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仲夷，中共元老，歷任中共哈爾濱市委第一書記，遼寧省委第一書記（1978年—1980年），廣東省委第一書記（1980年—1985年），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搶救運動」初受「左」害
1943年11月間，我和李爾重被調到北方局黨校參加整風學習。……我被留在冀南行署辦的整風學校任黨總支部書記，李爾重被留在冀南軍區辦的整風學校。我在學校工作不幾天，就看到中共中央的電報，說延安在整風運動中發現了特務，經過揭發鬥爭，有些敵特「坦白交代」供出了很多日本特務、國民黨特務和「托派」。中央在電報上說，在「搶救運動」（這時，「整風運動」已被叫做「搶救失足者」的「肅反運動」）中搞出了這麼多特務，並創造了許多經驗（如「大會圍，小會攻」，「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等等），中央表示很高興。當時，我的思想主要是感到吃驚，但對黨中央、毛澤東還是深信不疑的。
一個多月後，我和李爾重同時被調到北方局黨校去參加「整風」學習。大概進行了一個多月的整風學習，主要是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在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方面，的確有些收穫。但為時不久，就開始了「搶救失足者」。那時，每個人都要寫自己的歷史，交代自己的問題，要求是「對黨一條心，不能半條心，更不能兩條心」。審查者對每個人歷史的各個關節都要進行審查和質問，被審查的人如果答覆得不滿意，就被懷疑甚至肯定為有問題，就對他們進行所謂「搶救」。而在白區工作過的幹部尤其是知識份子，更是被懷疑和「搶救」的重點對象。這時，我的內心就開始有了疑問。特別是當黨校全體學員參加了北方局機關在「麻田」（在左權縣，中共中央北方局所在地——編者注）召開的「坦白」大會，看見搞出了那麼多的「特務」和「內奸」，我對「搶救失足者」運動就產生了更大的懷疑。之所以產生疑問，是因為在許多問題上，在通常的情理上，我覺得有很多問題，不能不使人懷疑。
在審查一個人的歷史時（被審查者大多是黨的高、中級幹部），對許多問題表現主觀、片面、無知，特別是採用「逼供信」，甚至採用了不人道的極為殘酷的辦法，我認為都是錯誤的。在我被「搶救」時，「積極份子」們對我搞「車輪戰」（輪班對我進行晝夜盤問、逼供），曾在一個月中，只讓我斷斷續續地睡了幾個小時的覺（每次只叫打幾分鐘的盹）。在我被「車輪戰」式「搶救」折磨時，黨校負責人楊獻珍同志曾「勸說」我徹底「坦白」。我向他建議說：「希望黨慎重，慎重，再慎重。」他說：「黨要你坦白，坦白，再坦白！」我說：「我相信黨。」他說：「黨認為你有問題！」我說：「我相信毛澤東。」他說：「毛澤東認為你有問題！」他還問我：「你知道你呆的這是什麼地方嗎？」我說：「是北方局黨校。」他說：「什麼黨校，是‘格別烏’（蘇聯的特務機關，後來音譯為‘克格勃’）！」我聽了這話，感到十分震驚，腦子像炸了一樣。說實在的，我到現在對楊獻珍同志仍十分敬重。他是我們黨內知名的哲學家。……在當時的那種氣氛下（可以說是「紅色」恐怖），我沒有發現一個挺胸反抗者，楊獻珍同志也不可能例外。後來，楊獻珍同志在哲學上提出「合二而一」的觀點，因為不符合毛澤東同志的「一分為二」的論點，而受到嚴厲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也飽經折磨。自我黨建黨以來，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路線鬥爭、政治運動如此之多，很多人既整過人，也挨過整，包括我自己在內，也是如此。可惜的是這個歷史教訓並未得到認真的吸取，使之真正成為寶貴的經驗。這次「整風」「搶救」，我在太行山北方局黨校呆了一年半時間，過了一年半被逼供、被「軟禁」的生活。……也許是由於「搶救運動」在我心上的烙印太深吧，對於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對於運動中的某些「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做法，我在思想感情上往往有些反感，而沒有與人鬥爭其樂無窮的感覺。
關於土改、鎮反、三反五反
首先是建國前後的土地改革運動。我認為土改運動是必須的，但有些過火的「左」的做法是不應該的。譬如把富農和地主同樣看待，並和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劃在一起，統稱「地富反壞」（反「右派」後又加上「右派份子」，叫做「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黑五類）。有的地方在土改中把每個村的人都帶上紅（貧雇農）、黃（中農）、白（地主、富農）三色布條，一切由貧雇農說了算，各村農會都可以私設「刑堂」，對地富分子實行嚴刑拷打，生殺予奪。我覺得這都是不必要的「左」的做法。1950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在共和國誕生之初，在各種敵對分子的反革命活動相當猖狂的時候，對反革命分子進行嚴厲的打擊，也是完全應該和必要的。毛澤東提出的「首惡必辦，脅從不問」，「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殺可不殺的不殺」的方針、政策，是完全正確的。但在具體執行中，在不少地方仍有「逼供信」的現象，因而錯捕錯殺了不少人。
1951年到1952年初的「三反、五反」運動，反對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等以樹立廉潔良好的社會風氣，也是十分必要的，問題是在很多地方又重複了「搶救運動」中「大會圍，小會攻」、「車輪戰」等「逼供信」的錯誤做法，製造了不少冤假錯案。當時我在旅大市委當秘書長，我曾多次向市委領導和幹部們提出，運動中一定要注重調查研究，實事求是，一定要強調重證據，特別要重物證。不能輕信口供，絕對不能搞逼供信，不能搞「車輪戰」、體罰和各種威脅、恐嚇的辦法。我的這些意見，當時旅大的市委第一書記歐陽欽是完全同意的。主管幹部和紀律檢察工作的組織部長胡忠海和我的意見也是一致的。但是，我的這些意見卻遭到東北局工作組的反對。他們把旅大的問題看得很嚴重，說旅大這個地方，「山高林密，虎多而肥」（當時把貪污1萬元以上的稱為「大老虎」，貪污5000元以上的稱為「中老虎」，貪污1000元以上的稱為「小老虎」）。他們認為我在運動中思想「右傾」，把我從旅大市調到黑龍江省（當時叫松江省）。在調離前的鑑定會上，東北局工作組的一位同志給我下的結論是：「任仲夷的思想在運動中表現右傾，從思想體繫上說，是右的體系」。
終身感到內疚和悔恨的
1954年，反對「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也牽連和冤屈了一些好同志。使我終身感到內疚和悔恨的，是對李常青同志的批判。李常青同志當時是哈爾濱市的市委第一書記。他工作兢兢業業，生活艱苦樸素，缺點是工作上有點家長式領導的作風。總的來說，是一個好同志。由於工作上與高崗有些聯繫，便被誣指為高崗線上的人。當時我任哈爾濱市委第二書記，東北局一位負責同志親自打電話給我，說李常青的問題非常嚴重。因此，李常青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錯誤的批判。對此，作為市委第二書記的我是負有很大責任的。後來，李常青同志被調到教育部任司長，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中被錯劃為「右派份子」，下放到內蒙古去勞動改造。在一次騎自行車時，遇車禍不幸身亡。一個奮鬥幾十年的老同志，就這樣落得非常悲慘的結局！對於李常青同志的不幸遭遇，我一直有一種沈重的負疚感，對他的悲慘遭遇，比我自己在「搶救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折磨和迫害，更加感到痛心。這是我心上一個永遠難以癒合的傷口。
反右當中的「滔天罪行」
1956年9月，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我對黨的「八大」是衷心贊成、完全擁護的。特別對於「八大」報告中提出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已基本結束，今後的任務是向大自然作戰、搞經濟建設，我從心眼裡高興和擁護。對於「八大」之前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和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也是非常贊成的。因此，在「八大」以後，我覺得心情特別舒暢，對工作幹勁倍增。全國也是一片歡騰，幹部、群眾的積極性空前高漲。
可是，好景不長，「八大」閉幕以後，毛澤東又在青島會議上作了內部講話，提出和「八大」決議完全相反的意見，認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國內的主要矛盾。這樣，在我的思想上引起了疑慮，「八大」決議還算不算數呢？但心裏還是想：毛澤東和黨中央總是正確的，這種重要提法的改變，一定是經過集體討論的。只有一個問號：這麼重大的問題，為什麼不召開黨代表大會呢？至少要由中央全會作出決定。我萬萬不會想到，這是毛澤東個人決定的。
1957年「反右派」鬥爭，我在哈爾濱市任第一書記，我也抓過「右派」，整過人。當時我對毛澤東所講的「引蛇出洞」的做法雖有疑慮，但總的來說，還是忠實執行了毛澤東、黨中央的指示的。按我個人的水平和膽識，當時不可能不按上級的指示辦。但由於我對那種做法有疑慮，因而也做了一件違反黨的紀律和組織原則的事。當我看到中央下發的就要掀起抓「右派」的絕密文件後，我擔心如果市委、市政府黨員副局長以上的幹部不瞭解中央的意圖，怎能領導好這次運動呢？所以，我未經報告省委和中央，擅自把《事情正在起變化》、《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兩份文件在黨員副局長以上幹部中進行了傳達，並要他們絕對不要再往下傳達。由於這些幹部瞭解了中央意圖，所以在鳴放當中都比較慎重，這樣，在市委、市政府黨員副局長以上的幹部中，就沒有出一個「右派」。我的這一行動，在組織原則和黨的紀律上來說，完全是錯誤的，但是卻使那次抓「右派」的運動沒有擴大到市委、市政府副局長以上的幹部中，這也算起了點保護幹部的作用吧？「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揭批我在「反右派運動」中，使哈爾濱市副局長以上的幹部中的「大右派」都漏了網，我也「罪責自己」犯下了「滔天罪行」。
廬山會議後，整過一個「反黨集團」
在1959年發起的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中，我也是一個忠實執行者。對於當年召開的廬山會議，黑龍江省是第一書記歐陽欽、省長李範伍參加的，我在那時只能從歐陽欽回來的傳達和中央的文件中知道一些情況。我記得，大概是廬山會議閉幕以前，哈爾濱正在召開市黨代表大會。我在大會上代表市委作的報告，關於反對浮誇風、瞎指揮風，反對主觀主義等，還是有一定份量的。這本來是對的。但在那次大會閉幕的前兩天，我聽到廬山會議關於反右傾的信息，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為使大會代表和領導幹部有反右的思想準備，我在大會閉幕之後，未等代表散去，馬上又召集參加和列席會議的原幫人馬，開了一個幹部會議，作了一個講話，把廬山會議反右的精神加了進去。市黨代大會通過了市委的報告，並形成了決議。市委第一書記緊接著又在幹部會議作了一個相反的「重要講話」，這確實是極少見、極反常的。但在當時，我只能和只好那樣做。緊接著，一個「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在全黨、全軍、全國開展起來。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像全國一樣，也揭批出一批「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犯「右傾機會主義」思想錯誤的人。甚至，哈爾濱市委，也像許多地方一樣，搞出一個所謂的「反黨集團」。這是在一次市委擴大會議上，由於過火地錯誤地批判「右傾機會主義」，根據錯誤的認定，並經省委同意的。我作為市委第一書記，對於受到冤屈的同志，負有重要的責任。1962年初，中央召開了7000人大會，鄧小平同志在講話中提出，對於右傾機會主義的批判，凡是過了火的，採取一攬子解決的辦法，一風吹。這樣，這次運動中受到處分的，比之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要幸運得多了。在一風吹中，做平反的工作，對我來說，比之揭批的時候要主動積極得多。給人平反，向人道歉，我心情是高興的，唯恐做得太慢了。7000人大會後，我一回哈爾濱就抓緊平反工作。在市委召開的平反大會上，我公開進行了檢討，並向受冤屈的同志賠禮道歉。對其中有代表性的幾個人，我還親自到他們家中去賠禮道歉。只是對於那個錯定的「反黨集團」，因為比較複雜，沒有隨著「一風吹」及早平反，後因「文化大革命」，又拖了幾年，是我至今感到遺憾的事。
關於「四清」和「文革」
1963年至1965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我認為劉少奇同志的做法有些「左」（集中體現在「桃園經驗」上），對於把農民養幾隻雞生幾個蛋，當作資本主義尾巴來割，也有不同的看法。1964年中央開會討論制定「二十三條」時，我還誤以為毛澤東在糾正劉少奇同志的「左」，沒想到毛澤東是認為劉少奇「右」。結果「二十三條」比劉少奇更「左」，最後「左」出個「文化大革命」。「二十三條」中提出的「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開始時，我不懂這句話的意思。怎麼也不會想到劉少奇會被定為中國共產黨內最大的走資派，怎麼也不會想到我自己也成了哈爾濱市的最大走資派！至於1966年開始長達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對於我們的國家、我們的黨、我們的民族、我們的人民造成的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嚴重災難，凡是經歷過的人都有刻骨銘心的切膚之痛。黨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文化大革命」已經作出了正確的結論：「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受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是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
兩個願望
我之所以回憶這段歷史，無非是有兩個願望：第一，是想讓大家全面認識一個真正的任仲夷。我不是像有的同志所說的那樣，「思想一貫右傾」，我也有「左」的時候。我也不像有的同志想的那麼好，我有不少嚴重的缺點和錯誤。在政治運動中，我既挨過整（主要是「搶救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也整過人。由於長期處於省市領導的地位，整人的時候更多一些（雖然我一直反對主觀主義和「逼供信」的做法），我願趁此機會鄭重地向被冤屈的同志和他們的親屬，表示沉痛的悔恨和誠懇的道歉。第二，是想提醒人們勿忘歷史的教訓。至於對歷史教訓的總結，則宜細不宜粗。對歷史的錯誤分析得越透徹、越準確，取得的教訓就越深刻，越能防止我們重蹈歷史的覆轍。人們常說，時間是公正的，歷史是無情的，許多歷史事件，包括新中國成立前的一些歷史事件，是要經過時間的檢驗、歷史的鑒別，才能得出公允的評價。吾老矣，這樣的任務，只能期待於21世紀的歷史學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