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崗進京走馬上任後，毛澤東對其負責的國家計畫委員會的工作是滿意的。而一場由新稅制引起的風波，更使高崗的許可權進一步加大。
1949年以後的稅制，是按照「暫時沿用舊稅法」、「部分廢除，逐步整理」的方針於1950年初制定的。1952年12月31日，政務院財經委員會頒布了《關於稅制若干修正及實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稅試行辦法》。新稅制頒布後，商業部調整了部分商品的價格。但與此同時，商品流通稅的各項施行細則並未及時公布，商業部調整牌價的通知又未及時下達，致使一些私商紛紛提款購物存貨，導致市場出現了漲價、搶購、停業的混亂局面。
一項稅制改革竟然引發了全社會的混亂，當然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大關注。1953年1月15日，毛澤東在給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副總理鄧小平、副總理兼財經委員會主任陳雲、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兼財政部部長薄一波的信中，對新稅制提出了嚴厲批評。
據當事人薄一波回憶說：周總理收信後，連夜給毛主席寫回信，談了處理辦法。可見他把毛主席這封信的份量是看得很重的……信是批評出臺剛半個月的新稅制，而且詞鋒甚嚴，顯然事出有因。我很注意信中兩句話：「此事我看報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已預感到事情有些嚴重了。
1953年3月10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加強中央人民政府系統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及加強中央對於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草案）》。這一決定對中央政府的領導工作重新做了分工，其中國家計畫工作由高崗負責，對外工作（包括對外貿易、對外經濟、文化聯絡和僑務工作）由周恩來負責。
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政務院又在5月15日把政務院20個部中的八個部，即重工業部、一機部、二機部、燃料工業部、建築工程部、地質部、輕工業部和紡織工業部，劃歸國家計委主席高崗領導，高崗權力得到了極大的加強。因此，當時由高崗負責的國家計委，有「經濟內閣」之稱。
1953年，是「新中國」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局之年，當時經濟建設的總任務，就是要使中國由落後的農業國逐步變為強大的工業國，標誌就是實現工業化。在沒有出現新稅制風波之前，這個任務是由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分工負責的。但是，當幾乎是所有分工領導工業化的部委都劃歸高崗領導時，原有的組織結構和領導許可權也發生了重大改變。雖然周恩來作為政務院總理仍要對政府全面工作負總責，但他只能具體管涉外的幾個部門，其他各部均直接對中央負責，而政務院所屬的八個工業部的財經大權，則劃歸高崗了。
是誰能作出如此重大的決定？當然只有毛澤東了。但毛澤東為什麼要在如此關鍵時期作如此重大的調整？難道僅僅是對實行新稅制不滿嗎？
如果我們回到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1953年，聯想到高崗在進京之前與劉少奇發生的幾次爭論和毛澤東對爭論雙方的態度，就會發現，毛澤東的一個基本觀點不變，那就是在「新中國」成立後，應當觸動私有財產，逐步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所以，他對劉少奇關於黨員雇工與否的談話「不滿，形於顏色」，他撤銷了得到劉少奇認可的李立三的全國總工會主席和黨組書記的職務，他認為周恩來領導下施行的新稅制「得到資本家叫好」，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