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與西方之間的主要話題之一就是人權問題。如果說在艾未未被抓捕之前，西方社會對北京當局抓人的批評不太給力，那麼在艾未未事件上幾乎是態度一致地及時作了反應，聯合國「強制失蹤或非自願失蹤工作小組」更是採取了罕見的行動──正式抗議北京「持續有壓迫異議人士這種令人不安的趨勢」，「根據國際法，強制失蹤是一種罪行，即使短期秘密羈押都構成強制失蹤」。但所有這些，均無法讓北京當局停下打壓之手。
北京當局將西方國家的批評視若無物，表明西方國家與中國在人權問題上的長期博奕已經陷入失敗。而失敗的原因「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可溯源至當年美國在本國跨國公司遊說之下先將最惠國待遇與人權脫鉤，繼而促成中國入世。表面上看來，這兩點似乎只與經濟有關，但事實上這是西方國家唯一能夠迫使中國改善人權狀態的有效工具。
90年代是美中兩國「人權外交」的全盛時期。其時「六四」天安門事件過去未久，西方各國雖然在90年代前幾年就陸續放棄了六四之後開始的經濟制裁，但美國作為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及貿易夥伴，國會還必須每年舉行專門會議，批准當年給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也因此，每年在美國批准最惠國待遇之前，北京當局不得不釋放幾個著名的異議人士，營造出「中國人權有了進步」的表象，以換取美國國會議員的好感。記得當時在香港一些政論雜誌上常見一種漫畫，即北京政府將一個被抓捕的異議人士當作一個大紅包送給美國，而美國的回報是批准當年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這種交易對中國來說當然有益無害：釋放幾個異議人士，換來的卻是美國出讓的經濟利益。
應該說，當時鄧小平對這種狀況並不滿意，認為受制於人。但在成為WTO成員國之前，北京必須「韜光養晦」。為了擺脫這種受制於人的局面，北京用上了一切可能的公關手段，通過在華投資的跨國公司遊說美國政界，這些公司在華投資的廣泛利益使它們成為連接中美政治經濟關係的重要紐帶。多年來，波音、微軟等為了實現和保障在華投資利潤，對美國國會進行了大量遊說。它們在華盛頓有專門的遊說人員，還結成了同盟。面對中國惡劣的人權狀態與專制政治，他們遊說國會的主要理由是，「中國正行進在接近西方民主的改良之路上」、「經濟發展將會促進中國的政治改革」、「網路普及將給中國帶來新聞自由」等等。
這些遊說活動讓北京當局受益匪淺，不但讓美國政界逐步接受了人權與貿易脫鉤的說法，入世前每年都批准給中國最惠國待遇，最終還使中國在2001年成功加入WTO。其結果是使美國從此失去了與中國進行人權外交的最重大籌碼。
說穿了，北京並不害怕西方社會的口頭批評，它唯一擔心的是西方國家的全面經濟制裁，但自從中國入世之後，西方社會就喪失了對中國的經濟制裁能力。經過自90年代中後期至今的外商在華密集投資之後，西方數百家大跨國公司與中國市場形成了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截至2010年，歐盟累計在華投資已超過700億美元，成為中國第三大外資來源地；美國對華投資額亦高達600多億美元。
且不說全世界都知道的中國購買的美國巨額國債，僅以不那麼受關注的歐盟來說，多年來歐盟連續保持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第一大出口市場、第一大技術引進來源地、第二大進口市場的位置，就業問題上對中國依賴也日加深：歐盟對華出口85％左右是製成品，帶來的直接就業崗位高達300萬個左右。
這種情況下，不僅在美歐之間無法達成有關經濟制裁的任何共識，而且在這些國家內部，企業、政府與國民都無法達成共識。更何況北京也早就學會用「訂單外交」羈縻歐洲，通過大財團牽制美國政界。因此，西方世界對中國人權惡化的批評越來越像例行公事，一幅「我們說過了，結果如何我們沒法管」；而北京的反駁卻越來越高調上揚，一副「就這樣了，你們除了打口水仗之外還能怎麼樣」的死硬姿態。這種狀態已經持續好多年了。一方面是西方干預有效程度遞減，另一方面是中國內部「維穩」力度增強，中國的人權狀態終於惡化到今天這種地步。
北非中東相繼發生革命以後，中共確實恐慌過一陣。經過一輪大抓捕之後，中共現在用分而治之的辦法暫時達致了它想要的「穩定」：風頭較健的異議人士不是「被失蹤」，就是被迫緘默，改變姿態。如果有人憋不住想發聲，就可能成為第二個趙連海。趙連海4月5日上網發表自製視頻，呼籲當局釋放中國著名藝術家艾未未，並在推特上發推表示「做好了隨時被繼續進監獄及其失蹤的思想準備」。
因此，趙於4月6日下午被公安從家中帶走，深夜12點左右獲釋回家。這幾個小時內趙遇到什麼程度的威脅外人無從得知，但只看到趙連海出來之後態度發生180度的轉變。類似於趙這種情況的人還有好幾位，這些人都公開表示不反對「政府」與中共。
可以說，今年北非中東波之後，北京當局對外用不輸出價值觀、經濟上共謀發展向西方示好；對內採用高壓，甚至採用迫使部分異議人士唾面自乾的方式消除其影響力，自認為這樣就消除了威脅。但這種「救大清不救中國」的做法，絕對不是釜底抽薪，而是抱薪救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