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是1966年2—3月，肺部手術後的父親到無錫休養。後來聽說，是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邀請他去的。路經上海時，張春橋還登門拜訪，表現十分謙恭。在熱情接待的背後，他們正在緊鑼密鼓地做一件大事，策劃著「部隊文藝座談會紀要。」
1966年7月1日，正式揪出了「文藝黑線上的祖師爺周揚」。不久，父親就經歷了9年的監獄生活。
初出秦城
1975年7月13日正午，母親突然頂著炎夏的烈日從城裡換坐幾次車趕到我家，落座後連氣都沒來得及喘就對我說：你爸爸明天要出來了，將住到萬壽路西街7號中組部招待所。她叫我明天上午直接去那兒，並通知我在京的二哥周邁。來不及休息，媽媽又匆匆趕回她在東城沙灘的住所——一間6平方米的小屋。下午一上班，我趕緊到辦公室給周邁打電話，什麼也沒敢說，就約他到西四某公共汽車站等我。我們找了個喝冷飲的小店坐下，我悄悄地、激動地告訴了他這個消息。在這特大意外驚喜的轟擊下，周邁直愣著眼睛盯住我說不出話來。我叫他這兩天先不必過去，以免爸爸過於激動身體出問題。並囑咐他暫時保密，對誰也別講此事。第二天上午我請了個病假，從辦公室騎車趕到萬壽路中組部招待所，終於見到了闊別九年多的父親。
父親已是滿頭白髮，步履蹣跚，面色蒼白，語言遲鈍。我心中一陣酸痛。但表面露著微笑。母親已在那裡，她十分鎮靜，不提不問這些年來各自悲慘的經歷，盡量說些輕鬆的話題。她說，咱們家人口沒減倒增加了，周邁結婚並育有二女，周岳和周密也各添一女。說她在干校時哪個哪個熟人養雞、養豬、趕驢、趕馬時出的洋相笑話。說她和住處的鄰居相處得如何好，她學會做的酸菜、泡菜、豆腐乳如何如何有水平。爸爸一聽也很高興，說自己在獄中學會了縫洗被子，說每月可買30塊糖，他每天一塊計畫著吃。但緊接著，他說聽見外面大喇叭廣播「最高指示」，說「周揚屬人民內部矛盾」，叫我們打聽一下。我和媽媽有點莫名其妙。下午，我先到辦公室轉了轉，一切如常，很平靜，知道今天沒什麼「最高指示」，悄悄對組長老阮講了父親放出一事，他給了我幾天「病假」。我去商場採辦了臉盆和一些洗漱用品，趕回萬壽路招待所。母親說關於「最高指示」可能是父親的幻聽。很多關久了的人剛出來都有幻聽幻覺的現象，過幾天就好了。果然，第二天父親就不再提起。
我在七機部搞設計工作，自己主管一攤子事，還必須天天上班。那幾天我一下班就騎車去看看。父親的神經很快恢復正常，他很少淡及關押期間所受的折磨，只說耳朵殘廢是專案組人員揪打的。這些審訊者打人很有手段，一巴掌下去，頭「嗡」地一聲，有時人就昏過去了，看不出外傷。他最怕這些人對他幾天幾夜輪番審訊，幾個百瓦大燈泡照在臉上不讓睡覺，逼他承認是叛徒特務，他說，我沒有被捕過怎麼當叛徒？他困得睡著了，人家就擰耳朵扯醒他，以至左耳朵基本被扯掉了，殘留的一半貼住耳孔長死了，變成現在這個模樣。父親談這些事時，態度平靜，好像在講別人的過去。他更關心的是其他老同志們的情況。聽說不少國家領導人、老帥、將軍們遭了很多磨難，有的去世了，有的家破人亡，他很難過，甚至流下了眼淚。他總說：比起他們，我這算不了什麼。媽媽也常說，我們已經不錯了。
據父親講，這九年他基本上關在一處叫「交通大隊」的地方，只是在最後一個月轉到秦城監獄，監獄中生活管理比較正規，日子反而好過一些。進了正規監獄，他想此生大概就在監獄中度過了，於是擬定了一個學習計畫。還說以前成天忙忙碌碌，沒時間靜下心來好好讀書、好好想想。關押期間他已通讀了馬恩列斯毛全集，也算是九年來一大收益。他還想要一些書，催媽媽趕快去給他找或買。媽媽說，以前的家——東城沙灘孑民堂現在軍管住著，家裡的書庫已讓紅衛兵抄偷搞得亂七八糟，最糟的是，北京師範大學和南開大學的學生都在老師帶領下進去過幾次，挑走了不少有價值的書。而且現在也不可能進去，書店也沒什麼書賣，叫他老實休息幾天吧，別老想著書了。
父親最驕傲的是，這麼多年來他從未服過安眠藥，從未失眠過。他說：我這個人毛病很多，犯過很多錯誤，可我不反黨不反毛澤東，又不是叛徒特務，為什麼睡不著呢？不過，出獄前幾天接到專案組通知後，他在床邊趕了三天，把「檢討書」寫完交上去，在獄中住了最後一夜，這一夜他通宵失眠了。
在萬壽路招待所
在萬壽路招待所，父母住進辦公樓二層一間大辦公室，足足有30平方米。右邊有一間約8平方米的小房間，大概是原來的資料間或秘書間，通門上著鎖，左邊通著一個廁所。辦公室是50年代兩開的毛玻璃門。大約第2~3天。我發現右邊小間也住上了人，有一位三十來歲的軍人出入。那個年代人們講話都十分小心，我從屋裡看見門外一個站著的人影，顯然是那個隔壁的軍人有意站在那兒傾聽。
我不免心生憤怒，就大聲在屋裡嚷：「什麼野狗在偷聽，有種就進來談談吧。」媽媽急得衝我搖手，那人影立刻走開了。第二天媽媽笑著告訴我，隔壁來住的是黃克誠同志，他眼睛瞎了，那個陪著他的可能是警衛員或秘書，可惜沒過幾天他就搬走了。
這個辦公大樓裡還住著蔣南翔、舒同等人，大院裡住過陳丕顯、帥孟奇、宋任窮、王從吾、周桓、劉景範、馬文瑞、強曉初、卓雄、侯金鏡、郭小川……等等。住在辦公樓裡的在食堂吃飯，到鍋爐房洗澡，那兒有幾排淋浴噴頭，每週男女輪流使用。招待所辦公樓後面還有四座二層小樓，每樓可住兩家，配有獨立的衛生間和廚房。
開始幾個月父母在食堂吃飯，逢週日我和孩子們去，或有客人來，就一塊上街吃一頓，父親要求不高，還是老湖南的特點，有紅燒肉和辣椒就行。那時沒有現在這麼多吃飯的地方，我們常去的是翠微路商場旁邊的小飯館，偶爾也去新僑飯店樓下打打牙祭。有次在新僑飯店下面碰見幾個京劇界名角，看見父親都跑過來緊緊握著手不放，激動得流眼淚。
那時父親尚未「解放」，不好多談，只向他們詢問了幾位名家的情況。對於經歷了十年浩劫的文藝界人士來講，過去的「文藝沙皇」周揚已經快變成慈祥老人了，他們那高興勁我都感到意外。過了不久，原中宣部馬關同志找到一個煤氣罐，我找到一大塊木板作廚案，又備了些鍋碗瓢杓，就在廁所裡搭起一個簡易廚房，有時媽媽自己做做飯，總比食堂可口和便宜一點。
不久，又解決了洗澡問題。鍋爐房的淋浴室地滑人多，容易出事。後來果然有一位老幹部在那兒滑倒摔傷，不久便去世了。這人也姓周，也是湖南人，1926年的「老革命」，就這麼在鍋爐房淋浴室摔死了。父親那時年近七十，動作又笨，媽媽不放心他一人去，就只能打水在廁所兼廚房裡給他擦擦身。後來舒同也住進這個大樓，他那兒的衛生間裡有個澡盆。那澡盆多年不用，塞滿垃圾，髒不忍睹。媽媽和他們去大清理了一番，說足足用了半盒去污粉才擦洗乾淨。之後，我父母、舒同、蔣南翔幾個人輪流到彼處洗澡。用前，我媽擦盆放涼水，他們則從水房各打一兩壺開水兌入。每人每週能洗一次，直到搬走。
萬壽路招待所大院住的幾乎全是等待分配和等待「解放」的老幹部。他們常在一起散步聊天，交流信息，生活得比較清閑，相處得很親密。誰家得了或做了些什麼好吃的，常常分送左鄰右舍。誰的身體不舒服，需要看病拿藥，左鄰右舍通過各種關係找車送醫院。
「四人幫」倒臺前後，萬壽路招待所還是組織部長郭玉峰的天下，生活上的諸多不便主要靠老同志們之間相互照顧。
有一次，不知誰得到了一些足球票，老頭們請招待所派個車去趟體育場。那年頭得張票不容易，派車更難。據說，招待所所長請示了郭部長之後，同意派一輛專門運送院內垃圾的130小卡車去。老頭們一聽，乾脆不去了。
不管郭部長怎麼不痛快，來招待所看望這些老幹部的人還是一天天多了起來。特別是當時已經復出的鄧小平正大刀闊斧地搞整頓，大家都很高興。來客們往往同時看好幾家，也帶來不少「小道消息」，這些消息多半是叫人充滿希望的。有次章蘊媽媽來看帥孟奇媽媽，也順便看看我爸，一談，原來他倆不僅都是湖南人，還是小學校友。章媽媽鼓勵父親耐心等待「解放」，一定要把身體養好，年屆七十的她還示範做了一套保健操教父親。無奈父親實在缺乏體育細胞。只好由母親代學。
這期間，吳德、丁玲、馮雪峰等人的孩子都來看望過父親，更不用說一大堆文藝界的老朋友、老部下了。有梁斌黃冑兄弟，陳荒煤夫婦，楊沫，等等，在北京的文藝界名人來得真不少。王昆阿姨心靈手巧，看見父親的羊毛衫肘部破了一小塊，她拿回去織補了一番，做得天衣無縫，連我媽這針線活兒不錯的人都讚嘆不已。
任白戈的兒子會使縫紉機，他給媽媽做了兩條布睡褲。「文革」前的炊事員小李，已經回農村了，每次來北京都帶上他做的父親最愛吃的一隻燒雞或一碗粉蒸肉。有個人從南方帶來一大筐嘉興粽子，下了火車就直接送到招待所，粽子多，媽媽趕緊分送大院內熟人。當時父親前途未卜，黨報上還時不時地批判他一下，朋友們這番真情關切給父母帶來許多溫暖。
我和孩子們週日才去，碰見的人不多。有一次正好碰上父親的老警衛員王保群帶著老婆孩子來訪。我們一塊兒去翠微路小飯館吃了一頓。王保群從1946年張家口時就跟著父親，張家口撤退時他們剛從外地返回(當時媽媽帶著我和弟弟一月前已撤走了)，在他們趕回住所收拾完文件和被褥跑到院子裡時，敵機已開始轟炸，街上人們四散奔逃，他們的馬也丟了，王保群趕緊在路上抓到一頭亂跑的毛驢，才和父親倉皇跑出張家口。
解放後他在文化部做些行政後勤的工作。沒想到這麼老實巴交文化不高、出身貧寒不貪不腐的老人，「文革」中居然受周揚牽連被遣送回原籍。這次來北京看我父母親時，他已知自己患肝癌，回去沒多久就去世了。
1975年8月27日，中央專案組對周揚有個結論：「犯有嚴重路線錯誤，屬人民內部問題。本人做了檢討。恢復其黨的組織生活，原工資照發，補發審查期停發的工資，由中央組織部分配工作。」這幾條指示當時的部長郭玉峰均未執行。
恢復組織生活，對於那一代人來講比生命還重要，因為這意味著黨還承認你是個黨員。母親從1972年起每月有20元生活費，後來又加到30元。她無處去交黨費，就每月留下2元(後加到3元)用手絹包好準備將來交。
1975—1976年父親無處過組織生活，無異於頭上還懸掛著一把利劍，不僅他本人，母親和我也覺得是件大事。誰能想到三十多年後，不少黨員懶於參加組織生活，藉口病假事假躲著不去，不交黨費沒關係，工資裡直接扣，想退黨都不容易，時代在變啊！
原工資也沒照發(父親的工資大概是三四百元左右)，每月30元生活費。好像是1978年底前後父親才拿到全工資和補發工資，他們把補發的一半交了黨費。母親1975年6月就拿到補發工資一萬多元，她給自己留了2000元，其餘全部分給親屬們和一些生活困難的過去的工作人員。父親出來後，她盡其所能買了三七粉天麻人參等補品給父親吃，使父親的身體很快得以恢復。
當時院內老頭子們個個積極鍛練身體。父親只會快速散步，每天按自定的標準在大院內走幾圈。快步走完若是碰上伴兒，還能邊走邊聊，其樂融融。我見到過的就有宋任窮、郭小川等。有時他自己邊走邊想什麼，還曾一頭撞到樹上。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去世，大院內老幹部們個個傷心落淚，父母和我們全家都痛哭失聲。春節前幾天我去萬招，大門口碰見了聶力，她剛從宋任窮伯伯家出來，專程來此囑咐大家春節期間最好在家待著，不要走親訪友，說現在形勢比較嚴峻，叫我轉告父母和其他熟人。
3月下旬我出差去靶場，5月上旬回京，正在查「四五」天安門事件。7月朱老總去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萬壽路招待所的牆根裡側扯起一溜塑料棚，一家一個。大女兒陽陽十四歲，樂得不用上學，正在一個棚下忙來忙去幫著姥姥料理家務。大地震後，父母搬進後面小樓去住，條件好多了。不久，又請了一個阿姨做飯，大大減輕了媽媽做飯洗衣的雜務負擔。
用媽媽的話講，那幾年的生活雖然開始苦一點，但對於剛剛經歷了十年浩劫的父母來講，確實過了幾年充滿希望和輕鬆愉快的生活。
父親承受的最後一擊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10月6日，「四人幫」被抓，徹底倒臺。招待所的老人們剛從悲愁的迷茫中醒來，二下變成欣喜若狂，中國終於從浩劫中走出來了。
父親一生對毛澤東崇拜之至，不管毛澤東一生犯多大錯誤，他都只往好處揣摩毛的動機。早在1976年前後，估計他就和有些人討論過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革」的問題，他對我說，有人說是「帝王思想」，另一些人說是「急於建成社會主義的極左思想」，父親當時好像還沒想清楚。不過在他眼裡毛澤東仍是一個偉人，人無完人，偉人也一樣。
我理解父親的這份感情。
1927年「412」白色恐怖開始後，父親抱著一腔救國救民的熱血加入共產黨。但「他需要支持的時候沒有得到支持。」又因他當時年少氣盛，沒有處理好和魯迅的關係，挨了罵，帶著一肚子委屈到了延安。
在延安，父母首先是有了回到家的感覺。不用躲避國民黨的追捕。生活雖艱苦，但有了保證，不用為沒錢發愁。他心情舒暢，工作積極。看來毛澤東對這個勤奮能幹的年輕人也很賞識，安排住處，促膝談心。當1939年底周立波到達延安時，父親對他說：「立波，我們找到了自己的領袖。」不難想像，當年輕的周揚遇到一位「領袖人物」，並得到他的信任和理解時，他便自然地從心底生出「士為知己者死」的情結。從此，他跟定了領袖，跟了一輩子。完成了一個「忠臣」的使命。
對建國後中國歷次政治運動直到「文革」的錯誤，他認為全黨都有責任。30多年來，知識界文藝界受到的傷害最重，作為當年的領導者，父親願承擔一切責任，從不上推下卸，他給許多蒙受了冤屈的老同志們道歉，不去辯白具體真相。
人家罵他也不在意。有時，連瞭解內情的媽媽和他的老秘書露菲大姐都憤憤不平，他就說：「人家委屈了二十多年，大半輩子都過去了，吐吐怨氣罵罵人也可以理解嘛。」他和我談到有人反對「傷痕文學」時說：「人家受了那麼多傷害，為什麼不能寫寫傷痕？」每當他對我說起這些老同志們經受的磨難和委屈時，從不提及這些人本身的一些缺點毛病，我感到他的道歉完全出自內心，是坦然和真誠的。
如果人們能從同情弱勢者的習慣氛圍中走出來，冷靜地審視一下歷史，他們會發現，如果胡風或丁玲當了權，正如賈植芳先生所說，可能他們「比周揚還周揚」。
「文革」之後的父親，是能深刻反思的少數共產黨人之一，以至被人看做是「黨內異端分子」。我想是他沒有把黨走過的彎路只看成是毛澤東和「四人幫」的錯誤，而是有著更深刻的原因。為了紀念馬克思逝世100週年，1983年3月7日，父親在中央黨校作了《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報告。
這個報告是中央安排的。他在報告中講到「異化」和人道主義的問題。報告說：「所謂‘異化’，就是主體在發展的過程中，由於自己的活動而產生出自己的對立面。然後這個對立面又作為一種外在的、異己的力量而轉過來反對或支配主體本身」、「由於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僕有時濫用人民賦予的權力，轉過來做人民的主人，這就是政治上的異化，或者叫做權力的異化。」
沒想到，這一段話引起了軒然大波，由此引發了批判「人道主義和異化」的重大政治事件。這一事件給了父親最後一擊，一年後他便倒下不起，直到去世。
記得1984年秋父親住院不久，大約已進入冬季，聽媽媽說，耀邦同志專門派人送來一個西瓜，那是朝鮮送給耀邦同志的，一共只有幾個。當時反季節水果極少，不像如今一年四季水果都能買得到，所以十分珍貴。我覺得，在當時，胡耀邦同志也只能用送西瓜對周揚表示一點安慰而已。
晚年的父親為大多數文化界知識界的人們稱頌。至死忌恨他的是極少數。袁鷹回憶1984年12月29日的中國作協四次代表大會開幕時說，周揚從醫院打來電話祝賀，「十秒鐘的簡單祝賀博得了兩分鐘的不息掌聲。」「沒有人發號令，沒有人在主席台上帶頭，掌聲完全是自發的，真心誠意的。」
1月3日，356個代表自發籤名的慰問信和十一個省、市、自治區的作家代表團的聯名信送到醫院。我看過這兩封信，是用毛筆(或粗水彩筆)寫在幾張大白紙上的。這信的思想是真誠的，感情是深摯的。
在飽受病魔五年多折磨之後，1989年7月31日，父親默默地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