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任何統計數據，只憑主觀感受，我懷疑「穩定」這兩個字有可能是過去一年來中國一些官員最常用的詞彙，代替了往昔的「發展」。因為翻開報紙，打開電視，我幾乎每一天都能看到不同地方不同級別的政府人員左一個「穩定」，右一個「穩定」，彷彿穩定就是指導他們施政的至高原則。
如果說前幾年大家還是很相信「發展就是硬道理」，那麼今天的硬道理大概就是穩定了。當然我已經說過，這是一個很不科學的片面感覺；可是我仍然有點擔憂，一個國家把「穩定」當作最重要的課題，到底說明什麼呢？
大家都明白，談穩定是因為我們都怕「亂」。中國人這三百年來真是經過太多磨難吃過太多苦頭了，而過去這三十年還真有點承平安穩的意思（是否「盛世」我還不敢說），自然誰都不想亂。可是我們心底那團抹之不去的陰影，那個我們念茲在茲的「亂」，它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呢？
仔細再想，便能得到一項有些荒謬的發現：原來那個驅動我們把穩定樹立為最終目標的對象，原來那個讓大家從早到晚擔心的「亂」，是種從未經過公開討論因此也未曾被全社會共同認定的模糊狀態；其內涵不明，其邊界不清，它就真的是團朦朦朧朧的烏雲。至少直到目前為止，我都還沒聽過那些常常將穩定掛在嘴上的官員，清楚界說作為穩定對立面的「亂」究竟指的是什麼。
我們也可以進一步辯稱，「亂」是種你定義不了但一看見就能把它辨認出來的事態。一般而言，人多就已經構成亂的必要條件了，儘管它還不是充分條件。所以馬路邊、廣場上，一有人群聚集，相關部門便會馬上升起「亂」的預感。假如那個聚集的時機是個敏感時機（比方說某些會議和活動期間），那個地點是個敏感地點（比方說某個政府部門前的廣場），就更有必要在亂象出現之前防患於未然，告誡乃至驅散有可能集合成群但往往只不過是站久一點的遊人了。
這種情況我都可以理解。問題是，有時候相關人員太過盡責，太過緊張，只要看到人多，就自動從亂的必要條件聯想出亂像一定要出現的結論，然後幾近是本能地強硬反應，最後把一個可以不亂的事搞出亂的結局，使一群平順百姓硬生生演變成難馴刁民。
舉個簡單的例子。最近我和幾位朋友去了某座城市的公共圖書館對談，談的是文學文化，一點也不敏感。沒想到讀者很熱情，人數遠超預計，有的甚至早在兩三個小時前就趕到了會場排隊。進不了場的讀者這麼多，乃至於堆成門外群眾。活動結束之後，他們還是不願離去，就算進不了場，他們也想和我們說幾句話，討論一下問題。當地的保安人員一面「護送」我們離開，一面驅散人群，理由正是怕亂，甚至引來公安協助。後來我聽說，有些其實斯文得可以的年輕讀者告訴保安：「我們只是想聽講座，拍幾張照片。」可是保安人員很強悍地回應，喝問他們是不是想鬧事。久峙之下，終於有些讀者耐不住脾氣，高喊「我們就是要鬧事！你怎麼樣？」
這是小事，卻是常見的小事。叫我難過的是，它其實有九十九種妥善解決的方法，比如說讓我們留下來和大夥多說一會兒話（這正是我們幾個朋友的要求）；可是最後它卻走上了最壞的那條路，弄得人人都不太高興。
對我而言，這件事其實可以看作一則有關中國人對待「亂」的態度的預言。其悲哀在於，人群形成有無數種理由，但我們認知它的方式卻只有一種，處理它的方式也只有一種（姑勿論人群是否一定要有處理的必要）；那些公安保安，他們也只不過是想做好工作，深怕「萬一」有事，自己擔待不起（你我都曉得「不怕一萬，只怕萬一」乃是根深蒂固的決策選擇）。
改裝一下魯迅關於國人色情聯想的那段名言，我們如今也可以說，中國人只要一看到人群，就馬上聯想到聚眾鬧事打砸搶；一想到聚眾鬧事打砸搶，對付它的方式就自然是不由分說地花力量驅散。結果在不少「群體性事件」裡面，「亂」成了自我實現的預言。
至於我們為什麼會從人群的偶然出現，聯想到幾百年來種種導致「天下大亂」的歷史事件，並且統稱之為「亂」，那就是個待解的難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