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制服朱德
1928∼1930年34∼36歲
毛澤東一接到中央任命，就準備擴大地盤。國民黨軍隊也要打來了。一九二八年六月，蔣介石打敗了北京政府，統一了中國大部，建都南京，著手恢復秩序。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毛率領朱毛紅軍離開井岡山。朱毛紅軍經過一些變故，眼下有人馬三千。
毛在井岡山住了十五個月，留下了一塊千瘡百孔的土地。中央巡視員楊開明向上海報告說，紅軍到來前，井岡山的農民「頗覺安居樂業，有天下太平的氣象。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老死不相往來的神氣」。
「自從紅軍到達井岡山以後，情形就大大改變了。因為紅軍經濟唯一的來源，全靠打土豪。又因對土地革命政策的錯誤，連小資產階級富農小商也在被打倒之列。又以大破壞之後，沒有注意到建設問題，沒有注意到經濟恐慌的危機，以致造成鄉村全部的破產，日益激烈的崩潰。」
毛走後，國民黨軍隊攻下了井岡山。朱毛紅軍走時留下的傷兵病員和地方幹部，落在他們手裡的被機關鎗掃死。被反共復仇的民團捉住的，不是剖腹、燒死，就是活活割死。即使這樣的殘酷，據當時對中央的報告：「房子燒了，群眾首領殺了。但是一般群眾並不十分增加對反動派的仇恨。」
井岡山原來的山大王多是本地人，毛走時他們留下，大部分都活下來了。一九三○年三月，袁文才、王佐死在共產黨手裡。莫斯科秘密命令中共這樣對付這些人：「與土匪或類似的團體結盟，僅在暴動前可以適用。暴動之後宜解除其武裝並嚴厲的鎮壓他們……他們的首領應當作反革命的首領看待，即令他們幫助暴動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除。」
袁、王死後，余部逃進山裡。奉命搜捕他們的紅軍李聚奎回憶說，他「親眼看見當地群眾對我們的行動很反感，而對王、袁的部隊，則倍加愛護。」既在土匪又在共產黨統治下生活過的井岡山人，顯然更喜歡土匪。土匪帶來的災難跟共產黨比是小巫見大巫。
毛澤東離開井岡山時，未曾有一眼回顧，一絲惆悵。他興致勃勃，跨著大步，跟隨從們開著玩笑。他有理由輕快，莫斯科已全盤接受了他的要求。他一離開井岡山，蘇軍情報局長伯金就跟中國事務負責人米夫（PavelMif）開會，討論蘇聯怎樣「給朱毛具體援助」。這是第一次有記載的莫斯科專門討論給毛軍援。毛已名聲顯赫，報上都說他是「共黨中最巨者」。
政府軍在毛身後緊追不舍，一場鏖戰中朱德的妻子被捕。她後來被殺，頭由一根竹竿挑起，懸掛在長沙城上。在這樣的險境中，毛卻發動了針對朱德的權力鬥爭：離開井岡山不到兩個星期，他取消了中央特別成立的以朱德為書記的軍委，剝奪了朱德的軍事指揮權，把一切權力都集中在自己手裡。
對中央，毛隻字不提他奪了朱德的權。他寫了一份又一份報告，字裡行間透著自己如何像久旱盼甘霖一樣渴望中央指示。三月二十日，他寫道：「望中央將一般計畫指示我們。紅軍應該怎樣行動，尤盼飛速指示！」「六次大會的決議案非常正確，我們歡躍的接受。」四月五日，他又寫道：「以後望中央每月有一信給我們，我們亦至少每月給中央一信報告。」毛是在討好中央，希望他奪朱德權一事一旦被上海知道，會得到認可。
朱德沒有反抗毛，也沒有向中央告毛的狀。他沒有那麼強的權力慾，也不擅長搞陰謀。朱德一時忍了下來。
三月，在對付國民黨軍隊方面，毛的運氣來了。儘管南京政府建立已近一年，但國民黨內訌不斷，有的政敵對蔣介石政府開戰，追擊毛的隊伍被調去打政敵，放過了毛。毛興奮地告訴上海說：「後衛距敵才一里……〔敵〕張旅忽然折回，蓋湖南戰事爆發」。毛得以輕鬆地拿下了閩西，包括首府汀州。這裡的汀江航運繁忙，明清已出現了「上八百，下三千」的景象。四海商賈雲集，歐洲大廈跟南洋小攤相映成趣。毛大打了一番「土豪」，豐富了庫藏。他告訴上海：「給養已不成問題，士氣非常振發。」
紅軍沒收了一個給國民黨軍隊做軍服的工廠，第一次穿上了整齊的軍裝。迄今為止，士兵們穿什麼的都有，甚至有女人的裙裝和天主教教士的神袍。新軍裝是灰色的，跟國民黨一樣，只是多了紅帽徽、紅領章。
守城的郭鳳鳴旅長按毛的指示先被活捉，然後殺掉。屍體倒掛在一棵板栗樹上，旁邊站著毛，手指著屍體在萬人大會上講話。會後郭的屍體被抬著遊街示眾。作為與舊制度決裂的象徵，市政府被一把火夷為平地。
毛把指揮部設在一座俯瞰汀江的雕樑畫棟的樓房裡，日子過得十分愜意。不久，好日子被一名不速之客給攪亂了。來者叫劉安恭，剛從蘇聯受軍訓歸國，上海派他來當朱毛紅軍的第三把手。劉安恭發現毛擠掉了朱德，非常憤慨，說毛「抓權」，「書記專政」，「家長制」，「自成體系」，「不服從中央」，說朱德是「擁護中央派」，而毛澤東是「反對中央派」。
毛再也沒辦法對上海封鎖消息了。六月一日，他第一次向中央報告，找藉口說：他離開井岡山後，「每日行軍或作戰，在一種特殊環境之下，應付這種環境感覺軍委之重疊，遂決議軍委暫時停止辦公，把權力集中到前委」。但是，既然有理由，為什麼在這之前他寫的信中不向中央報告呢？毛自知理虧，想把這事遮掩過去，把這段話埋在有十四條小標題的洋洋長文的第十條中間，算是報告了，希望不引起上海的警覺。報告其他部分充滿甜言蜜語：「最近得到中央及福建省委各種指示，真是意外的欣喜，睢江西省委三年來不曾有一個字給我們……這種情形太不好了，請中央確知江西省委千萬改正這種狀態。」「請福建省委負責在廈門設交通機關，專任前委與中央的傳達，設立機關經費，付上價值一萬元的煙土」。
但朱德起來反抗毛了。他有了劉安恭這個同盟，再加上部隊大多數人也站在他這一邊。毛不得人心。他後來自己多次說：「我很孤立，只有二十八團的林彪支持我。」據陳毅給上海的報告，很多人說毛「太獨裁，不民主，對黨實行家長制，愛發脾氣，會罵人」。對朱德也有些批評，但只是這樣一些問題：「對士兵講話時，動不動就說我們要擴大武裝，可以打到南京去住洋房。講到高興時不自覺地把褲子拉到大腿上，有流氓習氣，太不尊嚴。」
六月二十二日，朱毛紅軍的黨代表們在福建龍岩舉行大會，辯論朱毛問題，並投票選舉。會上毛澤東被選掉前委書記，由陳毅接任，朱德重獲軍事指揮權。毛曾威脅說：「若你們來武裝解散前委，我有一個班的兵力，還可以抵擋。」他的對手也早有準備：他們在會前把毛所有的跟班繳了械。
毛馬上開始打迂迴戰，要把失去的權力奪回來。他計畫先奪取閩西紅色根據地地方政府「特委」的領導權。這塊新開闢的根據地，是共產黨所佔土地中最富饒的，有一百二十五萬人口和一支地方部隊。毛對朱毛紅軍新領導說：既然被選掉，他不能留在紅軍裡了，希望「到地方做些事」。沒人意識到毛的動機。
毛躺在擔架上離開了紅軍總部，跟著他的有妻子賀子珍和幾名親信。其中一個後來回憶說：「我們離開部隊由龍岩出發時，把我們的馬也扣留了，那時我們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樣子。」這一小隊人直奔閩西特委所在地蛟洋。閩西根據地是朱毛紅軍打下來的，特委書記鄧子恢是個聽毛話的人，毛去之前就叫他準備召開閩西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毛的打算是利用這次大會建立新特委，用計謀把跟他前來的親信安插到關鍵職位上。毛沒有任命權，閩西特委歸福建省委領導。
到七月十日，五十多名閩西代表聚集蛟洋，會議按通知第二天開幕。但第二天沒有開幕。據會後閩西共產黨人向中央的報告：毛叫他們去「從事各項調查」，「費去一禮拜之久」。終於開幕了，毛又用這個那個理由，使「會場上耗費時間太多」，「自十日起至二十九日止，延長二十天之久」。毛在拖時間，以使代表們在「選舉新特委」這項議程前不得不離開。果然，會還在不痛不痒地開著，國民黨打來了，「大會不能繼續下去，遂在二十九日以前閉幕了」，「會無結果而閉會」。
代表們前腳剛走，毛馬上就指定了新特委，算成是代表大會「選舉」產生。聽話的鄧子恢仍然居首，毛帶來的人，一個當特委秘書長，一個當組織科長負責幹部，一個控制地方部隊。這幾個人像毛一樣是湖南人，都不會說當地話。
當閩西共產黨人發現毛把他的人強加在他們頭上時，非常憤怒，當時就對中央說大會是「極大失敗」，第二年一有機會時又起來反抗，引起了毛澤東在閩西的一場血腥清洗。
還在開代表大會時，代表們已經表現出對毛的恐懼。給中央的報告說，會上「代表少發言。後來毛同志病了，大家爭論極烈，得了很大進步」。代表們想要他們的上級福建省委派人來給他們做主，可是，蹊蹺的是：「交通被捕，報告失落，致省委無人前來指導」。這種怪事已經不止一次發生，未來也將反覆出現：關鍵時刻，聯絡會按毛的需要莫名其妙地斷掉。
一旦抓住閩西根據地，毛便著手跟朱德搗亂。他在朱德的隊伍裡有個同謀：林彪。林彪那時二十出頭，是個孤傲不羈的人。他有三個特點吸引了毛。一是軍事才能。林彪從小喜歡軍事，後來上黃埔軍校，在軍旅生活中如魚得水。他喜歡研究軍事戰略，在戰場上屢顯鋒芒。二是他不守紀律。跟許多中共高層軍事人員不同，他沒在蘇聯受過訓，沒在嚴格的共產黨紀律裡熏陶過。部隊裡的人都知道，林手腳不乾淨，常私自留下繳獲品，像金戒指等，還染過淋病。林的第三個特點是他的自尊心極強，絕對不能忍受批評。朱德作為上級批評過他，他對朱德懷恨在心。
林上井岡山後不久，毛就開始拉攏他，說的話都是順耳舒服的，還單請林去演講。毛、林從此建立了特殊關係。幾十年中，毛小心注意不使林的自尊心受傷，讓林凌駕於紀律之上。作為交換，在毛需要時，林總是十分配合。
第一次搭檔是對付朱德。一九二九年七月底，國民黨軍隊進攻。作為軍事指揮官，朱德制定了作戰計畫，令所有部隊在八月二日集結。但時間到了，林彪卻不見蹤影，他跟毛和毛控制的閩西紅軍待在另外的地方。這兩支部隊合起來差不多佔紅軍（當時有六千多人）的半數。朱德只得率領一半的兵力反擊國民黨軍。雖然朱德沒受到太大損失，但半數紅軍不聽命令，總不是個辦法。在這種分裂的狀況下，朱德指望中央給他拿主意。
這時黨的總書記是沒什麼能力的向忠發，莫斯科任命他純粹是基於他出身「無產階級」，當過水手、碼頭工人。中共負實際責任的是周恩來，做決策的是莫斯科在上海的代表。這段時期代表們大都是歐洲和美國的共產黨人。直接管事的，一個是德國人叫愛斯拉（GerhanEisler），以後做過駐美國的情報長官。另一個是波蘭人，化名瑞爾斯基（Rylsky）。這些外國人執掌著中共的財政大權，一分一毫都由他們說了算。他們的中國同事管他們叫「毛子」，因為他們身上的毛比中國人多。於是就有「德國毛子」、「波蘭毛子」、「美國毛子」等。有個背有點兒駝的人叫「駝背毛子」。
這些「毛子」們透過周恩來發號施令。周後來以在外交舞台上風度翩翩而舉世聞名，但真正的周是個強韌決絕、無情無義的執行者。他忠實地信仰共產主義，不惜扭曲個人人格。
周最早接觸共產主義是在日本，那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不久，十九歲的他在日本留學。二十三歲時他在法國入了黨，成為狂熱的信徒，表現之一就是奉行禁慾主義。他是個美男子，女人們為他傾倒，他本人對美女也遠不是無動於衷。剛到法國時，他常常發出這樣的讚嘆：「多麼漂亮的姑娘！」他給國內的朋友寫信說：「巴黎是美麗的……婦女也是動人的……」很快他有了個美貌的女朋友，他非常愛她。許多年後，在一次少見的坦率談話中，他告訴侄女：「當我決定獻身革命時，我就覺得，作為革命的終身伴侶，她不合適。」周需要「能一輩子從事革命」的人。「我就選擇了你們的七媽，接著和她通起信來。我們是在通信中確定關係的。」就這樣，二十七歲的周恩來與同樣狂熱而相貌平常的鄧穎超定下了缺乏愛情的終身。
莫斯科看中了周，給他極其重要的任務：負責創建中共軍隊。一九二四年他被派回國，在國民黨的黃埔軍校做政治部主任，秘密使命是在國民黨軍官裡埋下紅色代理人。一九二七年蔣介石清共後，周恩來組織了南昌起義。南昌起義的隊伍在南海岸被打散時，周正害瘧疾發高燒，不時處於昏迷狀態，嘴裡還在喊「衝啊！衝啊！」幾個同事把他抬上一葉扁舟，劃往香港。風浪大，小船顛簸得厲害，他們用繩子把自己綁在桅桿上，兩天一夜才靠了岸。
周從香港去了上海，負責中共的日常工作。搞地下工作，他如魚得水，跟他工作過的人稱他為「天才」，說他腦袋後邊都長著眼睛。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開中共「六大」時，他受到斯大林接見，在會上唱主角，一個人做了三個主要報告。中共的克格勃就是他在莫斯科指導下組建的，他本人親自指揮暗殺隊。
莫斯科很有眼力。周恩來是一個難得的行政管理家、傑出的組織者，具有一絲不苟的嚴格紀律性，對莫斯科的指示奉若神明。奇怪的是，像他這麼一個能幹的人，天性裡卻似乎又有奴性，無論主子怎麼鞭笞他，他都甘心領受。在未來的歲月裡，遵毛之命，他不斷對自己口誅筆伐，無限上綱，用詞之嚴峻，使聽眾都為他難過。
其實在毛之前，周已經表現出這種性格。一九三○年他遵命做過一次詳細的自我批判，「要全黨來認識與指斥我的錯誤，我自己亦將在黨報上批評我這一有系統的嚴重錯誤。」次年，在黨的中央全會上，一個顯然看出周性格中有受虐傾向的「毛子」這樣說周：「恩來同志自然應該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滾蛋，而是在工作中糾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錯誤。」周坐在一旁心甘情願地聽著。
無怪乎周沒有做頭號人物的野心。他自知沒有制定綱領的才能，似乎需要有人給他發命令。這段時期曾在他手下工作的王凡西回憶周的弱點說：「在組織部的會議上，恩來的發言永遠要佔去全部時間的十分之九。周恩來是一個非常傑出的行政家，事務處理上簡直有天才，說話的才能也顯然屬於第一流的；但和他共事一長久，有一點使我很奇怪，就是他一開口卻不能自休。話說得有條理，卻不能集中要點；有層次，卻諸多反覆。一些原極淺近的事理，同時聽話的對象又只限於部裡的五個幹部（有時再加上他的太太鄧穎超），他卻會像對小學生教書似的，分析了又分析，解釋了再解釋，把一個報告往往拖長到七八個鐘頭，使聽者倦極欲睡。」
周恩來直接處理朱毛問題。根據莫斯科駐華代表的指示，他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日給朱毛紅軍發命令全力支持毛澤東，說毛「絕對不是家長制」，擅自解散中央指定的軍委也是對的：「用不著再組織軍委」，毛應當官復原職，劉安恭批評毛批評錯了。劉被召回上海，不久死在戰場。
毛澤東破壞黨的紀律，黨卻給他撐腰，這是什麼原因？說到底，正是毛的權力慾使斯大林對他另眼相看。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裡，以中共的區區幾千人要奪權，沒有不惜一切的炙熱的權力慾是無法成功的。
眼下斯大林也需要毛。那時正值「中東路」事件，中國政府收回了控制在蘇聯人手裡的，橫跨中國東北一千五百多公里的鐵路。這條鐵路跟它沿線的土地當時是外國在中國的最大租界。莫斯科大為惱怒，組成了一支「特別遠東軍」，一度曾入侵到東北境內一百二十五公里的地方。斯大林掂量著「佔領哈爾濱、成立革命政府」的可能性，要中共裡應外合，在中國內地給蔣介石政府製造麻煩。
周恩來寫給朱毛紅軍的關於毛的信，一開頭就講中東路問題，要朱毛紅軍發展游擊區域，擴大紅軍，「準備武裝保護蘇聯」。十月九日，有斯大林出席的蘇共政治局會議特別提到「毛澤東活動的地區」，稱之為發展游擊戰、幫助解決中東路問題的重要地區。斯大林沒提朱德。
莫斯科支持毛還有個原因。斯大林的頭號政敵是托洛茨基（LeonTrotsky），斯大林流放了他，但仍害怕他的影響力。托洛茨基在中國有一小群狂熱追隨者，正在爭取陳獨秀的支持。斯大林擔心陳獨秀會壯大「托派」的聲勢，擔心跟陳有老關係的毛會跟陳走。
這一系列的考慮使莫斯科決定為毛撐腰。蘇聯的媒體此時醒目地宣傳毛，《真理報》（Pravda）在「中東路」事件關鍵的幾個月裡報導毛不下四次，稱他為「領袖」——用的字眼跟用在斯大林頭上的一樣。沒有任何其他的中共領導人享此殊榮，包括黨的總書記在內。
周恩來起用毛的信遞到了朱德手裡，朱德服從了，派人把信送給毛。毛住在山清水秀的村子六家坡，一幢兩層的小樓，天井里長著一株熱帶風情的棕櫚。他每天享用營養豐富的牛奶，一公斤牛肉燉湯，外帶一隻母雞。他形容自己是「吃的多也拉的多」。
毛收到周恩來的信，卻沒有即刻回到朱毛紅軍去。他在六家坡又待了一個多月，給朱德施加壓力。
跟毛住在一起的有賀子珍和一對忠實於他的夫婦：曾志和她的丈夫。毛跟年輕的妻子們不談政治。兩對夫妻在黃昏薄暮裡沿著水草漂漂的小溪散步閒聊，從彎彎的小橋上看農民點著火把在溪裡捉魚，有的用網撈，有的用手抓。有時他們送給毛幾條。毛愛吃魚頭，說魚頭能增強他的腦子。白天，毛常坐在窗前旁若無人地大聲念英文，充滿湖南腔，惹得朋友們發笑。念英文而不求長進，是毛放鬆心情的一種方式。
朱德和同事們著了急，「迭函去催毛同志回前委」。但毛就是不回來。十一月底，朱德只好正式派部隊去恭迎毛，毛這才上路。
毛馬上給上海寫信。周恩來如釋重負，稱毛「來信很積極」，「完全接受中央的指示」。毛不失時機地向莫斯科明確表態，跟「托派」劃清界線，稱陳獨秀為「反對革命的分子」，提議「普遍地宣傳」反陳。他主持作出反對托洛茨基的決議案。部隊每天出操都要喊「武裝保衛蘇聯」。
毛留下朱德當名義上的最高軍事長官，部隊也繼續叫朱毛紅軍，既滿足了莫斯科希望團結的要求，又得以利用朱德在部隊的聲望為自己服務。朱德被壓服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他經常發脾氣。俄羅斯檔案記載一九三一年二月，他對軍事指揮官們發作說，他不過是「毛手裡的玩物，沒有任何權，毛只是耍他」。莫斯科沒有伸出一根指頭管管毛。朱在毛手下就這樣幹了一輩子，直至兩人在一九七六年先後去世。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回到紅軍的消息在福建古田向全軍黨代表大會宣布。毛怕官兵反對他，耍了個小小的花招。他知道士兵最痛恨的是槍斃逃兵。當時給上海的報告說：「每次出發差不多都要槍斃些逃兵，擺在路上示眾，但逃兵仍然無法遏止。」在古田毛澤東提議通過一項決議：「不槍斃逃兵。」這使他大得人心。誰知幾個月後古田會議的決議發表，這一條失蹤了。毛已經坐穩了位子，這條決議也就束之高閣，逃兵呢，仍然被槍斃。
毛利用提出這條決議帶來的好感，使其他決議獲得通過，掃除他與絕對權力之間的障礙。一是職業軍人的權威。朱德是職業軍人，而毛不是，於是毛批判「單純軍事觀點」，以破除這一權威。二是選舉，對毛更不利，他就是被選掉的。他譴責這為「極端民主化」，取消了選舉。
紅軍要求平等的呼聲格外高，共產黨的主要號召力就是平等。但毛喜歡舒適，生活難免不特殊。在井岡山時曾流行一句順口溜，諷刺毛不跟士兵一道挑糧上山：「朱老總挑米上坳，毛澤東在後方‘打炮’。」毛髮明瞭「絕對平均主義」這頂帽子，來壓制這種聲音。自古田起，特權在中共黨內成為理所當然。
離開古田，剛滿三十六歲的毛澤東志得意滿，在馬背上哼成一首詞。「路隘林深苔滑」，是行軍的寫照。「今日向何方？」他問道。他已計畫好了答案：這就去兼併其他紅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