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圖也能被扣帽子
天真的知識份子哪裡知道，毛澤東要的是「歌德」，並不需要「但丁（盯）」。胡風遵從周恩來的意見給中央上書（引自劉煉的《何干之倖免被捕的背後》），結果被打成反革命；梁漱溟只不過在會議上建議不要忽略了農民的利益，不就招來了暴風雨般的批判嗎？文聿的《中國「左」禍》中記了這樣一件事：畫家李濱聲在公社監督勞動時畫過驢和牛。沒想到，這也成了污蔑人民公社的罪行：畫驢是居心險惡；把公社的牛畫瘦了，是心懷鬼胎。我縣師範學校的美術教師曾將學生帶到城郊去上寫生課，有幾個學生的畫板上出現了茅草房。這個美術教師也得了一頂右派帽子。其罪狀是：城裡有洋房不畫（那時，城裡也有不少茅草房），偏要學生去畫茅草屋，為社會主義抹黑。
這場運動，使一批手無縛雞之力的知識份子轉眼間成為彪悍的職業「屠夫」，也使一些知識份子原本看得與書本一樣珍惜的臉皮變得無足輕重了。我就見到過一個中年知識份子在運動中害怕別人揭發他在辦公室閑談時流露的「右派言論」，採取以攻為守的手段，將自己當眾說過的話奉送給一個年輕人——那場運動，既不准「狡辯」，也不用調查核實——他把一個涉世不深的青年推下了地獄，自己踩在別人的頭上入黨陞官了，幾十年來毫無愧疚之感。吳晗當年用他歷史學家的眼光看準了方向，在運動中橫槍躍馬是多麽瀟灑自如！沒想到幾年後卻被在1957年知識份子的血淚裡快速完成了原始積累的姚文元刺下馬來！
冤死仍得感謝謀害者
1957年那場像貓捉弄老鼠一樣捉弄知識份子的運動，它不但使中國的知識份子告別了安寧與創造、理想與事業、良知與良心，也使剛剛能吃上一口飽飯的中國告別了穩定和發展。反右運動並沒有隨著時間的過去而結束，而是隨年輪的轉動而延續。如果說，1957年是右派份子的斷頭臺（我們縣以下的反右運動在1958年春才進入高潮，隨後的「拔白旗」「交心」運動中又補劃了一批「右派」，文聿的《中國「左」禍》中提到的遼寧錦西高中校長董冷石是1959年才被認定的「漏網右派」），而1958年則在所有的知識份子頭上吊起了一把達摩克利斯劍。到了既觸及肉體又觸及靈魂的文革時期，不但右派份子是瓮中之鱉，一些沒戴右派黑帽的老知識份子的脖子上也觸到了「革命」的利刃，想生不讓你好生，而死又不讓你好死！中了「陽謀」挨了整，還得感謝黨的「挽救」之恩，還得歌頌毛主席的英明！蘇聯肅反擴大化時，那些含冤而死的老布爾什維克，在被處極刑時為什麽還喊「斯大林萬歲」？為什麽我國一些知識份子在厄運來臨前留下的遺書中還不忘寫下「相信毛主席相信黨」之類的話？死而復生的肖乾道出了其中的秘密：還得為自己的家人和後代留點活路啊！寫到這裡，很自然地聯想起在影視劇中看到的情節：皇帝宣布對某大臣「賜死」，該大臣不但不罵皇帝，反而連呼「謝主隆恩！吾皇萬歲，萬萬歲！」他們害怕誅滅九族啊！
1957年後，「知識份子」這一意味著「思想」與「科學」群體，有了新的「美稱」：「吃屎分子」「牛鬼蛇神」。在某些「左派」先生看來，知識，好似資產階級的遺傳因子，誰持有了知識，誰就必然持有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方法論，誰就一定或多或少地沾染上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知識，猶如放飛淋病、楊梅等性病的劣等妓院，猶如大量繁殖蟑螂的夏夜陰暗潮熱的角落；知識，簡直就是一種病毒，在吳淞口投上那麽一滴，便能叫太平洋的魚類死光：它是罪惡的代名詞。不但在社會的大街上，知識成了過街老鼠，就連知識份子自己也因為知識而有了一種政治上深深的原罪感。
反右，也是一場讓民主失色的運動。1957年註釋了這樣一個命題，1966年更證實了同一個命題：在一個沒有民主傳統的國家，假若突然講起「民主」來，這多半隻意味著接踵而至的，將是一場對民主的災難。連劉少奇舉著憲法也保不了他這個國家主席，還侈談什麽民主？在中國這條滔滔的大河中，你儘管隨波逐浪就是，腦袋不過是船上盡可以丟進大河裡的破盆爛瓢而已。無需贅言，毛澤東發動的反右運動只能受到歷史的報應和人類文明的嘲諷。
不准將「右派改正」
魔鬼般的1957年，如同塵網包裹了蜘蛛一樣，把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右派份子嚴嚴實實地包裹在罪孽之中。到了1978年，中央五部門開會討論給右派份子摘帽的問題。「摘帽小組」的主要負責人主張，全部摘帽，但不搞甄別平反，只對極個別確實完全搞錯了的予以改正。有人提出，一風吹地給右派摘帽，他們頭上依然扣著一頂無形卻結實的帽子——「摘帽右派」，建議給予甄別平反，凡是劃錯了的，都應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據傳，在高層討論時，有一位權威人士說：毛澤東曾說過，右派的問題不能平反。鄧小平的發言一錘定音：我們不給右派平反，只給錯劃了的右派改正。後來在中共中央文件上特別強調：「一九五七年，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反右派鬥爭，是一場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毛主席曾經指出：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反右派鬥爭的偉大勝利，鞏固了無產階級專政，促進了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在「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又對反右問題定了鐵案：「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份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有關當局那時還規定：不准將「右派改正」的消息見報。
大鳴大放的罪責推給右派
只要經歷過那場運動的人都還記得，「大鳴大放」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各級黨委和黨報都極力鼓動，黨委還動員積極份子帶頭鳴放。朱地在《1957年：大轉彎之謎》一書中有詳細地記載。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就正式宣布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在中共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的講話中更加明確地指出：「領導我們的國家可以採用兩種不同的方法，或者說兩種不同的方針，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話，使人敢於講話，敢於批評，敢於爭論……收，就是不許人家說不同的意見，不許人家發表錯誤的意見，發表了就‘一棍子打死’……兩種方針：放還是收呢？二者必居其一。我們採取放的方針……」他一再強調，「黨中央的意見就是不能收，只能放。」4月30日，在天安門城樓的座談會上，毛澤東與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商量好，暫時不在各民主黨派內號召整風，而集中給共產黨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5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文件指出，在開展批評時，堅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要達到「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目的。5月4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了《關於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的指示》，明確指出：由黨邀請黨外人士開座談會，請他們暢所欲言地對工作上的缺點錯誤提出意見。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說：「今年這一年，群眾創造了一種革命形式，群眾鬥爭的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抓住了這個形式，今後的事情好辦得多了。」5月10日，李維漢在統戰部民主人士座談會上，再次申明，在這次的整風運動中，要集中地批評共產黨的缺點。這一年，《人民日報》也發過好幾篇有關「大鳴大放」的社論：4月10日的題目是《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5月19日的題目是《繼續爭鳴，結合整風》。6月6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的文件要求今後的整風要用大鳴大放的方法加緊進行。但，剛過兩天，6月8日，中共中央就發出了毛澤東起草的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人民日報》也發表了毛澤東撰寫的社論：《這是為什麽？》反右的號角吹響了！真是翻手為雲，覆手又為雨！事過二十多年後，竟然說「大鳴大放」是右派「乘機鼓吹」的。你們想過沒有，經歷過反右運動的人還沒死光啊！
（小標題為本網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