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是善於以自身變化來適應環境而求得自己機體的生存。它能很靈活地順應環境、隨環境變化而不斷改變著。
如在國際關係上，中共篡得政權的初期，自己還立足不穩，對建設國家也沒經驗。當時蘇聯是二戰後世界上僅有的二個有經濟實力的強國之一，由於與蘇聯思想體系是一致的，遂提出「一邊倒」，（即美、蘇之間，絕對倒向蘇聯）親密地稱蘇聯為「老大哥」。當時美國對中共還有幻想，希望與中共拉關係，因為中共在抗日戰爭階段，一直對美示好。冷不防中共首領毛澤東寫了一篇「別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美駐華大使）此時只好夾著皮包悻悻離開國民黨首都南京的美國領館了。
直到53年，在被稱為世界勞動人民領袖的斯大林歸天後，國際共產黨之間意見分歧。中共實質上想當「社會主義陣營的頭」，就來個180º大轉變，稱蘇聯為「修正主義」，是最危險的敵人（實指比「美帝」要危險）。而在1950年朝鮮戰爭開始，為了「支援」朝鮮，以「抗美援朝」名義凝聚國內力量。朝鮮成了「唇齒相依」的鄰國，是有著「鮮血凝成的友誼」。沒過幾年，觀點不一樣，連大使也不派了。上世紀50年代開始，對北越稱之為「同志加兄弟、一衣帶水」的鄰邦，到79年則兵戎相見了。在上世紀50年代末，歐洲社會主義國家中，僅有小兄弟阿爾巴尼亞支持中共觀點，從而稱之為「歐洲的社會主義的一盞明燈」，因兩國距離遠，又唱起「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但不到幾年，這盞「社會主義明燈」就熄滅了，都打入「修」字系列（蘇修、朝修、越修、阿修……）。
對50年代稱之為「萬惡的美帝主義」，在上世紀70年代初就公開來往，建立外交關係。從此在20年前被批為「崇美」、「恐美」的一些知識份子也抬起頭來了。
在國內政策上，隨時光的流逝，一些被樹立的、讚揚的觀念被打入了十八層地獄裡的臭水溝；相反一些原來被打倒的、人們望而生畏、談虎色變的東西，隨著星移斗轉、人事代謝，這些原為臭不可聞的東西，變成了眾人趨之若鶩、得之若寶的東西了。如中共一進城，就對地主、資本家開始一次次打擊；「改革開放」後人們對資本家（現在新名詞叫「大款」）投以羨慕、欽佩的眼光，漂亮女孩競相與之相結連理，甚至成其「二奶」也甘願。以前為人不恥的「豪門」，現在「嫁入豪門」是如得了頭彩一樣為人們所欽羨，都認為她有「福氣」。而在「文革」時，湖南有些地方，嫁入地主門的貧下中農子女，也要「就地正法」，真是時代變了，一切都變了。
中共在得政前後，在口頭上始終喊「我們國家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實際上工農並未得多少利益，僅是精神會餐）。過了三、四十年，這面旗子就棄之不用了，扔到垃圾堆上還怕它佔地方了。現在工農已成為國家二等公民，對國家積累財富最有貢獻的「農民工」早已成了「城市賤民」，原城市居民都會鄙視他、謹防他、他們生活條件也很差。當然，他們中也有極少部分成為城市「新貴」，如喝足了煤礦工人血的煤老闆、賺了大錢的包工頭等，他們早已是城市中可以呼風喚雨的「大款」、「大腕」了。
再如「人際關係」也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舉例如「海外關係」。在中共執政早期，「海外關係」是誰都怕沾邊的。雖說那時中共是打著為窮人翻身解放、謀福利的旗子，但對海外關係就不成了，哪怕你那親戚在海外是窮得要飯的，也怕沾上「特務」嫌疑的邊。不少有海外關係的人，他的親友不敢與他走得太近，怕沾上這「臭氣」。改革開放以後，連國民黨「反動派」的徒子、徒孫，從臺灣來都成了「貴賓」，唯恐侍候有失。要是現在與國民黨「元凶」蔣介石有點沾親帶故的，更是吃香，至少也給你弄個地方政協委員噹噹，哪怕你是大字不識幾個的，而在以前你要跟人講話，都要點頭哈腰、低人三分的，現在你再趾高氣揚，人家都會說，你應這樣嘛，因為你血液裡流著千萬分之一的蔣家系統。
以上這些僅是舉幾個例子，只能讓它「掛一漏萬」了。
隨著時間流逝，歷史上一幕幕虛幻的光華，如浮光掠影似的「你方唱罷我登場」。真是「今是昨非」，傷感歷史滄桑。
不知中共創造了多少「此一時，彼一時」，因為「偉大」的黨永遠是正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