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預計中國GDP在2011∼2015年翻一番，至2015年接近高收入國家的水平。然而，隨著收入快速上升，中國在低端製造業的競爭力很可能被迅速侵蝕，這將會在2016∼2020年造成嚴重的就業問題。如果未能處理好這個問題,「中國危機」可能會在2020年之前被引爆。
在過去30年中，中國實現了令人矚目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然而，對於中國經濟前景的長期預期，樂觀派和悲觀派的兩大陣營向來是各執一詞，水火不容。樂觀派認為中國正在崛起成為一個超級經濟大國，而悲觀者則認為，中國的發展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其經濟發展的奇蹟最終會演變成泡沫。
雖然這兩個陣營都提出過有力的論證，但是中國過去30年的驕人成績應該說是對樂觀派預期的有力支持。但歷史未必會重演。
我們認為，奇蹟的誕生抑或泡沫的破裂，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決策者如何在未來的十年(2011∼2020)引導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國決策者已經在第十二個五年規劃(2011∼2015)中明確，當務之急是推行經濟模式轉型。若成功推行，中國可能在2020年成為一個超級經濟大國。對樂觀派來說，這是個值得慶幸的開局。
不過，我們認為中國在未來十年將面臨更多的挑戰，悲觀派在2016∼2020年贏得辯論的機會似乎更高。如果這種情況發生，那麼超過30年的「中國奇蹟」可能最終在2016∼2020年演變成一個中國危機。在未來十年，中國會遇到什麼挑戰呢?
中等收入陷阱：即將來臨
根據世界銀行的定義，中等收入陷阱是指這樣一種現象，即鮮有中等收入的經濟體成功地躋身為高收入國家，這些國家往往陷入了經濟增長的停滯期，既無法在工資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製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
中國的人均GDP在2010年達到4400美元，已經是一個中等收入的經濟體，儘管仍處於中等收入的低端。目前，在全球供應鏈中，中國作為一個加工裝配中心，不僅擁有相對廉價的勞動力，而且還有相對有效的基礎設施和完備的國內供應鏈。即使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已經高於亞洲的鄰國，如印尼、菲律賓、印度和越南，中國在基礎設施和供應鏈方面的競爭優勢，足以抵消了勞動成本的劣勢。
如果一切進展順利，根據第一部分描述的情景，中國的人均名義GDP將在2015年和2020年分別達到8600美元和15500美元。我們認為，對中國來說把人均GDP從2010年的4400美元提高到2015年的8600美元應該是相對容易的，因為中國可以把低端製造業從東部轉移到中部和西部，繼續享有廉價的勞動力，保持低端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的競爭力。事實上，這一產業轉移已經在過去幾年發生，並且將在未來數年繼續進行。
然而，隨著收入的迅速增加，政府試圖縮小各地區的收入差距，中國中西部勞動力成本的優勢可能很快被侵蝕。即使在中國最貧困的省份貴州，人均GDP在2010年達到1787美元(相當於菲律賓)，到2020年也將達到6300美元，接近2009年的保加利亞。屆時，中國的低端勞動密集型企業可能難以抵禦其他低收入國家的競爭，因為基礎設施和供應鏈的優勢可能已不足以抵消勞動力成本的上升。
因此，2016∼2020年的五年對於中國擺脫中等收入陷阱將是至關重要的五年。在此期間，中國需要盡快發展高端製造業。值得慶幸的是，中國政府已在第十二個五年規劃中，決定了優先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然而，由於中國過去幾十年在這一領域相對薄弱的基礎，較少的科研投入，未來的挑戰將是，中國的高端製造業是否能迅速擴張來彌補低端製造業的快速萎縮。
就業問題：最大的挑戰
即使以高端製造業非常迅速的擴張來維持中國製造業的整體競爭力，但製造業的結構轉變仍然會帶來一個令中國決策者頭疼的問題——創造就業機會，尤其是在2016∼2020年期間。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將會是影響中國經濟增長及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
在過去三十年中，為快速增加的城市勞動力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一直是中國決策者最大的挑戰。中國的城市化比率從1981年的20.2%上升到2010年的47.5%，其中城市人口增加4.45億，城鎮就業人口增加2.15億。即便如此，中國現在的就業結構仍然極不平衡。截至2009年底，第一產業(即農業)佔全部就業人口的38%，但是只創造10%的GDP。在這些農業就業人口中(總共大約3億)，我們判斷接近1億的人口在未來十年將需要尋找非農就業機會。
如果中國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失去了競爭力，這些行業將不再能夠吸收新的城市化人口，更有甚者，部分已經在這些行業就業的工人可能會被解雇，需要在高端製造業或服務行業尋找工作。但是，在我們看來，在這兩個行業尋找工作並不容易。
高端製造業創造就業的能力是有限的，因為這些行業是資本或技術密集型而不是勞動密集型。事實上，即使我們做出最樂觀的假設，即中國在未來十年能夠成功發展高端製造業，搶佔日本、德國、美國、韓國和英國所有的市場份額，所能夠創造的就業總數也僅為3800萬。對中國來說，這些就業機會不足以吸收任何新的移民工人和那些從勞動密集型產業被解雇的工人。
服務行業的確有很大的潛力來創造就業機會。截至2009年底，服務業就業佔中國就業總人數的比例只有34%，遠低於發達經濟體70%∼80%的水平。
然而，真正的挑戰是，中國的服務業是否可以發展得足夠快，為新移民工和從勞動密集型產業被解雇的工人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在第十二個五年規劃，政府致力把服務業佔GDP的比重從2010年的43%提高至2015年的47%。採用線性推斷，到2020年服務行業佔GDP的比重可能達51%。同時，我們假設第一產業佔GDP的比重在2015年和2020年將分別降至7.5%和5%，而第二產業將分別降至45.5%和44%。同時，我們保守地假設第一產業(農業)和第三產業(服務)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速放緩，以此創造更多的就業;但由於製造業從勞動密集型轉向高端技術型，第二產業(採礦業、建築業和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增速在未來十年將會加快。
基於這些目標和假設，我們估計：第二產業將在2011∼2015年期間創造110萬個就業機會，但在整個2011∼2020年期間將減少1570萬個就業機會;而第一產業在2011∼2015年期間將轉移出3630萬個農民工，在整個2011∼2020年期間轉移出1.06億個農民工。與此同時，根據我們的估計，服務業在2011∼2015年和2011∼2020年期間將分別創造4470萬和7140萬個就業機會。
總體而言，我們估計就業總人數在五年內將增加約950萬，但在十年內減少約5040萬。換言之，就業在2011∼2015年期間不應該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但將在2016∼2020年將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收入不平衡：進退兩難
從理論上講，有一種既能越過中等收入陷阱又不會造成過大就業壓力的方法，就是拉大收入差距。中國擁有31個省份，覆蓋廣闊的地理區域。拉大東部、中部和西部的收入差距可以讓中國在享有較高的人均GDP的同時，保持中西部的低端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的競爭力。
然而，這種解決辦法不僅不會得到社會的認可，在政治上也是不能接受的。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網站的數據，中國的基尼係數(衡量一個國家收入不平等的狀況)於2007年位列世界的第53位(總共136位)，這說明中國的收入不平等情況比世界的中位數更嚴重。進一步擴大收入差距將與中國政府在過去數年減少收入差距的努力背道而馳。事實上自2003年以來中西部的人均GDP增長速度比東部更快。因此，拉大收入差距似乎不是一個可行的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