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的最大教訓是什麼?

作者:顏昌海 發表:2011-05-03 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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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歷史教科書總在反覆地告訴人們,「落後是要挨打的」。

所謂挨打,當然是指中國遭受西方列強(其後又加上日本)的武裝侵略,開其端的就是1840年英國發動的對華戰爭。關於這場戰爭的起因,中外學者已有眾多而相互矛盾的解讀,但是倘說鴉片戰爭是因為中國「落後」而挨打,卻並不合乎歷史實相。

世界經合組織出版的《世界經濟千年史》提出了一組數據:直到清英鴉片戰爭爆發之前20年(1820年),中國的GDP仍佔世界總份額的32.9%,領先西歐核心12國的12%,更遙遙領先於美國(1.8%)日本(3.0%)。可見當時中國經濟並不落後,GDP居世界第一。

中國向來有崇聖拜經的傳統,滿清諸帝都好自命「今聖」,雍正、乾隆尤其警惕人們非議時弊,一概斥作「狂吠」。於是百年社會基本穩定,造就的經濟繁榮,反而成為政治日趨腐敗黑暗的屏風。二者的巨大反差,促使社會兩極分化越發劇烈。乾隆生前已出現蔓延川楚七省的白蓮教造反,他剛死又因滿洲權貴內訌而鬧出「和珅案」,成為「盛世」實相的兩面。

《世界經濟千年史》昭示了一個基本史實,即中國在清朝中葉仍屬全球首富,卻在世界競爭格局中,迅速淪為「東亞病夫」,成為歐美乃至後起的日本競相瓜分的魚肉。

經濟繁榮下政治腐敗、社會黑暗的落差,導致了中國近代的的挨打。

近代中國落後,根源何在?大陸官方教科書將其歸結為「西方列強的掠奪和欺凌」。固然,在19世紀,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害,給中國人民帶來相當程度的損害。然而外力,不可能成為中國落後的決定性因素。因為,其他亞洲國家,同期也有類似遭遇,比如日本。

19 世紀末,日本推行「明治維新」,由於皇權的開明和支持,變法(即「政改」)成功,日本實現君主立憲,建立國會,實行選舉,結束閉關鎖國,跨入現代國家行列。同一時期,中國推行「戊戌變法」,卻由於皇權中的保守派的干預和壓制,變法(即「政改」)失敗,中國繼續淪陷於封建專制泥潭,僅保持經濟改革——「洋務運動」。

有人說,「落後就要挨打」,中日對比,又是一個反證。滿清經「洋務運動」,國力大增,所建海軍(北洋水師),位居亞洲第一、世界第四。然而,在隨後發生的 「甲午海戰」中,相對強大的中國海軍同相對弱小的日本海軍決戰,竟致全軍覆沒。船堅炮利(硬體)何益?只要制度與人心(軟體) 未改,表面上的富強,不過是貧弱的面具。

中國民眾渴望繁榮和富強,但歷史的警訊卻一再告誡國人:繁榮和富強,未必救中國。繁榮和富強,是救國的必要條件,卻絕非充分條件。畢竟,歷史上,從「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到「康乾之治」,中國的繁榮和富強不止一次,但終因未能建立有效的政治監督與制衡機制,沒有先進的制度和煥發的人心,一時的繁榮和富強,都化作過眼雲煙。

近代中國落後的根源,不在於外部,而在於內部。在於陳舊的制度,在於官場的腐敗,在於政府的昏庸。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與世界先進國家差距進一步拉大,根源更在內部:毛澤東厲行獨裁,煽動政治狂熱,製造紅色恐怖,荒廢建設,破壞生產,使中國之倒退與落後,達到空前絕後的程度。即便今日,大陸官方依靠外資和外貿,打造了中國經濟的表面繁榮,但制度糜爛,官場腐敗,絲毫未改。就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精神等綜合指標而言,中國與世界先進國家相比,猶如「龜兔賽跑」,繼續保持落後姿態。

中國歷史幾千年,多少分合輪迴,多少興衰更替,但始終沒有走出極權專制的怪圈。辛亥革命,曾帶來短暫的共和與民主,卻很快又歸於專制復辟。悲情的中華民族,彷彿與自由無緣,而只能與奴役為伴。民眾起義,為野心家搭起一個又一個舞臺,演變為一次又一次的最高權力爭奪。當每一波動盪歸於平靜,專制與獨裁,便以新的面孔復位。王朝興起,王朝腐敗,王朝沒落,如此這般的折子戲,在中國反覆上演。當今中國的權貴專制,更是將這一劇情推向極致。

沒有以民權為核心的革命,只有以最高頭目為中心的奔逐;不是致力於制度改造,只是熱衷於江山輪坐;極權與專制,由此重複,週而復始。這是中國歷史的最大教訓。民間擺不脫個人崇拜的情結,強者放不下專制的慾望,國家掙不掉人治的陰影。於是,圍繞皇權或最高權力,各種勢力殊死爭鬥,無休無止。思想與文化的禁錮,歷朝相似,由此也禁錮了整個民族的生命力,使中華民族日趨保守和萎靡。

漫長的中國歷史,曾經有兩度文化的輝煌: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諸子宏論;民國初年,言論自由,氣象萬新。集有大成並影響世界與歷史的中國思想家,大多誕生於這兩個時期。發人深省的是,前一時期,出現在國家分裂或分治之際;後一時期,出現在共和與民主初生之時。這種現象,對臣服專制而不自覺或盲目信奉 「絕不」的人們,豈非當頭棒喝。

說到中國歷史的最大教訓,人們不妨將目光回到100多年前。

1909 年1月14日,農曆臘月廿三。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逝世還不到3個月,全國人民顯得還必須沉浸在悲痛之中,北京城自然還是八音遏密,過年的氣氛淡了不少。就在這時候,一場反腐風暴突然刮起。這一天,紀檢官員(「監察御史」)謝遠涵上了兩道奏折。第一道奏折彈劾郵傳部尚書陳璧「虛糜國帑、徇私納賄」。第二道奏折則是「綜述」,認為現在「吏治窳敗,請嚴飭實行整頓」。謝遠涵是京城「名記」、「清流」中堅,奏折一上,最高領導的批示當天就下達:對於彈劾陳璧之事,由大學士孫家鼐、那桐「秉公查辦、毋稍徇隱」,而對第二份奏折,則轉給專門 負責新政改革的「大清體改辦」(「會議政務處」,原稱「督辦政務處」),要求他們會同組織部(「吏部」)研究商議。

大過年的,平地裡響起這樣一聲驚雷,令中央國家機關的幹部們忐忑不安。此時正值宣統新朝開張,人事上照例要有一番除舊布新,兩週前(1月2日),炙手可熱的袁世凱已經因 「足疾」開缺回籍,袁的死黨、民政部侍郎趙秉鈞也已被免職。

媒體披露未經證實的消息表明,陳璧的腐敗,一是經手國際貸款時,收受巨額回扣;二是利用職權「賣官」。英國《泰晤士報》估計,陳璧的涉案金額在585萬英鎊之巨。郵傳部是大清國官場肥缺最多的機關,掌管著郵政、電信、鐵路等新興事業,其影響力甚至延續到民國,形成了強大的政治幫派「交通系」。元宵節後,組織上的調查結論就出來了:陳璧貪污受賄,查無實據。或許不同的派系之間經過了政治協商,陳璧被認定要對兩個罪名承擔領導責任:一是「開支用款、頗多糜費」,二是「前後所調各員,不免冒濫」。「交部嚴加議處」的結果相當嚴厲:陳璧被「雙開」。這就是清末著名的「陳璧案」。

至此,陳璧已經任職1年零8個月,成為郵傳部在位時間最長的部長(「尚書」)。而6年間(1906∼1911年)13次更換部長的郵傳部,也被當時的媒體戲稱為「運動部」。

將陳璧革職後,敲山震虎的效果顯露出來:郵傳部立即開始清理整頓,裁撤冗員、削減經費。 法部、民政部、農工商部、大理院等紛紛主動開始裁員節費。

其實,陳璧工作能力還是很強的,上任後,整頓機關工作作風、收回京漢鐵路、收回商辦電報、創辦交通銀行等,政績斐然。但他的大刀闊斧,也被人理解為「氣度偏淺,遇事不知從大處著手,且好挑剔細故,自詡精能」,因此「輿論多薄之」。自然也有人為他抱不平,如《大公報》就認為:「今日貪官污吏足躋滿朝,而陳獨負其重咎」,認為這還是一種政治路線清洗而已,陳的錯誤在於站錯了隊、跟錯了人。

「貪官污吏足躋滿朝」,的確生動反映了1909年大清國的國情。從辛醜變法(1901年)開始,大清國的新一輪改革已經歷時8年,卻依然沒有能在治理腐敗痼疾上取得任何成效,反而越演越烈。當時的北大校長(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劉廷琛總結道:「私親遍植於要津,人才半成於賄賂,故日言整紀綱而小人愈肆,日言飭官而幸門益開,日言養民而祗增苛擾之煩,日言察吏而轉啟貪橫之習,日言治軍而剋扣之弊轉甚綠營,日言理財而揮霍之風公侵國帑。」新政改革已經成為各級官員大肆尋租肥己的好機會。

1906年,在宣布立憲改革之前,大清中央召集了核心的王公大臣們會議,針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節奏、步驟、路徑等進行辯論。在會議上,教育部部長(學部尚書)榮慶認為,政改應該緩行,因為當前「政體寬大,漸流馳紊」,官員隊伍過於腐敗、無能,不僅不能依靠他們實行改革,而且改革會給這些「神姦巨蠹」們提供更多的機會。他認為,當務之急應該是「整飭紀綱,綜核名實,立居中馭外之規,定上下相維之制,行之數年,使官吏盡知奉法,然後徐議立憲。」他堅持認為必須充分考慮到大清的國情,不可「不察中外國勢之異」,更要實事求是,不可「徒徇立憲之美名」。

歷史記錄沒有顯示榮慶的觀點是否受到其他與會者的反駁,但顯然,中央集體考慮到了改革的條件並不完全成熟,因此,會議的結論是:一、必須實行立憲政治改革;二、鑒於「目前規制未備,民智未開,若操切從事,徒飾空文」,政改不能一步到位,必須先行預備。

反腐敗與政治改革,的確是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悖論。一方面,腐敗不除,依靠這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幹部隊伍,任何改革都會變形、走樣,成為新的尋租工具;而另一方面,普遍的腐敗已經表明瞭舊的體制和機制並不具備自我代謝的能力,不改革就無法消除腐敗。對於任何一個執政者而言,如何下手都是一個艱難的抉擇。

而在野者卻無法感受其「不可承受之重」,保皇黨、革命黨,抓住政府的腐敗大做文章,章太炎就認為,「現在官場情景是微蟲黴菌,到處流毒,不是平民革命,怎麼辟得這些瘴氣」。

保皇黨與革命黨在反腐敗問題上,有一個共同特徵:矛頭永遠只指向政府和政敵,在不擇手段地妖魔化當權者的同時,不遺餘力地將自己打扮成了永遠正確、不需監督的天使,這成為今後中國一切反對勢力的固定操盤模式:保皇黨從流亡的那一刻起,就將「保皇」、「勤王」的口號,轉化為了在海外錦衣玉食的「生產力」;而革命黨在高喊著民主共和的同時,將自己的團體從形式到實質都日益演化為並不民主、也不共和的地下幫會。

早在甲午戰爭時期,深刻研究了中國國情的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就認為中國的腐敗並非只是官場獨有,而是全民喪失信仰,「人心腐敗已達極點」。他指出,國家是人民的集合體,人民是國家組織的一 「分子」,「分子」一旦腐敗,國家豈能獨強?中國「分子」們集體腐敗,國家的元氣就喪失消亡。日本間諜的分析,的確是對全體大清國民的誅心之論。腐敗在大清國並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是有著廣泛和深厚「群眾基礎」的,幾乎人人都在篩選尋租的機會,「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幾乎是全民的信仰,區別只在於機會的有無、大小。同樣,所謂的「反腐敗」,並非都是為了建立制衡權力的清明政治,更多的是「未得利益者」向「既得利益者」,「少得利益者」向「多得利益者」 的鬥爭手腕,骨子裡崇尚的還是「彼可取而代之」。

自大清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的「主義」與「思潮」就不斷流行,但作為西方政治理念中最本質的對於權力的質疑與約束,從來沒有被中國人、尤其是那些焦急等待著「上壘」的政治反對者們所真正接受。對於旨在「改朝換代」的改革(或革命)而言,反腐敗無非是手段、手腕和策略而已。貫穿在這些改革(或革命)中的,是對人對己的雙重標準,一方面「己所不欲、必施於人」,另一方面「施於人者、己必不欲」。當自己總是凌駕於改革(或革命)之上,即使播種下去的果真是龍種,收穫的絕對依然是跳蚤。……

100年過去了,如果人們將目光回到中國的現實狀況,就會發現,當權者和國民,在實質上並沒有多少進步,離世界先進文明,何止是100年的差距!每念及此,不由人背脊生寒。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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