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質檢總局於清明小長假前一天（4月2日）悄然向社會通報，全國1176家乳製品企業中，只有643家通過了最新一次生產許可重新審核。換句話說，近半數企業因為各種原因未能通過審核。實際上，在重新審核的最後結果尚未出爐之前，已經有媒體預計，至少有20%的乳製品企業在這次審核之後將被吊銷生產執照。
看來，在「三聚氰胺事件」爆發以來的近三年間，即便受到了這麼強烈的舉國關注，中國的乳品安全也依然沒有得到任何提高。
我近來一直在思忖這樣一個問題：按理說，中國那麼多人口，擁有如此龐大的市場需求，注定將孕育出一個又一個具有強大競爭力的優勢企業和行業來。沒有什麼比市場需求更有力和有效地推動創新和進步了，這是一個經濟學常識，亦為古往今來無數事實所驗證。眾所周知，火藥和指南針是中國發明的，並被列入我們驕傲的 「四大發明」。然而，真正推動火藥和羅盤製造技術突飛猛進的，卻不是發明它們的古代中國人，而是近代歐洲人。道理很簡單：古代中國社會對於它們沒有重要的需求，而近代歐洲的擴張戰爭和航海殖民實在是太倚重炸藥的威力和羅盤的精良了！
然而在當下中國，這條規律似乎一點也不管用。數以千萬計嗷嗷待哺的嬰兒對高蛋白質含量奶粉的渴求，造就的不是像國際上著名的「荷蘭良種乳牛」那樣的優質品牌，而是三聚氰胺；漢族人對於瘦豬肉的偏好，導致的不是某種以中國人名（或地名）命名的優質良種瘦肉型豬，而是「瘦肉精」（學名「鹽酸克倫特羅」）。同樣，城裡人對汁甜個大的瓜果的青睞，激發出來的不是「紅富士」蘋果，而是「激素草莓」和「避孕藥黃瓜」……
尤其讓人感到絕望的是：出品「三聚氰胺奶粉」和「瘦肉精冷鮮肉」的並不是那些無名無姓的地下黑作坊，而分別是中國最大的奶粉和肉類加工企業，後者還是一家曾經備受推崇的上市公司！
那麼，為什麼真金白銀的龐大需求在中國竟未能孕育出一個個百年老店和蜚聲世界的強大產業，就像荷蘭的乳牛、日本的紅富士、法國的葡萄酒，或者中國自己歷史上的那些著名的龍井茶、五糧液之類……而偏偏就搞出些傷天害理的當代怪胎來呢？
直接的原因，當然是因為後者比前者省力而且容易來錢得多。試想一下，通過高科技的種群改良技術，經過無數次的雜交、嫁接，將普通的乳牛和蘋果培育成 「荷蘭乳牛」和「紅富士」，需要投入多大的研發成本？經歷多長的時間週期？又要承擔多大的失敗風險？……而三聚氰胺和瘦肉精，幾十塊錢就可以買一大麻袋，往奶粉裡和飼料裡一摻……省時、省力又省錢，暴利隨即滾滾而來。兩者如何能相提並論呢？
但問題還是沒有解決——既然這樣，為什麼荷蘭人和日本人不也都去搞些三聚氰胺和「瘦肉精」，而是偏要吃力不討好地培育良種乳牛和紅富士呢？莫非他們的道德比中國人高？又或者他們的腦子比中國人迂笨？
眼下許多人把這個問題的答案歸咎於政府的監管不利，要求政府提高食品的准入門檻，這無疑是對的。財新傳媒《新世紀》週刊不久前的一篇報導就通過翔實的敘述向讀者揭露了一個觸目驚心的事實：儘管法律早已明令禁止，但「瘦肉精」仍無處不在，使用「瘦肉精」的企業也絕不僅止於雙彙集團，亦不止於河南，其產銷鏈遍佈全國。而且，從養殖場的檢測、屠宰點的檢疫到運輸過程的檢查、銷售時的衛生許可……層層關卡形同虛設。在財新傳媒記者採訪過的河南有些地方，只要在每頭豬身上平均打點掉3、5塊錢，所有的安全合格證明都能搞定！
然而，我認為，即便給各級政府監管部門配備再多的人力物力，要指望這些盡心盡責的公僕們替全國消費者萬無一失地把住食品安全的每道關，恐怕仍是這個世界上最不靠譜的期望之一。如果企業沒有強烈和緊迫的自我監督的壓力和動力，那麼中國的食品安全（乃至其絕他大多數產品質量問題）是不可能的得到比較好的解決的。而這種壓力顯然主要來自消費者自己，沒有什麼人比嬰兒家長和廚房主婦更加痛恨三聚氰胺和「瘦肉精」了。
回到剛才的問題上來，荷蘭和日本的企業為什麼寧願辛苦「低效」地培育良種乳牛和紅富士，而不是搞三聚氰胺和「瘦肉精」，原因在於它們實在不敢冒這種險，其成本往往是不堪承受的。我曾親眼目睹日本北海道一家著名的食品加工業百年老店，僅僅因為一次在我們這裡算不得多麼嚴重的衛生醜聞而破產倒閉。
一般來說，在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企業，尤其是像食品企業這樣的事關國民身體健康的企業，一旦發生嚴重的安全事故，它基本上就不會再有為自己辯解或改正錯誤的機會了。倒不是說政府會用行政命令強行關閉它們，政府的確會課以重罰，但那對企業來說通常並不足以致命；關鍵是各種消費者權益組織的無窮無盡的索賠官司，特別是媒體的持續曝光等，使企業今後不可能再有任何市場生存空間。因為企業根本犯不起錯誤，於是就非但不敢主動坑矇拐騙，還必須克勤克儉地時刻進行著自我檢查，以防疏漏。
而我們耳熟能詳的中國的所謂監管往往恰好相反，它的理想是把消費者排除在監管力量之外。正如《新世紀》週刊的報導中援引中國政法大學學者王湧所指出的，「在每次公共安全的危機之中，每每看到的就是拙劣的作秀、嚴厲的信息控制和舍卒保帥的問責懲處。表面文章做足，制度內在的毒瘤依然頑固，然後悲劇不斷重演——這就是中國式監管模式的宿命。」他認為，食品安全監管本身必須設有最終的問責機制。
我的期望值則更低，我以為，政府監管部門其實並不需要做得更多或更好，它只要停止或哪怕稍微放鬆一些對媒體和各類社會自發組織的不遺餘力的「監管」，中國的食品安全頑症就算不能迎刃而解，也至少會痊癒一大半。當然，我也知道，做到這個其實是最不容易的。想像一下，像三鹿和雙匯這樣的企業，有多少層級的政府千方百計地想要和正在設法保全它們？請不要誤解，我在這裡主要並不是指幾個貪腐官員。實際上，在現有的體制下，三鹿和雙匯正是政績的重要源泉，我們怎麼能指望它們輕易倒掉呢？
但它們若是總也不能倒掉，那我們又怎能不繼續品嚐三聚氰胺和「瘦肉精」呢？順便說一句，其實那些在各條戰線上竭力「監管」著的官員們，絕大多數也三聚氰胺和「瘦肉精」的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