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嬰兒從親人身邊搶走，製造成「棄嬰」，併進入國際收養渠道，——《新世紀》週刊對湖南隆回縣的「邵氏棄兒」的報導，與其說是揭露，不如說是控訴。
計畫生育、「問題嬰兒」、社會撫養費、國際收養……這是圍繞「邵氏棄兒」的一些關鍵詞。計畫生育政策的嚴格執行，產生了「問題嬰兒」的說法。問題嬰兒必須交納社會撫養費，多少由計生人員確定。而一些人在孩子被搶後即使交費也見不著孩子，孩子已經作為棄嬰交給了福利院，他們改姓「邵」，有些被外國家庭收養。
收養被遺棄或失去親人的孩子，本是慈善的行為，人道的事業，而「邵氏棄兒」使這樣的事業變成了人倫的哀傷、社會的罪惡。那些孩子被從父母的懷抱中搶走，作為逼交社會撫養費的人質，而後竟然如同撕票一般，父母再也見不到他們，他們被送到福利機構（在此全部改為姓邵），然後又飄洋過海。這樣的「收養」，已經墮落成販賣，而整個過程，竟是由官方機構與政府人員完成。
計畫生育作為一項基本國策，一度被稱為「天下第一難」，因為那是與社會的生育意願與國民的傳統對抗。現在，我們知道，這裡面還埋藏著巨大的利益。發放生育許可、徵收「問題嬰兒」罰款（後改為社會撫養費），以及「一票否決」所牽涉的官員前途，都是利益所在。搶嬰有利於經濟收益，將嬰兒變身「邵氏棄兒」送往國外，大概有利於生育統計。總而言之，搶奪嬰兒對計生人員就是一件合算的事情。
傷天害理，天打雷劈，這種人倫的詛咒，算得了什麼呢，「一票否決」才厲害。而做一件傷天害理的事情，就能既避免被官場否決，又能產生經濟收益，這是官員們願意做的。但這樣說，可能對相關的官員過於苛刻。搶奪嬰兒的事情，固然不是很多，但「天下第一難」的工作，在各地都曾出現大量陰風慘慘的標語，也出現家破人亡的實際慘劇，難道能夠歸結為做這一工作的人有著特殊的壞德行？應該有制度性的因素，使這些具體工作的人，以及面臨「一票否決」的整個官員隊伍，走向了一條傷天害理的道路。
人生而平等，生而自由。哪怕生育行為有違政策，那也不是嬰兒的過錯，為何嬰兒會成為「問題嬰兒」，並使之不僅不能得到政府的撫育，甚至剝奪了享受父母之愛的權利？何況隆回縣搶奪嬰兒的行為也並不管嬰兒是否有問題，他們只要「問題嬰兒」這個概念能夠給搶奪嬰兒提供開解就好，他們不是有問題才搶，而是搶誰就是誰有問題。
在被搶嬰兒的身後，是父母撕心裂肺的疼痛，是親人流淚泣血的悲傷，但同時，還是搶嬰者笑對「一票否決」的輕鬆，是收到幾千上萬元社會撫養費的舒心，如果嬰兒進入了國際收養程序，據報可收取的手續費便是3000美元。搶奪嬰兒的行為，不會受到任何懲罰，不會受到法律的追究，法律會追究對搶奪嬰兒進行反抗的人。可以說搶嬰行為完全是在法律縱容、政府鼓勵的情況下產生並且不斷發生的。
某種程度上，我們這個社會對人的認識，一度進入了「人是負擔，人是包袱」的陷阱。在這個人人都像是人口學家的社會，控訴人多已經成了一種政治正確，對人的厭棄幾乎成了一種信仰。這種社會認知背景下，生命不再寶貴，而生命能夠賺錢才寶貴；「中國就是人太多，死一些不要緊」，成為一些人的習慣語。正是在這種社會語境下，計畫生育無論採取何種辦法，幾乎都可以得到理解甚至鼓勵。
事情已經發生幾年了。當這樣的事情發生時，政府搶奪嬰兒的事情不會被人所知，那些被搶嬰兒的父母只能獨自飲泣。現在，僅僅是因為計生問題不再像當初那麼敏感，即使如此，仍然需要媒體基於天良的勇敢，這樣的事情才會報導出來。
當權力正在實施滅絕人倫的行為時，它所得到的不是抗議，而是平安無事。這樣的事情，不自搶奪嬰兒始，不至搶奪嬰兒終。而那些被搶奪的嬰兒，連天然而有的血緣和父母之愛都被割去，這就是說，沒有什麼是與生而來、不可剝奪的，這實際上是這個社會人的處境的一個寓言般的寫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