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通常指第三國際，即1919年3月2日成立的第三共產國際。如果提到第一或第二國際，都要標出「第一」或「第二」兩個序數詞。只說共產國際都是指「第三國際」，有時甚至簡化為「國際」。本文中的共產國際，指的自然也是第三國際。
這三個國際差別極大，混淆不得。共產國際是列寧、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等人創建的，由季諾維也夫任主席，目的是實現世界革命。最初的設想是共產國際領導各國共產黨，各國共產黨以支部身份加入共產國際並交納會費，以供開展革命活動的需要。各國共產黨，特別是歐洲共產黨，雖然要革命，但缺乏經費，甚至沒有經費。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後，參加會議的各國代表便向聯共中央求助。列寧等同志是堅決支持世界革命的，認為為世界革命者提供經費義不容辭，聯共理應解囊相助。但一戰和十月暴動後，俄國經濟遭受到極大破壞，百孔千瘡，蘇維埃政權自己的盧布也不多。怎麼辦呢?好在聯共有的是珍寶，可以用珍寶兌換外幣，或乾脆給各國革命者直接發珍寶。
經費來自「掠奪掠奪來的財物」
這些珍寶來自「掠奪掠奪來的財物」。貴族、官僚、地主、資本家、神父等剝削階級的財富是從人民手中掠奪來的，現在布爾什維克再從他們手中掠奪過來。掠奪神父的「掠奪來的財物」，我有些不解。從文學作品中看到，俄國神父富有的並不多。直到讀了雅科夫列夫的新著我才明白，掠奪的不是神父，而是教堂。雅科夫列夫曾是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聯總統直接領導的政治迫害犧牲者平反委員會主席，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檔案，他的話應當是有根據的。他在書中寫道：「打家劫舍的政權對東正教教堂的財富早已垂涎三尺。這些財富是教堂幾百年來積累下來的。歷代沙皇和帝王，貴族和富商，捐獻了很多錢財和珍寶……教堂做了很多有益於社會的工作。建立免費醫院、孤兒院、養老院、收容所、中學和專科學校等。眾所周知，1921年俄國遭遇飢荒，教堂無法面對上百萬人餓死而無動於衷。高尚的大牧首吉洪給列寧寫信，建議出售教堂的一部分珍貴物品購買糧食。大牧首哪知道列寧對這類善舉異常反感。他認為任何善舉都是資產階級的偏見。列寧在政治局宣讀了大牧首的信，並聲稱，利用這封信譴責教會不願意幫助災民，政府必須搶劫教堂。」(《記憶的漩渦》，150頁，同仁出版社2001年俄文版)1922年5月5日《彼得格勒真理報》報導：「……共奪取三十普特珍寶。最貴重的是兩件鑲滿鑽石的聖像服飾。一座聖像服飾上鑲嵌151顆鑽石，其中有31顆大鑽石，服飾上還有串起來的珍珠和無數小鑽石……另一件聖像服飾上有73顆鑽石，紅寶石17顆，綠寶石28顆，珍珠22顆。聖像頭頂的光環鑲滿寶石，價值連城……」該報同月22日報導：「5月18日對伊薩基輔大教堂的財產進行清理並沒收。被沒收的財產裝滿兩卡車……」看來布爾什維克落實了列寧的指示。俄國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裡保存了部分共產國際的檔案，現已公開。據檔案記載：三月，即共產國際成立的那個月，聯共就撥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簡稱執委會)100萬盧布;五月——300萬盧布，數字一直攀升到1000萬盧布。從四月到八月，共產國際執委會從聯共那裡收到640萬盧布，從列寧秘密基金中收到價值352萬的貴重物品，從國家銀行先後收到8000和5萬瑞士和奧地利克朗，12.5萬和7.73萬德國和芬蘭馬克。秋天，斯堪的納維亞局從執委會收到100萬盧布和價值6萬克朗的珍寶。
珍寶就是鑲嵌大祖母綠寶石、紅寶石、藍寶石的首飾和從5克拉到20克拉重的鑽石以及貴婦人的裝飾品。布爾什維克到底有多少珍寶，他們自己也說不清，往往只是用眼睛隨意估量一下了事。檔案上記載，主持柏林共產國際出版社的雅柯夫?雷赫曾從聯共那裡獲得價值30萬盧布的珍寶。他回憶，把他帶進克里姆林宮地下室，地下室裡珍寶堆積如山，讓他自己拿，他裝了滿滿一手提箱寶石。就算手提箱不大，裝滿了也不會低於3公斤。發給巴爾幹共產黨的珠寶價值100萬。
把寶石帶出境只能靠走私。執委會有走私能手，公開的身份是商務代表。他們把珍寶藏在鞋底、箱底、箱幫、裝果醬或蜂蜜的罐頭盒裡。然而共產國際的商務代表對待所攜帶的貴重物品並不都那麼認真負責。1919年一個名叫博羅金的把珍寶帶往美國，他懷疑有人跟蹤，便把珍寶交給同路旅客，請他把手提箱帶到芝加哥，哪知同路旅客消失得無影無蹤;還有位女士把兩箱珠寶帶往斯德哥爾摩，途中一隻箱子被芬蘭人偷走。另外的商務代表就不是不認真負責，而是居心不良了。盧森堡女記者給德國和法國共產黨運送兩顆碩大無朋的紅寶石，可是一去不復返。後來傳說她買了莊園，過起優哉游哉的日子。布爾什維克對這些現象或充耳不聞，或根本不知道，他們不算經濟賬。但執委會不得不過問了，還成立了預算委員會，調查經費使用的情況。從已有的檔案中無法計算出共產國際一年的收支，因為執委會除公開的收入外，還不時收到補充撥款;其次，執委會的財務是嚴格保密的，多半沒有記載。
俄國的災情與共產國際的奢華
1920年9月1日至8日，共產國際第一次東方民族代表大會在巴庫召開，參會的代表大部分來自歐洲。代表們滿懷革命豪情，制定了共產國際在東方的政策：刻不容緩地在各地發動革命。大會總共花了多少錢，無法統計，因為沒有完整的記載。儘管當時俄國國內發生災荒，餓死上百萬人，執委會還是竭盡全力招待代表。即使如此，外國的革命家們對生活條件仍不滿意，經常抱怨。他們的抱怨惹惱了老布爾什維克們，工農檢察院檢察員氣憤地說：「你們吃飽喝足，每個人每天的馬車費就五萬盧布。義大利人和東方革命者嬌慣壞了，到哪兒都得坐馬車，彷彿離開馬車不會走路了。」
1920年聯共在莫斯科為共產國際創造了一切條件。執委會領導先搬入克里姆林宮，後來聯共又在政府大樓為他們提供了舒適的住宅。共產國際的普通工作人員、會議代表和滯留在莫斯科的外國革命家則住在位於特維爾大街的豪華賓館。他們憑住宿證和代表證領取女士內衣和絨衣、絲綢衣服、皮外套、雨鞋和氈靴、氈斗篷、女士皮鞋、褲子、領帶、懷錶、公文包，甚至手絹。儘管俄國災情嚴重，赤地千里，餓殍遍野，這裡的日子卻過得滿不錯：換下的床單和內衣送進洗衣房，賓館設有專為代表服務的縫紉店和修鞋店，還有提供豐盛食物的餐廳，當然這一切都是免費的。一份解密的財務報告讓我驚訝不已。1920年10月至1921年3月1日「在免費餐廳用餐的代表105人，工作人員320人，工人40人」，這些人消費了多少食品呢?報告是用普特計算的，一普特約合16公斤。雞肉123普特，黃油794普特，燻肉554普特，咖啡64普特，食糖369普特，麵粉800普特，白麵包715普特，蜂蜜13普特。共產國際的人還吃了11普特的魚罐頭，1911聽蔬菜罐頭。沙丁魚、魚子、乳酪、蘋果、鮮黃瓜和雞蛋敞開肚皮吃。
共產國際的人過著天堂般的日子，但俄國的災情越來越嚴重，很多人餓死，布爾什維克政權已無法向外國掩飾了。1922年張國燾到莫斯科參加遠東勞苦人民大會(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代表大會)，記錄下了當時的情景：「我與威金斯基(維經斯基——共產國際派往中國的代表)談過‘克勒巴’問題(即麵包問題)。他承認麵包問題的確嚴重;全俄有兩千多萬人在挨餓，有幾百萬人可能餓死。因此，民怨沸騰，慘狀橫生。」(張國燾《我的回憶》，上卷)面對如此嚴重的災情，各界有良知的人士不能不作出反應。大牧首吉洪給列寧寫信，向政權伸出援助之手，結果是教堂的珍寶被掠奪，克里姆林宮的地下室裡又增添了許多珍寶。俄國各黨派和知識份子也行動起來。高爾基與那時尚存在的立憲民主黨、社會革命黨等社會名流商議，並以自己的名義建議政府成立飢荒救濟委員會，向西方呼籲，請求富國賑濟俄國災民。對此列寧有自己的想法，但最終還是接受了高爾基的建議。於是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作出成立飢荒救濟委員會的決定。莫斯科蘇維埃主席加米涅夫擔任飢荒救濟委員會主席，委員在全國各地擁有很大權力，並擁有國外代表。名流們紛紛響應高爾基的號召，給西方政府、慈善機構和有影響的人物寫信，向西方報刊發表談話，懇求西方拯救瀕於死亡的俄國人民。他們的積極活動產生了良好的效果，大批救濟物資源源不斷運往俄羅斯。飢荒救濟委員會委員要求監督救濟物資的分配，國際聯盟主管賑濟俄國災民的南森也建議蘇維埃政權允許西方代表監督糧食在俄國的分配。這些建議列寧是不能接受的，這也促使他下決心解散飢荒救濟委員會。委員會很快被解散，大部分委員被逮捕。俄國僑民作家、飢荒救濟委員會委員扎伊採夫在回憶錄《莫斯科》中描寫了名流們是如何被逮捕的：「走廊裡忽然響起一片嘈雜聲，剎那間十幾名穿皮夾克、長筒皮靴的人舉著手槍從昏暗中衝了進來，其中的一位大喊了一聲：‘根據全俄非常委員會的決定逮捕在場的所有人!’」名流被捕的消息對高爾基不啻晴天霹靂。他與加米涅夫大吵了一架，隨後黯然離開俄國。民間兩次賑災行動都以發起人悲慘的結局告終。糧食運往何處，災情有無減緩，不得而知，但大多數知識份子在飢餓與死亡線上掙扎是不爭的事實。
賠本的買賣不能再做了
俄國的災荒對共產國際的經費卻毫無影響。大部分外國共產黨花共產國際的錢從不知節省。如1921年2月雷赫給德國共產黨帶去2500萬馬克和價值3700萬盧布的珍寶，他們還嫌不夠。老布爾什維克斯塔索娃給列寧寫信說：「某些同志公開說，如果黨得不到共產國際的資助，就不得不解散，他們靠共產國際補貼工作。」聯共不得不又送去5000萬馬克。副財政人民委員阿爾斯基對共產國際龐大的開支向執委會提出質疑。據他所知，第一次代表大會後，某些代表把發給他們回國的外匯換成盧布，在市場上採購黃金。他在致執委會的信中寫道：「我國的工人和農民正在挨餓，流浪兒童為一塊麵包在街上和車站上倒賣破爛……外國代表中不自覺的同志的這種態度是有罪的，決不允許再繼續下去。必須採取果斷措施直到代表離開的時候對他們搜身，這樣才能查出為發財而來的壞傢伙。」但為避免造成國際影響，共產國際沒扣留過一個代表，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自1920年起共產國際陸續建立了一系列組織和學校，如青年共產國際、紅色工會國際、東方勞動者大學和中國勞動者大學(即莫斯科中山大學)等，為外國培養出一批革命者。建立組織和成立學校需大批經費，自然也得由聯共提供。
面對如此巨大的開支，聯共也左支右絀了。布爾什維克想出兩個辦法：在國外設立代售點出售珍寶，換取外匯，中國哈爾濱的馬迭爾賓館便是代售點之一;其次是為這些組織(不包括學校)提供條件，讓其自籌經費。1922年3月，托洛茨基提出向外國出售國內珍寶，他堅信世界革命即將成功，成功後工人階級將沒收被剝削階級買去的俄國珍寶，完璧歸趙。但這兩項措施似乎都不成功，世界革命並沒有馬上成功，不少俄國珍寶流失海外。各種革命組織習慣於依賴共產國際，自己不善經營。以國際支援革命戰士協會為例，它給105名工作人員換上新裝，派往國外支援革命戰士。革命家像商人那樣闊綽地接待外國客人，錢很快就花完了。聯共又把餐廳、幾個國營農莊、制鞋廠、建設局和出版社撥給協會，讓他們自己經營，但不久餐廳關門，工廠倒閉，農莊荒廢，沒掙到一分錢。支援革命戰士的革命者不僅不會掙錢開展工作，連自己的衣食還得依賴聯共。也許布爾什維克終於明白這種賠本的買賣不能再做了。1936年以後，共產國際就很少再資助外國共產黨，僅在政治上給以指導。自1919年成立至1943年解散，共產國際到底花了多少錢，恐怕沒人算得清，它的收支是一筆糊塗賬。
原載於《同舟共進》2010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