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代人，都是在聽「紅歌」和唱「紅歌」中長大的，《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現在我們還會唱。我們看的電影，除了《地道戰》和《地雷戰》以外，就是8個樣板戲。
唱「紅歌」和看樣板戲時，我想不明白：李玉和沒有老婆，哪來了李鐵梅？候常寶唱「爹想祖母，我想娘！」她爹當然應該想祖母，但是，為什麼她爹就不能想娘？還有，我至今還不知道，方海珍的老公是誰？......
現在我想通了，這些「紅色」作品是根據需要編寫而成的。
哪怕是到了高考恢復後，我們大學裡，每天中午高音喇叭播放「全國十首優秀歌曲」，我當時也不明白，為什麼中國十億人，只唱「十首歌曲」。
如今，「紅歌」提倡者說，「紅歌」是中國文化特別寶貴的文化代表，就像莎士比亞是英國文化的代表一樣。這個比喻不但「荒腔走板」，而且「獨一無二」、「天下無雙」。
戰後，德國出現政黨政治以後，根據德國的國旗顏色，人們習慣用顏色來劃分主要的政黨，比如保守的基督教聯盟是黑色，激進的社會民主黨是紅色，自由民主黨是黃色，它們構成了德國政治的主色調。後來，綠黨出現，現在還有超左的紫紅色左翼黨。
在政黨政治裡，「紅」指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公民道德，而是按照某一政黨的要求，來思想和規範人的行為。
目前，中國「紅歌」提倡者提倡的 「紅」，一般理解為像「文革」一樣，要求所有人的思想一致。按照某種「正確」的政治思想來編寫的「紅歌」，目的是要傳達這種「正確」的思想。用歌曲或音樂來宣傳政治理念，並非中國獨創。
據說希特勒曾叫人在拜羅伊特，為他專門演出瓦格納的作品，當時希特勒聽著聽著，感動得流淚，恨不得立刻上臺，與這位天才音樂家執手親談。瓦格納青年時期，其思想主要傾向於「德意志」，他受到費爾巴哈和巴枯寧的影響，寫過許多狂熱激進的文章，甚至參加過德累斯頓的革命。
唱「紅歌」未必就是愛國，至少不是愛整體中國，因為中國並非從來就是「紅色」的。「紅色中國」是西方人給的概念，以區別對岸的「藍色中國」。
如果說，海南人喜歡唱《我愛五指山我愛萬泉河》，多少是愛家愛鄉的情感流露。但是，全中國人都唱《學習雷鋒好榜樣》：「學習雷鋒好榜樣，忠於革命忠於黨，愛憎分明不忘本，立場堅定鬥志強。學習雷鋒好榜樣，艱苦樸素永不忘，願做革命的螺絲釘，集體主義思想放光芒。學習雷鋒好榜樣，毛主席的教導記心上，全心全意為人民，共產主義品德多高尚。學習雷鋒好榜樣，毛澤東思想來武裝，保衛祖國握緊槍，繼續革命當闖將。」這跟愛國愛家就沒有什麼關係啦，目的是愚民，讓人不做公民，而是做「革命的螺絲釘」。
我們這代人，很多在聽「敵臺」中長大。我讀中小學的時候，堂哥有一部收音機，是他的外公在泰國，回來探親時送給他們家的最好的禮物，也是我們村子裡最好的娛樂。
大人白天和晚上聽，我跟堂哥深夜聽。我們深夜聽對臺廣播節目，當然也聽臺灣的「敵臺」。聽「敵臺」是會被判刑的，哪怕到了1986年，我在湖北銅祿山工作時，還看到高牆上寫著「嚴禁偷聽敵臺，人人監督舉報！」的標語，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
冷戰期間，「藍色中國」為了執行「反攻大陸」的政策，開展最多的就是對大陸的廣播與空飄作業。廣播是國民黨對大陸宣傳的重要工具。主要的電臺有金門前線電臺、中央廣播電臺和中國廣播公司的「自由中國之聲」。早年金門前線廣播本質上為「對敵喊話」，播報員均為由大陸去臺的專業播音員，發音字正腔圓，乍聽之下幾乎分不出是臺灣電臺或是大陸電臺。大陸所稱的「收聽敵臺廣播」，指的多是中央廣播電臺的廣播，其播音員亦模仿大陸電臺的腔調，據說是為了方便大陸聽眾偷聽，以逃避瞬間的偵查。
至於廣播的內容，則包羅萬象，從時事講評、宣讀國民黨的文告、到社會新聞等等均有。比如， 1966年，蔣介石因為「文革」爆發，在廣播裡發表《告全國軍民同胞書》：「……大家知道，凡是一個民族之存亡消長，全視其傳統文化之優劣文野而定。如其優秀文化，一旦毀滅，則民族精神，隨之喪失，而整個民族，亦等於名存實亡！我中華民族之所以能綿延不絕，永恆保持，並隨其時代而進步，所以他能發揚光大，歷久彌新！」
大陸改革開放以後，港臺的流行文化旋即席捲神州，使得國民黨對大陸廣播又有了新的內容，即大量播放流行音樂。這時候，我偷聽「敵臺」，往往是鄧麗君的歌曲，什麼《月亮代表我的心》，什麼《甜蜜蜜》，均是「敵臺」播送的。
「敵臺」的操作，是對岸實實在在存在一個「敵人」，通過廣播心理戰，希望打倒對方。但是，「敵我」是人為的概念和劃分，並非永恆的定義。中央廣播電臺的民雄分臺臺長黃吉祥先生說，以前他們是「反共電臺」，現在要做兩岸溝通的橋樑。
「紅歌」的操作者，是否內心存在一個「假想敵」？自己設立一個對手，不懈努力而花費大量的心理和金錢，來同這個對手作戰？
如果在一個有顏色黨派劃分的政治社會裏，想要在一個國家保持長久的優勢，任何一個政黨，都會將其他政黨當成一個永久的假想敵，不停地打擊對方，直至超越對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