普查的謝家榮、劉毅，在反右時都被劃為右派；黃汲清被列為「右派傾向」，不被重用。謝家榮在文革初被批鬥侮辱後，自殺身死。劉毅本是革命老幹部，後來被發送到東北勞改，力盡抱樹而亡。於是，真正在大慶油田發現過程中起過關鍵作用的人物，就很容易地被人忘記了。
同時，大慶油田的發現，不是用李四光的理論找著的，也不是王進喜的鑽井隊打出來的。1959年9月26日松基三井噴油、發現大慶油田時，王進喜在西北，還沒調到大慶來。他1960年4月14日開始在大慶開鑽打井之前，那裡的葡7、葡20、葡4、葡11、太2、薩66、杏66等井都已經打出油了。王進喜那令人讚佩的精神是在後來開發大慶油田的過程裡產生的。在大慶油田發現的最後衝刺過程中，石油部中層下層的技術人員是最重要的功臣。
應該記住那些曾被我們忽略了的人。
原標題 發現大慶油田與獨創理論無關——謝學錦院士訪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