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艾未未被捕，黨因為自身的恐懼，要製造出更多的恐懼，窒息人們的想像力。
葉琳娜·波納，蘇聯傑出的人權活動家，曾回憶斯大林時代的一段往事。她父母的一位共同朋友被捕了，母親拒絕相信所謂的罪行，父親則「用奇怪的、懇請的語氣說，我又怎麼能不相信？」是啊，黨是一切的仲裁者，它設定歷史規律、決定是非、定義美醜，佔有你的生命與靈魂，難道它不能判定你有罪嗎？
二零一一年的中國與一九三零年代的蘇聯都佔據著世界舞臺的中心，都被認定是為歷史提供了另一種可能，它們的輝煌也都是建立在粗暴的踐踏個人權利之上的。當然，此刻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的說服力與威嚇力早不能與斯大林時代相比，更與毛澤東時代相去甚遠。葉琳娜·波納的父親只能做出這無奈、自嘲式的嘆息，而中國藝術家艾未未的母親高瑛則會說「上斷頭臺也支持他」，所有聽過艾未未的名字的人都不會相信中國政府「經濟犯罪」的指控。
沒人再相信黨，但黨仍決定一切，它似乎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想怎麼辦就怎麼辦。它的發言人先是對外國記者說「不要拿法律當擋箭牌……什麼法律也保護不了他」。但記者質詢艾未未的被捕時，它的發言人又說，這是依法調查，外人無權干涉中國內政。它關押著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解雇自由派編輯，拘捕網路活躍份子，而現在是艾未未，一位聞名世界的藝術家，一位共產黨第一代革命者的後人。二十多年前，小說家王朔曾希望用「我是流氓我怕誰」的痞子話語來結束意識形態語言，但現在黨的發言人則直接說「我是流氓我怕誰」。
是的，它似乎什麼也不怕，管你來自美國、歐洲的批評，你能奈我何。它又覺得四面楚歌，維穩經費已超過了軍費，再沒比這反映出這個政權的特質——它防衛自己的人民有甚於外部敵人。一位村長的意外死亡、大學生的一點點獨立思想、一位藝術家的直言不諱，都讓它顫慄不已、過度反應。
因為自身的恐懼，它要製造出更多的恐懼。恐懼可以消除人們的思考，打破他們的聯結，窒息他們的想像力，當每個人都是孤零零的原子時，即使遭遇再大的壓迫與苦難，也只能默默承受。
「我們覺得特別無力」，在談起艾未未時，一位二十八歲湖南青年對我說。我明白他的意思，你看，即使你是艾青的兒子，你在年輕人享有教主式的影響力，你的名字出現在《紐約時報》上，西方的政治人物為你呼籲，但你仍可能被隨時抓起來。而如果你是個普通人呢，你看到社會不公，你心中殘存理想，但你所有的美好願望可能在縣城裡的派出所就被摧毀了，沒人知道你的悲慘遭遇。
謊言與暴力，一直是極權體制的兩個主要支柱。在過去的十年裡，它們在中國社會的力量都在生長。一套新的謊言系統正在形成，它以民族主義、東方復興、中國模式的名義出現，它在對外事務上頗為有效，卻無法應對國內問題，暴力則更頻繁的出場。一九九二年後的中國曾變成某種「天鵝絨監獄」，全球化、市場改革、市民空間都是柔軟的天鵝絨。但現在，冷冰冰的鋼鐵欄杆再度顯露出來了。
比起這個鋼鐵欄杆，我們每個人都顯得那麼脆弱，恐懼則不由自主的鑽入我們的內心。這種恐懼有時還以縱樂的方式表現出來。整個中國社會表現出的消費浪潮、年輕一代對於時髦之物的迷戀，都像是另一種逃避，我們假裝這個壓迫的體制不存在。這恐懼代代相傳，還追隨著你到世界各地。一年前，我在倫敦的 Waterloo 車站聽到一對中國年輕戀人的對話，他們二十歲出頭，一看就是這裡的留學生。當男孩子談起他在網上看到天安門事件，女孩子突然壓低聲音對他說：「你小點聲，不怕將來回不了國了。」當王丹前往劍橋演講時，很多中國學生不願意坐在前排，擔心被人記下來，對將來回國不利。要知道，他們還是相對富有好奇心的一群人。
我不知道如何清除這恐懼，因為它也伴隨著我。它與歷史、與教育、與中國社會瀰漫的氣氛都息息相關。但歷史總是出人意料，它在無能與絕望之時，經常迸發意外的希望。
埃及的變化帶來希望
在被捕前不久，艾未未在接受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的採訪時說，他對於這個政權已然絕望，他勸年輕人學好英語，移民國外。相似的建議也曾發生在二零零七年的開羅，埃及最著名的電影導演Youssef Chahine也是對一名英國記者說：「過去，我勸年輕人，不要移民，我們需要你，這個國家很美麗，現在，我對他們說，快走吧，這裡腐爛了，你留在這裡，也會腐爛的。」
模擬常常不準確，但埃及的變化，的確暗示歷史的意外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