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國際勞動節」這天，我看到一則消息：武漢鋼鐵集團工人徐武因與所在單位武鋼發生訴訟糾紛被關進精神病院達4年之久，日前成功「越獄」至廣州，卻被武漢警方抓回。其中曲折，被媒體稱之為「中國上演現實版飛越瘋人院的故事」。
看到這份由中國地方政府獻給工人階級的五一節「大禮」，不由得想起一支上世紀50至70年代傳唱不衰的紅歌「咱們工人有力量」，以及「文革」時工人階級成了「領導階級」後的雄風，例如工宣隊進駐從大學到居委會各單位，工宣隊隊長成了太上皇、工宣隊員們成了御前侍衛；工人每與人發生爭執，一拍胸脯吼一嗓子「老子是響噹噹的工人階級，黨最信任我們！」覺得恍如隔世，領導這個國家的黨還是那個中國共產黨，國也還是那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工人階級的力量哪去了？
在90年代之後進入工廠的中青年工人可能不會有那段光榮記憶，但老工人就不同了，近20餘年的地位失落、下崗與貧窮帶來的種種屈辱，只顯得毛時代工人階級作為領導階級那份黃金歲月愈加難能可貴。老工人懷念昔日榮光，自然免不了懷念曾經給予他們榮光的偉大領袖毛澤東，至於毛髮動大躍進導致餓死3000多萬人的三年大飢荒、閉關鎖國帶來的貧窮落後、發動「文革「對中國造成的嚴重破壞，這些由毛一手製造的國家罪錯被不少老工人刻意遺忘。他們如果有機會向下一代談論時政，說的必定是這一套，「要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還在就好了，貪官肯定不敢這樣胡作非為，廠長經理敢這樣摟國有資產？……」
我其實也很關注並同情當代中國工人的境遇，並由衷希望工人兄弟的權利意識迅速覺醒，起而爭取權利，使本階層活得有尊嚴，讓中國這個世界工廠能夠擺脫「血汗工廠「的可恥地位。但問題的關鍵在於，任何階層、群體的權利都應該通過自己爭取，而不是依靠他者賦予。老工人們懷念毛澤東，骨子裡還是希望由政治強權人物來提升工人階級的地位，而不是自己爭取。
如果說歐美工人運動是在完全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取得成功的，其經驗沒有可借鑒性；那麼與中國同屬於亞洲文化圈的韓國工人運動，對中國工人應該具有借鑒作用。
上世紀70年代，韓國工人的工作環境也很惡劣。由於當時就業機會稀缺，為了保住工作機會，工人不以超時工作為苦，甚至有工人主動寫信給廠方，要求每天工作12小時以上。80年代以後韓國工人工作條件及社會地位的改善，與他們的權利意識逐漸覺醒有關，更與各種社會力量的介入幫助推動有關。
當時韓國的宗教、學生以及知識份子這三種勢力主動滲入到工人運動中去，尤其以學生的努力起了關鍵作用。曾有一批大學生深入到產業領域，體驗工人的生活，從事最底層的勞動實踐，這批學生被稱為「潛伏工人」。他們努力喚醒工人的權利意識，加速工人的組織化，提升工人運動的水平，逐漸把工人運動的目標從經濟引向政治，最終在20世紀80年代的大罷工中，出現了以政治目標為主的罷工運動。可以說，韓國工人生活狀況的逐漸改善並非資本家主動施與，而是依靠大學生群體等社會力量主動介入，喚醒工人自身的的權利意識，通過艱苦鬥爭一點一滴逐步改善的。一本名為《韓國工人》的書詳細介紹了這一過程。
中國媒體曾登載過一篇文章，「一個研究生在工廠的‘潛伏’」，故事的主角趙新華（化名）在看過《韓國工人》這本書後，也想摹仿當年的韓國大學生，深入工人群中，成為「潛伏」工人。他為自己設計了一整套方案。但他在深圳寶安區沙井鎮的打工經歷卻讓他非常失望。廠方違犯《勞動法》的現象常見，比如拖欠工資。趙新華曾嘗試鼓動工人以《勞動法》為依據抗爭，但沒有工人響應，並告誡他說這樣做「沒有用的」。最後趙只好獨自堅持抗爭，「一個人戰鬥」的結果是：應拿工資1000餘元，但因被記了3天「曠工」（趙以罷工的形式抗爭），他一共拿到工資836元，扣除在深圳花費220元，辦理假證40元，交通上網等費用50元，往返車票500元，「收支基本相抵」。令趙沮喪的是，他的抗爭沒引起其他工人仿效，反而因為這一抗爭遭到工友們的疏遠。領到工資那天，趙新華到車間轉了一圈，還沒說幾句話，就被組長趕了出去。組長說：「車間裡到處都是攝像頭，廠長看到，被叼的是我」。趙新華的經歷表明，從整體上看，目前中國工人的權利意識可能還處在覺醒前或者覺醒之初。
各國工人運動的經驗表明，勞工權利從來都是由作為權利主體的工人努力爭取而獲得。而工人的力量也就是通過這種爭取權利的運動而逐漸強大並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社會政治力量。中國工人要想真有力量，韓國工人的組織化過程與爭取權利的過程值得借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