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在鄧琳的成長過程中，都由父母安排，導致社會經驗缺乏，加上從小就出類拔萃，沒辦法接受挫折。
衡陽第二精神病院，鄧琳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在病區走廊裡不安地徘徊。她說，這裡住著她的高中和大學同學。本版圖片/記者韓敬宇
4月11日，一位網友在紅網論壇發帖，帖文整理了兩篇媒體報導，披露了一個消息：在衡陽，一名哈佛大學女博士後回鄉後成了精神病患者。帖文被多個論壇轉載並引髮網友熱議。事件真相到底如何？4月下旬，記者趕往衡陽調查。
4月25日，衡陽市第二精神病醫院，樹木枝繁葉茂，鳥聲婉轉動聽。
這是鄧琳的第二個「家」，每隔一段時間，她都會到這裡住上3個月。
她可能是這裡學力最高的人——哈佛大學醫學院博士後。但是，她不是在這裡從事科研、診療，她只是這裡的病人，精神分裂症患者。
她曾經是別人眼中的天才，復旦畢業留學美國，自然科學碩士、哲學博士，醫學院博士後。
走到這一步，她經歷了怎樣的人生？
天才
鄧琳自小就顯得天賦異稟。
1967年12月12日，她出生於西安。
在父親鄧建平印象中，與同齡孩子相比，女兒的「鬼點子」明顯要多。一個例子是，1971年，當時女兒才4歲，和他一起去南寧旅遊，在火車站出站口，身高超過 1.1米的女兒被乘務員攔住要買票。他還在跟乘務員求情，希望免票，不料女兒趁乘務員不備，一下子就溜出去了。事後，鄧建平雖覺得不妥，但女兒的「機靈勁」讓他感觸很深。
尤讓他喜出望外的是，女兒有很強烈的求知慾。女兒5歲時，很想上學，鄧建平當時是航空工業部西安一家企業的高級工程師，聯繫了一所小學，不料由於女兒年齡不夠，最終還是被對方拒絕了。小鄧琳很生氣，整天哭鬧著要上學。鄧建平沒有辦法，把她安排到自己老家湖南耒陽的一所鄉村學校。
不久，鄧建平把女兒轉到西安讀書。一開始，西安的學校不願接收，但很快，這所學校就無話可說了——鄧琳入學考試得了兩個100分。
在學習上，鄧建平從來不為女兒操心。她超乎常人的學習能力，讓同齡人和同齡人的家長羨慕不已。「有一次，我們隔壁鄰居家小孩想找家庭教師，最後擔當這一任務的就是我們家鄧琳。」鄧建平很自豪。
不止課堂學習，小時候鄧琳各個方面都很優秀。在母親周雲娟記憶裡，小鄧琳最喜歡玩跳皮筋，鄰居家小孩沒有誰能玩得過她，「有一個高難度動作，鄰家小孩嘗試了很多次都沒有成功，我們家鄧琳觀察了一陣，換了個角度，輕輕鬆松就跳過去了。」
鄧琳的腰鼓、羽毛球都很不錯。
鄧建平一直認為，他的女兒是個「天才」。或許，這是繼承了父母的「學習基因」。鄧建平和周雲娟都是高級知識份子。
1982年，年僅15歲的鄧琳被復旦大學錄取。
其實，父母並不希望鄧琳去外地唸書，他們給鄧琳設計的人生規劃是學醫。在父母的要求下，鄧琳第一志願報考了西安一所軍醫大學，最後，由於身高原因，鄧琳被第二志願復旦大學昆蟲學專業錄取。
作為家中長女，鄧琳得到了父母更多的關愛。她赴上海讀書那天，鄧建平一路跟到上海，幫她挂好蚊帳，買了很多生活、學習用品。鄧建平還特意拜訪了一位在上海的老同學，請對方以後每次都要到火車站接女兒。到了週末，鄧琳都會到這位叔叔家打牙祭。
出類拔萃的學業成績讓鄧琳有了不少優越感。一次，鄧建平去復旦大學探望女兒，但她說要出去跳舞，鄧建平偷偷跟了過去，在舞會上，男伴由於舞技不太好，被女兒當面罵「蠢蛋」。
或許是考慮到女兒的這種優越感，鄧建平從來不讓鄧琳吃苦頭。1984年，鄧建平調回老家工作，在衡陽市科委任職。女兒每次回衡陽，他都一定會到火車站守著，並給她買好回程火車票。如果沒有買到臥鋪，鄧建平就會上火車給女兒搶座位。
有一次，鄧建平沒有搶到座位，鄧琳站著去了上海。這事後來成了鄧琳向鄧建平抱怨的由頭，「她跟我說她好苦，我問為什麼，她說站著去上海上學。」鄧建平說。
本科畢業後，鄧琳順利考取復旦大學的研究生，學的是昆蟲病毒學。
研究生快畢業時，鄧琳報考了美國的大學。儘管她以上海市專業第一的成績被對方錄取，但當時出國手續辦得不太順利，鄧琳一氣之下，放棄了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證書，回到衡陽。
之後幾個月，鄧琳幾乎不出家門半步。父母勸她回校唸書，鄧琳的回答著實讓鄧建平吃了一驚：「去不了美國就自殺。」
最後，在鄧建平的幫助下，鄧琳成功搭上前往美國的飛機。
壓力
近10年留學生涯裡，鄧琳就讀和工作的都是美國一流大學，俄勒岡州立大學自然科學碩士、肯塔基大學哲學博士，哈佛大學醫學院博士後。
鄧琳32歲那年，正在攻讀博士學位，開始了初戀。她認識了一個來自臺灣的男同學，很快墜入愛河。後來，男同學碩士畢業，考上了哈佛大學博士，鄧琳放棄了在肯塔基大學一所實驗室的研究，和男友一同去了哈佛。
但是，鄧琳並沒有告訴父母自己交了男朋友的事。這讓周雲娟覺得很奇怪，在她印象中，女兒之前讀書時不是這樣的，「每天放學回家，她都會跟我講學校裡發生的事」。
鄧琳去美國後，大約每兩個月會寫一封信回家。有一次，她在信中寄了幾張外出遊玩的照片，鄧建平發了火，他的回信說：我送你去美國是學習。沒過多久，鄧琳回了信，裡面是她剛剛發表的學術論文。
父母依然沒有想到，鄧琳這時候交了男朋友。
直到有一次，鄧琳在信中透露了一點關於男朋友的信息。鄧建平步步逼問，才得知這名男同學比自己女兒大了8歲，且有高血壓。
家裡人強烈反對，鄧琳的戀愛無果而終。
事實上，雖然鄧琳32歲之前的感情世界一片空白，但她不乏追求者。
在復旦大學，由於鄧琳的學業、舞技出眾，表達愛意的情書紛至沓來。與她同宿舍的韓慧敏還記得，當時鄧琳性格非常開朗，非常熱心，「每次代大家收到信後，她都會一一把信送到每位舍友的手中」，不過，鄧琳當時的心思全部扑在出國上，加上年齡小，根本就沒有想過要談戀愛。
現在看來，鄧琳初戀無果而終，造成的影響遠遠不只是失去了男朋友。
1999年6月，周雲娟去美國探親，一下飛機，就發現前來接機的女兒瘦了一大圈，她還很驚訝地發現，女兒處理問題的時候不像以前那樣圓滑了。她不知道原因，也具體說不出女兒到底哪裡不對勁。
隨後，鄧建平趕到美國，也發現了女兒的反常之處。他當時只是認為，女兒在美國的日子過得並不暢快。
為了送女兒出國，鄧建平花光了家裡所有的積蓄，甚至連女兒最初去美國的機票費用，都是周雲娟特意跑到寶雞找姐姐借了4000元。
其實，鄧琳出國時就知道了家裡的境況。但是，可能是之前的「優越感」養成的習慣，她依然保持著精神上的「優越感」。
——在美國，一般家庭的留學生都是和別人合租，有時還要外出打工。但鄧琳希望生活得體面些，她不願意出去打工，還租了一套單身公寓，每個月租金接近1000美元。此時，她每個月的補助大約是2300美元，「要繳23%的稅，除了租房吃飯，什麼錢都不剩了。」周雲娟說。
儘管手頭拮据，但鄧琳從來沒有開過口額外找家裡要過錢。
鄧建平說，可能是繼承了父母的性格特點，女兒既內向又外向。一方面，她希望自己各方面都做到最好，對自己的學業要求尤其苛刻，她報考研究生時，花了16元錢報考費，她就對母親說，如果自己考不上，會對不起這16元錢。另一方面，她受不了一點氣，但她嘴上從來不說，就算在外面受了委屈，也從來不和父母親說。
「內心的高傲、現實的窘迫，這給鄧琳帶來了很大的壓力。」鄧建平分析。
挫折
從美國探親回來，鄧建平感受到了女兒的變化，也為女兒在美國生活的窘迫感到擔心。
他希望女兒回到自己身邊，聯繫了衡陽當地一家醫學院，對方答應聘請鄧琳為特聘教授。
2001年夏天，在父親強烈要求下，鄧琳回到衡陽。這在當地引起了不小轟動，媒體紛至沓來，讚美之聲不絕於耳。
哈佛大學高材生回到衡陽，讓當地組織人事部門非常關注。鄧建平被組織部門負責人叫去，徵求他對女兒工作安排的意見。
鄧建平說，女兒是高級知識份子，可能不願留在衡陽發展。
其實，鄧琳是想留在美國工作。她的一個研究生同學在波士頓一家公司任職，該公司想要招聘兩名博士。
當時，周雲娟正在美國探親。她對女兒說，去一趟波士頓找找這名同學，看對方能不能幫忙。但是，母親的這個建議引起了鄧琳的強烈反感。
鄧琳認為，當年學校開運動會時，是她在前面騎自行車帶著這位同學跑、給這位同學鼓勁，所以這位同學應該還記得她。「鄧琳不願意自己去聯繫，總覺得自己學歷高，別人應該主動找她。」周雲娟說。
回國後，鄧琳最大的希望是回覆旦大學教書。她聯繫了復旦的一名教授，對方同意了，但表示要等自己考察結束後面談。鄧琳信心滿滿，不料，沒過多久，她就接到教授的郵件，被告知不用去上海了。
鄧琳很生氣，實在忍不住的時候，把怒火轉移到了父母身上。
周雲娟有時急了，也會頗帶責怪意味地勸鄧琳：「又不是只有復旦大學這一條路，去別的學校不行嗎？咱有學歷，不要在一棵樹上吊死。」
鄧建平和周雲娟帶著鄧琳前往廣州，他們聯繫了中山大學等名校，但鄧琳的態度很堅決：非北京、上海的大學不去。
讓鄧琳和父母沒有想到的是，擁有頂級學歷的鄧琳在找工作道路上的挫折才剛剛開始。
2002年，鄧琳的檔案被傳至湖南師範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時任生科院院長吳秀山在電話核實了鄧琳學歷後，決定聘用。
此時，沒有找好工作的鄧琳正在上海遊玩。最後，在親朋好友的勸說下，她才答應回湖南任教。
但是，她一直沒有告訴父母自己的想法。直到最後入職，她才給母親打電話，說自己已經到了長沙。
鄧琳在湖南師大只待了兩個月。
在吳秀山的記憶中，鄧琳的形象相當模糊，「她沒有參與教學，大多數時間是在賓館裡過的，只有剛到師大時去實驗室熟悉了一下情況。」
吳秀山說，鄧琳入職不久，就表現出精神異常的症狀，學院方面打電話給鄧琳的家屬，要求解除聘用合同。
但是，周雲娟不同意這種說法。她說，女兒在生科院時，曾對學院飼養白鼠的做法提出異議，所以，有人在造謠說女兒有精神病。
鄧建平跟周雲娟的觀點不同。
他接到學校電話通知後，害怕鄧琳受氣，立馬趕到長沙，把鄧琳接到衡陽，送進了精神病醫院治療了半個月。
這件事，成為了現在鄧建平、周雲娟口角不斷的由頭。「你把女兒強制送往精神病院，就算沒有病也會逼出病來。」周雲娟呵斥鄧建平。
不料，一語成讖。
病人
打那以後，儘管鄧琳找過多份工作，也先後多次出國，但挫折似乎跟她如影隨形：應聘西安一所醫學院，原以為學院會提供一套住房，然而她去了西安才發現，自己預期的「套房」不過是一個單間，她大失所望，沒有過多考慮，辭職回到衡陽；後來，她去了一趟加拿大，工作沒找到，身上的錢卻花光了，只好悻悻地回來……
雪上加霜的是，她的精神狀態越來越糟，進精神病院已成常態。家屬們從醫院得知，鄧琳真的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現在，鄧琳治療一個療程是3個月。療程結束，她的情緒能基本恢復平靜，沒過多久，她又會進入「狂躁期」，所以，父母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安排她到衡陽市第二精神病院接受治療。
在家裡情緒不好的時候，鄧琳會朝從樓道裡經過的鄰居瞪眼，甚至開口罵人。她總是覺得房子裡很髒，會不停地從廚房倒水沖洗，一邊倒水一邊說：「是誰在門口吐了這麼多痰？」
這引起了同一單元鄰居們的不滿。樓上住戶老蔣說，孫子放學回家，都要先打電話叫他下去接。半個月前，老蔣實在受不了，就找到鄧建平抱怨，鄧建平只好再次將鄧琳送入精神病醫院。
鄧琳家的房子80平米，是上世紀80年代單位福利房，後經改造擴建到100平米。鄧琳的房間緊挨著門口，一般情況下房門緊鎖。客廳裡挂了兩幅鄧琳的照片，從照片上看，鄧琳依然活潑靚麗。鮮為人知的是，最近十年，鄧琳的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這個狹小空間和精神病院裡度過的。
衡陽市第二精神病醫院的醫生王倩知道鄧琳是一位不同尋常的精神病患者，他給鄧琳下的臨床結論是：精神分裂症，而這種疾病很難根治。
在鄧琳情緒最不穩定時，連王倩接近她都要小心翼翼。王倩知道，鄧琳正在產生幻覺，總認為有人在她耳邊大聲說話，作為回應，鄧琳會一個人自言自語。
王倩對鄧琳做過研究，他得出的結論是，鄧琳是由於情感、事業等多重挫折導致思想受到刺激。這也印證了吳秀山的說法：「智商高的人神經往往特別脆弱。」
反思
從哈佛博士後到精神病患者，鄧建平陷入了深深的自責：「是我害了她。」在鄧琳的成長過程中，一切都由鄧建平和老伴安排，導致社會經驗極其缺乏，加上從小就在周圍的人群中出類拔萃，遇到挫折就受不了，沒辦法接受。所以，鄧建平喟然長嘆：「一切包辦的孩子沒有出息」。
時過境遷，鄧建平和老伴不願再回憶鄧琳的點點滴滴，但對鄧建平來說，他常常不由自主地陷入到回憶之中。記者在採訪老兩口時，每問一個問題，老人都會哽咽，然後老淚縱橫。
4月22日的午飯時間，像往常一樣平淡而安靜，一盤涼拌萵苣，一盤酸菜炒肉是他們的午餐。
如果一切正常，老人原本可以不用拮据，兩人每月的退休金加起來接近6000元，但這筆錢現在全部用來給鄧琳治病了。
鄧建平知道自己總有一天將離開鄧琳，他現在最希望能找一個女婿，「房子我們提供，只要他對我女兒好。」
鄧琳的學位證書複印件、從美國寄回的信件都保存在櫃子裡。鄧建平夫婦希望有一天鄧琳能「醒過來」。
4月22日，周雲娟從鄧琳床底下拖出那個裝有學位證原件的紅色書包，用手拍打兩下，灰塵往下掉，周雲娟感慨：「整整十年沒碰它了。」
此時，它的主人，正在衡陽市第二精神病醫院第三病區的病房裡，疊被子，或者拖地……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鄧建平、周雲娟、鄧琳均為化名）
專家：精神分裂症
患者趨年輕化
湖南師範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育心理學專家肖漢仕教授認為，目前中國的家長們普遍有一種重學習、輕做人，重思想品德、輕心理素質的現象。
肖漢仕認為，鄧琳是一個悲劇，因為在她的成長過程中，過多地注重智力開發，卻忽視了心理素質的自我培養。家長過多地參與鄧琳的人生軌跡，導致鄧琳缺乏生活自理、獨自應對問題的能力，從而養成了一種依賴的人格。當鄧琳面對就業、感情等方面的困境時，缺乏最基本的應對能力。
在肖漢仕看來，家長是孩子成長過程中第一位「靈魂的工程師」，家長應是指導者，而不是包辦者。「在中國人的觀念裡，代替孩子做事是愛的體現，實際上是剝奪了孩子獨立成長的機會。過分的包辦等於把父母意志強加到孩子身上。」
肖漢仕認為，在一定範圍內，「自由」和「尊重」應是孩子成長過程中的兩大關鍵詞，家長可以通過教育內容、教育方式以及自己的言行舉止去實現這兩個關鍵詞。
根據多年治療的案例分析，衡陽市第二精神病醫院醫生王倩得出了一個可怕的結論——精神分裂症患者趨於年輕化，且越來越多。
王倩說，以前精神分裂症患者大多集中在30-40歲這個年齡段，但最近兩年，20歲以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越來越多。王倩調到第三病區時，幾乎每個月都要接診一例，甚至有一段時間，他一個月要接診5例20歲以下精神分裂症患者。
這讓王倩很是擔憂，因為這一病症沒有明確的誘因，在發病初期表現也並不明顯，比如性格孤僻、動不動發大脾氣……這些症狀往往會被家長忽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