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一別數年，父親臥室中，那對小沙發似乎更小了。我和父親相對而坐，恍如隔世。
父親輕輕地，用嘆息一樣的聲音說著：「去年上半年，從北京的吳晗、鄧拓、廖沫沙，到上海的賀綠汀、周信芳、李平心、周予同，一個個在報上排隊點名批判。我雖覺得來勢空前，但還心存僥倖，以為這些年足不出戶，也許可以倖免的。」說到這裡，他的臉上現出一個像哭一樣的苦笑，做了一個手勢，「沒想到，這次是通吃。」
使父親一直忐忑不安的是，抄家時，家中被抄出了一件「武器」。
父親告訴我，當時，來抄家的人除了按慣例將母親的幾件首飾，以及家中存摺拿走外，還硬逼著父親要他交出「槍支彈藥」，父親說他一生都是拿筆的，從來沒有拿過槍。可是那些人居然從一隻箱子底下搜出了一把匕首。那匕首柄上鍍了鋅，逞亮逞亮，還有一個精緻的皮套子。更嚴重的是，皮套上還有一個國民黨青天白日的黨徽。當時就給父親定下了私藏武器，妄圖復辟變天的罪名。父親怎麼也想不起，家中如何會出現這把匕首的。他擔心，日後不知會如何追究。
我頭腦中電光石火，豁然一閃，脫口說：「原來是它。我想起來了，那是我的東西。」
父親大惑不解：「怎麼會是你的東西？」
我說：「媽媽當年開過服裝店，為小學生做過童子軍服。其中配套的就有一把童子軍刀。我那時只有五、六歲，就留了一把給我當玩具，一直保存到我出事。這算什麼武器，我記得清清楚楚，童子軍刀是不開口的，割肉也不會出血。日後萬一再來問起，就說是我的好了。」
父親如釋重負，連聲說：「這就好。既然是沒有開過刀口的，問題的性質，也許就能輕一些了。」但旋即又憂心忡忡地皺起了眉頭，「說是你的也不妥。你的處境已夠險惡了，說不定會再次惹禍上身；說蘊玉（母親的名字）的更不妥，她至今尚無大的麻煩，這一來，不是引鬼上門麼？」
一把二十年前，不具殺傷力的小學生的童子軍刀，始終是壓在父親心中的一塊石頭，擔驚受怕，直至去世。
我家的被抄，還殃及了無辜的惠英表姐。
惠英表姐姓楊。她屬鼠，生於一九零零年，比屬雞的我的母親還大了九歲。惠英表姐和我家其實只沾了一點很遠的遠親。她是我父親同父異母的大姑母夫家的一位遠房堂侄女。她幼年喪父，母親患病，靠親戚接濟長大。婚後曾隨丈夫遠赴印度、南洋及香港，一直未曾生育。數年後，丈夫有了外遇，她被迫回國。在那個年代，她雖為棄婦，卻始終沒有同丈夫離婚。而她的丈夫也始終對她維繫著一份責任，那就是每月寄給她一份微薄的生活費，倒也幾十年未曾中斷。據我記憶所及，上世紀五十年代到她去世的七十年代中期，大約每月折合人民幣三四十元。
惠英表姐回到上海以後，幾十年間孑身一人。我大姑母早年孀居，從中年到晚年，一直住在我家，由父親承擔她和她獨子公器表兄的生活，惠英表姐也長期寄居我家。我出生後，惠英表姐就幫助忙於謀生的母親（我生於一九四三年，正處於日偽統治下。當時父親辭職家居，家中生活靠母親開一家小店維持），擔當起了照顧我的全職，在我身上傾注了可以說是超過母愛的親情。她寄居我家幾十年，由於她的熱心和樂於助人，從長輩的我的父母，到平輩的弟妹以及鄰居，都共稱她為「二阿姐」。就是這樣一位可憐而又可親的孤寡老人，在我家遭受抄家的時候，她幾十年苦苦節省下來的一點微薄的積蓄，也連帶被查抄一空。
在這件事情上，說起來，上海圖書館那些來抄家的人員還是相當嚴格按照「政策」辦事的。根據當時有關抄家的不成文慣例，在抄某一人的家時，對同住在一起的親屬可實行「帶抄」，而決定是否「帶抄」的界限，就在於是否分灶吃飯。於是，已婚且住底樓的二姐汝珍，因為獨立開夥而倖免於難，單身而寄食我家的惠英表姐卻難逃此劫。
惠英表姐被抄走的財物，與當時有些大戶相比，也許微不足道，卻是她賴以養老安身的唯一經濟依托。
我回上海探親的日子裡，有一天晚飯後，在惠英表姐住的小亭子間內，她握住我的手，向我述說她在抄家中的損失。由於長年抽煙，她的聲音很嗄啞。她說：「在這些東西中，我最捨不得的是一對翡翠鐲子，碧綠碧綠的，是當年在印度買的，緬甸產的上等貨。我本來打算在你結婚時，送給你的妻子做見面禮的。可是，現在……」她搖搖頭，又淒然說，「我現在最大的心願，是死在仲劼（那位遺棄了她的前夫）前面，這是我的福氣。不然，我這個孤老太婆就更慘了。」
我無語。
我知道，多年來，她一直是把我作為自己晚年的寄託的。然而，我已落到如此境地，我說不出一句話。
燈光如豆，房中很暗——留在我記憶中的那幾次探親回家的景象，都是黑白的畫面，沒有一點色彩，而且十分晦暗。即使大白天，也是陰沉沉的，彷彿沒有一天是晴天——眼前惠英表姐身上只剩下一副骨架，顯得更蒼老，更瘦小了。乾枯而密佈皺紋的臉上，似乎只有一雙泛黃的大眼珠，定定地注視著我。她問我：「阿添（我的小名），你什麼時候能離開那個地方？」
我知道，她指的是勞改農場。我搖搖頭：「不知道。」
她傷感地又問：「我能等到這一天麼？」
我強忍住眼淚：「等吧，總會等得到的。你一定要等到這一天。」
就是眼前這高度不到一米五十五，重量不足四十公斤的身軀，從我三歲到七歲患肺結核的那幾年，每天早上，從家中背著我穿過幾條馬路，到離家最近的復興公園呼吸新鮮空氣，爾後，再從復興公園，將我背回家中。三、四年後，我終於痊癒了，而她腿部的淋巴，由於長期用力過度，卻終身留下了好幾個腫塊。
我在家的這些日子裡，已經自行單獨開夥的惠英表姐，每天都要燒一個菜，送到我的飯桌上。菜不多，但很精緻，有時是茭白抄肉絲，有時是韭黃炒肉絲，有時是幾塊栗子紅燒肉，有時是碧綠的韭菜花炒小蝦米……我至今記得，我到家的當天中午，就看到飯桌上，惠英表姐送來的那一碗南瓜炒毛豆，這是我從小就特別愛吃的。一別三年，惠英姐居然還記得，還想得到，還那麼放在心上。使我深深地感覺到，我這個已經被趕到社會最底層的，見不到天日的角落裡的人，還有一位同我其實並無任何血緣關係的長者在關愛著。
惠英表姐是一九七六年去世的。我正在軍天湖農場服我的十五年徒刑。接到母親來信告知噩耗的前一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夢中彷彿是家中遇到了喜事，母親給了我一個大紅封袋，說裡面裝著一份喜帖。醒來後，我很不安，因為以前我曾聽一位善於解夢的獄友說過，夢中出現的情景往往同現實是相反的。夢中遇到喜事，也許正是大惡之兆。當天下午，我在工地上挖土，中隊事務犯（相當於犯人大組長）過來分發家信，其中就有母親給我的信，信中告知，惠英表姐因患肺癌於日前去世。
我的父親在一九六八年已經去世。
三個至親的人，至此走了兩位。
在寫信稟告母親後，我在勞改農場內為惠英表姐戴了一個月黑紗。
惠英表姐身後，我是唯一為她戴孝的人。
一九七八年八月，我獲釋回家。家人告訴我，惠英表姐彌留之際，還將唯一的一張二百元存摺交給母親，說：「阿添總有一天要回來的，等他回來給他，他用得著。」
四
我回家的當天下午家中來了五、六位客人，都是同一幢樓或同一里弄的近鄰，清一色的年過古稀的老太太，其中有住在底樓的瀋氏五嬸，還有二位依靠街道救濟金生活的孤老吳阿姨和林阿姨。我母親早年曾擔任過裡弄居民委員會的小組長，和鄰居的關係很融洽。她們對我父親也很敬重。令我感動的是，在那樣的非常時期，她們都沒有一點牆倒眾人推的意思，見了我也很親熱，還不住地問長問短，沒有任何歧視的成份。
我拿出從安徽帶回的農場產的茶葉，沏茶請她們喝。茶葉雖然是最次的，但她們都說畢竟是新茶，有一股很濃的清香。
老阿姨們走後，我忽然想起林阿姨進屋後見到我時，對父親說的一句話：「嚴先生（她們還稱父親嚴先生，這對父親是莫大的安慰），
今天阿添（我的小名）回來了，大家就隨便聊聊，不要學習了，明天再學吧。」就問父親，是怎麼一回事。
見我發問，父親的臉上居然泛起了一絲難得的笑容。他告訴我，前些日子，裡弄居民委員會通知，當今全社會都要掀起學習毛澤東思想的熱潮，即使散居在裡弄中的退休老人、家庭婦女，也必須趕上這個「革命形勢」，也要按組、按戶成立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做到毛主席著作、語錄天天讀。今天來的這些老人，就是由幾戶近鄰組成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成員，她們隔天來我家，由父親向這些老人們，就《毛澤東語錄》逐字、逐句、逐條，從字音到詞義到內容，仔細地進行講解。據父親說，倒也頗得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老人們的歡迎。父親認為，自己雖然屬於被打倒的對象，但在接受「審查、批判」期間，還可以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識，對這些老人進行一些文字上的輔導，作為自己「將功補過、接受改造」的一種表現。
父親越是說得輕鬆，我越是聽得毛骨悚然。不等父親說完，我就連連搖手道：「爸，你好糊塗。現在這個時候，還沒事找事。千萬，千萬，從明天起請幾位老阿姨另找地方，你也絕不要再作什麼輔導了。」
父親看著我，迷惘地問：「那又為什麼？學習毛主席語錄不是大力提倡的好事麼？」
我苦笑：「不錯，是好事。但這好事輪不到你來做。你做了，說不定就是壞事。」
父親不解：「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咬咬牙，說出了一句：「因為你沒有資格。」
父親臉如死灰。
我嘆了口氣，告訴父親，他這樣做，實在太危險了。說白了，他和他的同類人的命運，現在真正是叫做聽天由命，決非一時一事的所謂進步表現，所能改變得了的。這些老阿姨，即使目不識丁，但她們今天的身份，都是「革命群眾」，《毛主席語錄》更是至高無上的經典，以父親「牛鬼蛇神」之身，居然輔導「革命群眾」學習「革命經典」，豈不荒唐。只要有人針對任何一字一句，說父親有意曲解，馬上就是一場橫禍。
父親癟著嘴，露出幾顆僅有的稀疏的牙齒，靜靜地聽著。終於他痛苦地說：「我明白了。明天她們再來，就說我身體不好，講不動了。」
我的擔心並非杯弓蛇影。幾個月後，住在同一里弄的，我的一位表親蔡悌仁，早年曾被判過刑，釋放後，經常往來上海及原籍浙江吳興。他原來是電影美工師，「文革」中，一時技痒，曾為家鄉小鎮商店畫了一些頌揚「文化革命」的宣傳畫，不想其中一棵向日葵竟被指為隱射國民黨青天白日圖形，再次以「反革命」罪，被判了九年刑。
五
在以後的日子裡，父親不斷地向我說起上海文化界一些朋友和熟人的情況。他說，最苦痛的是人稱補白大王的鄭逸梅先生，他長期擔任中學副校長。中學生紅衛兵年紀小，「革命熱情」特別高，在批鬥時，仿照某些小說中，日寇對待抗日誌士的酷刑，用火燒烤鄭先生，致使其遍體鱗傷。父親又說，最平穩的是通俗文學研究專家陸澹庵先生，他自一九四九年以後，不在任何一家單位正式任職，也不領固定工資，唯一的收入是稿費。此外，就是依靠在聯合國工作的女兒的國外匯款。因為沒有單位歸屬，也就躲過了「衝擊」和「批鬥」。最倒霉的是復旦大學周予同教授。姚文元寫文章批判「海瑞罷官」，本來與他無關，他卻在一次座談會上主動發言，表示不能苟同姚文元的觀點，結果自己撞在槍口上，把一條老命也丟了。最為慘烈的是李平心先生。他是性格十分剛烈的人，而且自認為對共產黨一片真情。早在一九五七年，他的夫人被打成右派，他痛心疾首，竟舉刀猛砍自己的頭部，幸搶救及時，得以不死。一九六零年代初，父親有一年赴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我至火車站送行，在車廂中曾見到李平心先生，父親還悄悄指給我看他頭上的傷疤。此次，他和周予同教授一樣，自己「往槍口上撞」，很早就被揪了出來，旋即自殺了。
我很驚異父親的見聞。他年近八十，除接受「批鬥」外，幾乎足不出戶，卻對這些舊友的近況十分瞭然。我問父親，他們是不是有什麼隱秘的渠道溝通。父親驚恐地向四周的空間掃視了一圈，口中斷斷續續地說了些我聽不清的話。
父親還告訴我，居住在蘇州的周瘦鵑伯伯，不久前陪同周伯母來上海治病，特意到我家來看望了父親。父親說：「蘇州地方比上海小，那裡有名望的文人相對比上海也少得多。瘦鵑和範煙橋、程小青、蔣吟秋幾個人，一直是被稱作蘇州文壇四大名人的。運動一起，他們首當其衝，吃的苦頭比我多得多。這次據說是蘇州兩個造反派，相互打得不可開交，一時顧不上他們這幾隻死老虎。瘦鵑膽子大，就帶夫人到上海走了一圈。他對我說，鶴兄，現在有人要我們死。我想想，活了這把年紀，死了也不虧了。不過，一定要閻王爺有帖子來叫我去，這才叫沒辦法。要我像有些朋友一樣，自己去報到（指自殺），我是不肯的。」
父親接著說：「我想想，瘦鵑的話不錯。像傅雷、李平心那樣，我不要說還捨不得，也沒有這股勇氣。我還想看看，這個世界，總不見得永遠是這樣吧。」周瘦鵑是父親最要好的朋友之一，。父親原籍浙江桐鄉烏鎮，，但他交往最深的幾位文友，如周瘦鵑、範煙橋、程小青、蔣吟秋等都是蘇州人，或定居蘇州的。故魯迅當年曾有周瘦鵑等幾位蘇州文人組織「星社」，拉了不是蘇州人的嚴獨鶴參加云云。
周瘦鵑早年主編申報副刊《自由談》，和父親主編的新聞報副刊《快活林》、《新園林》，是中國南方最負盛名的兩家報紙副刊，二人又是至交，故時人有「一鵑一鶴」之稱。抗日戰爭勝利後，周瘦鵑離開報界，定居蘇州，在城中購置了一幢帶花園的住宅。他移情園藝，成為國內有數的園林專家，將自己居住的這座私家花園佈置得美輪美奐，成為蘇州園林中的一絕。其規模雖遠較拙政園、獅子林、滄浪亭等為小，但名聲卻浸浸然可與並駕齊驅。當時的黨和國家要人，如周恩來、陳毅、上一代班禪大師以及一些往訪的外國首腦、高官，都曾慕名來訪。北京人民大會堂建造時，其中的盆景設置，就是專程請他去主持、安排的。
一九五五年冬，我曾隨父母及大姐汝瑛、大姐夫朱燁一家人赴蘇州作一日游，同時瞻仰周家花園。當時覺得最有趣的是看到好幾隻綠毛烏龜，都有臉盆那麼大，龜蓋上面以及四周，滿是長長的綠色絨毛，在小水池中蠕蠕而動，使我留戀不舍。記得院子裡還有一口蓋上木蓋的水井，據說，其中的井水很深也很清。但數年前，周伯伯的一個兒子在園中游玩時，失足落水溺斃。雖已時隔數年，但周伯伯說起此事時，依然臉現傷感之色。
還記得，周宅的客廳中有一個紅木圓桌，桌上有一本碩大的簽名冊，以及現成的筆墨、硯臺。凡來園的賓客，都須留下自己的大名。當我簽名時，周伯伯笑著拍拍我的頭說：「你的大名，現在和國家總理的名字同在一個本子上了。他是職務最高的一位，你是年級最小的一位。」
周瘦鵑比父親略小几歲，是一位瘦削、挺拔的老人。使我奇怪的是，時值寒冬，他卻戴了一副大墨鏡。事後父親告訴我，周伯伯幼時患病，鬚髮、眉毛全脫，因此常年戴一副墨鏡，以作遮掩。
一九五零年代至「文革」前，周伯伯同父親的境遇大致相似。在一九五四年當選為江蘇省人大代表，一九五九年又同時擔任全國政協委員。
我又一次見到周瘦鵑是一九六三年夏天。他因事來滬，到我家看望父親，還在我家吃了午飯。時值暑假，父親讓我作陪。座中大部分時間都是周瘦鵑在高聲談笑。他興奮地告訴父親，上年，毛澤東寫的一些詩詞公開發表後，他就逐首步韻奉和，然後寄呈毛澤東，求毛「賜正」，並懇請毛「撥冗接見」。毛收到他的和詩後，就在他一次進京為人民大會堂佈置盆景時，接見了他半個小時。
周瘦鵑對父親說：「鶴兄，我真激動呀！當時，周總理也在座，總理見了我還說，本家來了，本家來了。我聽了真惶恐呀。」他還說，「接見中，毛主席還敬了我一支香菸。我實在太激動了，接煙的時候，竟然連站都沒有站起來，真是失禮。」
過了不久，程小青伯父也從蘇州來上海。據他告訴父親，周瘦鵑接毛澤東給他的煙後，只吸了兩口，就撳滅了。帶回蘇州，安放在一個玻璃罩內，擺在客廳中央的紅木圓桌上，供每一位來客「瞻仰」。
後來父親閑談時問起我對周、程二位的印象。我因是晚輩，不便多講，只是說了句：「周伯伯也算是一位有一定聲望和地位的人，何以周恩來稱一聲本家，就使他連自己姓周都會覺得惶恐，也太過分了些。」
父親感嘆地笑著說：「你這是不瞭解他的為人。我同瘦鵑交往五十來年，深知他的為人率真，一喜一怒均形於色。因此有時為人所誤會，連小青都對他一度有看法。其實，他完全是一種真情的流露，只是過於天真而已。」
周瘦鵑和父親都是在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去世的，他是自殺的。其時，張春橋對爭鬥不休的蘇州兩派造反組織發了話，說是放著周瘦鵑這樣的黑線人物不批判，你們兩派鬧什麼。於是兩派在窩裡斗的同時，都輪番將周瘦鵑拉出去不停地惡鬥——罪狀之一，就是玻璃罩中，毛澤東給他的那半支煙。說他借「偉大領袖」的名義「招搖撞騙」,罪大惡極。他被鬥得實在吃不消，就在自己的花園裡跳了井。
周瘦鵑曾對父親說過，決計不願自動向閻王報到，但結果還是自己去報了到。
周瘦鵑投井的那天，我的朋友董森林（著名作家、翻譯家董鼎山、董樂山的侄子）正好路過周宅，眼見周的屍體被人放在一塊門板上抬出來。他所投的那口井，正是早年他的愛子失足溺斃的那口井。
一九七八年秋，我從農場釋放回滬後，同母親一齊去蘇州公墓為惠英表姐的骨灰盒落葬，順便登門看望了周瘦鵑夫人。眼中的周園，已是一片凋殘，不僅所有名樹、異卉蕩然無存，綠毛烏龜不知死活，而且園中房屋被阻隔得零落不堪。據周伯母說，前些日子，蘇州有關當局已為周瘦鵑公開舉行了平反昭雪大會，還「落實」了「政策」，其中當年被抄走的，他以晚年全部心血，精心培植的二百幾十盆國內頂級盆景，據說不擬發還實物，由有關部門折價補償，每盆人民幣二元五角。聽人說，這些盆景後來都成為蘇州某些領導人的私人收藏，現價每盆至少幾萬至十幾萬元；被抄去的字畫同樣也「折價補償」，其中折價最高的是明代畫家瀋周的一幅中堂，人民幣七百元。
近年，我從報刊文章中獲知，蘇州又出現了新興暴發大款興建的私家園林。感嘆之餘，不禁想起了破敗的周園。不知那新建的園林，可有當年周園之文化底蘊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