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跟其他多數封建朝代一樣，一個讀書人十年寒窗之後，參加科舉考試，金榜題名，然後得到一官半職，生活就算有了保障。沒有參加科舉考試的，因為某種機緣，皇帝賞識，達官提拔，也可以躋身吃皇糧的隊伍。不管什麼出身，都有混得好的人，家裡財貨堆積如山，本人身體腸肥腦滿。但是，「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時代再怎麼清明，皇恩再怎麼浩蕩，也總有一些混不上一官半職、吃不上皇糧的人，以至於養家餬口、溫飽果腹都發生了困難。唐代多的是詩人，這個落魄的群體中，就有不少是詩人。
當然，這些落魄的詩人，也並非就都一個個地流落街頭，淪為乞丐，淪為餓殍，淪為「填溝壑」的路邊「凍死骨」.他們還是有一些生存之道的。
祖上遺產
唐代的科舉考試不是面向大眾的預備公務員選拔考試，它對參試人員是有條件規定的，大致來說是兩條：一是「生徒」,即國子監的學生；二是「貢仕」,即通過居住三年以上地區縣級以上政府的選拔、推薦。那時候的文化教育，不是面向民眾的普及教育，因此，能夠取得科舉考試資格的，都是有一定社會地位或者經濟基礎的人家的子弟--這其中包括了一些破落人家的子弟，真正的底層百姓子弟是不可能取得參試資格的。換句話說，唐代的落魄詩人，他們的家往往不是赤貧之家，多多少少會有一點田地房屋。當然，有一些人在漫長的求學、參試、跑官過程中，把原本就不豐厚的家產消耗殆盡，這情況也是有的。
舉杜甫為例。杜甫分別在二十四歲和三十六歲兩次到長安參加進士考試，都遭失敗；在長安的跑官也很不如意，雖然四十歲的時候通過延恩匭進獻三大禮賦（《朝獻太清宮賦》、《朝享太廟賦》、《有事於南郊賦》），受到唐玄宗的讚賞，命令他在集賢院「待制」,等於得了個進士出身，但是，所謂「待制」,其實是「待業」,真正得到一個官職已經到了四十四歲那年的十月，先是封他做遠在雲南的河西縣的縣尉，被杜甫拒絕了，接著改封右衛率府冑曹參軍，杜甫接受了。這是一個管理兵器甲仗、門禁鎖鑰的職位，級別是正八品下，自然是沒有多少油水的，因此杜甫上任的時候，自嘲說這是為瞭解決酒錢問題，「耽酒須微祿」（《官定後戲贈》）。但是，就是這微祿的小官也沒能做多久，次年六月，安史亂軍就攻破了潼關併進駐長安。杜甫聽說肅宗李亨在靈武即位，馬上前去投奔，不料途中被安史亂軍捉住，陷身長安，次年四月，才從小路逃至肅宗那裡。五月中他得了個左拾遺的官，因為替房琯說話，被肅宗疏遠，捱至次年六月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在華州任上待了整一年之後，杜甫就棄官不做了。
從上邊簡述可以看出，杜甫到長安之後的十三年裡，前後只做了兩年半的小官，其餘十年多都是漂泊在京城的。這期間杜甫一家的生活是怎麼解決的呢？杜甫自己固然有「賣藥都市，寄食友朋」（《進三大禮賦表》）的說法，但是，杜家老小的生活還是另有來歷的。那就是，「兩京猶薄產」（《秋日夔府詠懷》）。杜甫在《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詩的末句「洛陽」下自注云：「余有田園在東京。」可見，杜甫家是地主無疑。若不是戰爭、飢荒，就靠著田地的租稅收入，養家餬口是不會太成問題的。
李白被朝廷辭退的時候，也有玄宗曾經「賜金」的記載，但是，李白從朝廷領到的俸祿不會比杜甫更多。李白自己不屑於參加耕種勞動，也沒見他從事過什麼其它來錢的營生，我們只見他到處學劍、學道、遊覽、飲酒、服藥（丹藥），這些都是需要錢財支持的。據他自己說，早年還曾大量散財，接濟窮困公子。李白的生活費用也應該是祖上遺留下來的。有人說，李白生於富商之家，這是有可能的。
托身豪門
杜甫有詩句曰：「岐王宅裡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江南逢李龜年》）。許多文獻也記載，唐代有不少王侯貴戚相當喜歡跟文士交遊。這可能是當時的一種風尚。這種風尚，自然也給一些落魄的詩人提供了一時的庇護乃至終生依托。
杜甫詩中提到的岐王李範（玄宗之子）和崔九崔滌（中書令崔湜之弟），就是這樣的豪門主人。另外，多首杜詩提到的一位何姓將軍，也是這樣的達官。唐代，喜歡交接文士的達官，最為有名的是張九齡、李邕、顏真卿、韓愈、韋應物、令狐楚等人，他們都曾照拂過不少落魄的詩人。
杜甫遊歷山東的時候，曾經做過時任北海太守的李邕的座上賓，在濟南大明湖受到熱情的款待。因此，杜甫留下了「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的詩句（《陪李北海宴歷下亭》）。可以想到，李邕座上一定還有其他詩人。據《歷代名畫記》記載，顏真卿做湖州刺史的時候，「煙波釣徒」張志和、日後成為「茶聖」的陸羽都做過他門下的食客。被李端稱為「聲名恆壓鮑參軍」的康洽，是一位很受王侯歡迎的詩人，他在長安出入的都是王侯貴主之家，那些王侯貴主家的駿馬奴僕都跟他自己的似的，可以隨便使喚。他身上衣服裝飾光彩照人，使其他人相形見絀。與康洽同時代的著名詩人戴叔倫、李頎等，都有相似經歷，並寫詩描述過。戴叔倫：「賢王貴主於我厚，駿馬蒼頭如己有。」李頎：「曳裾此日從何新，中貴由來盡相許。」著名詩人溫庭筠，也曾經出入宰相令狐綯的家門，令狐綯待他很客氣。
落魄詩人進出王侯權貴的宅第，只是一種社交活動，詩歌酬唱，觥籌交錯。做座上賓、食客，解決自己一個人的溫飽大致是不成問題的，但是，若是拖家帶口的，恐怕很難通過這種方法根本解決生活問題。杜甫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詩中對他自己旅食京華時期的這種生活有很形象的描寫：「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可見，這其中也飽含著無奈與辛酸。
他人接濟
落魄詩人，難免會遇到經濟困難，這就需要有人接濟。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李白、張志和那樣能得到皇帝的接濟--李白被辭退時得到一筆補償金，張志和辭官歸隱之後，得到了皇帝一奴一僕的賞賜。但是，有許多落魄詩人卻可以得到有一定地位或者相對富有者的接濟。
盧照鄰因病去官，隱居太白山，生活陷入困難。京城中的一些官員，有太子舍人裴瑾之、韋方賢，左史範履冰，水部員外郎獨孤思壯，少府丞舍人內供奉閻知微等，都曾經「致束帛之禮，以供東山衣藥之費」（盧照鄰《寄裴舍人諸公遺衣藥直書》）。
據李白自己說，他早年遊覽揚州的時候，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上安陸裴長史書》）。不敢保證這些落魄公子都是詩人，但這可以說明，當時這種散金濟人的風氣應該是有的。
劉叉落魄之時，穿著破衣爛衫，向普通人乞討酒食混日子。聽說韓愈接待各地文士的消息之後，就步行去投靠。在韓愈那裡住了一段時間之後，因為跟韓愈門下的其他門客鬧彆扭，在離開韓家之前，就把韓愈的一些金銀拿走了。他拿得理直氣壯，說那都是韓愈諛墓（吹捧死人）得來的錢財，不如給他劉叉作壽禮。這故事裡，韓愈主觀上沒有要接濟劉叉這筆錢，但客觀上有這個作用。
許棠科舉考試一直沒能成功，生活陷入困頓。當時馬戴在大同軍幕府做副官，許棠就去找他。兩人一見如故，馬戴留許棠住了好幾個月，兩人每天都吟詩飲酒，許棠從未提出過什麼要求。一天早上，馬戴大宴賓客時，讓信使把許棠的家書交給許棠，許棠當時很吃驚，不知道這家書從何而來。讀了家信這才知道，原來馬戴已經派了一個佣人，去給許棠家送錢了。
這一類例子還有不少，例如，杜甫初到成都時，曾經得到高適等人的資助，有「故人供祿米」（《酬高使君相贈》）等詩句為證；張祜在淮南拜訪李紳，自稱釣鰲客--以虹為竿、新月為鉤、「短李」（李紳個子矮小），壯語打動李紳，李紳「厚贈」之。
上邊說的都是直接或間接認識的官員接濟落魄詩人的故事，至於親戚之間的接濟就更常見了，這裡不贅述。可以一說的是，落魄詩人多嗜酒，朋友之間相助以酒，就非常普遍。杜甫說廣文館博士鄭虔很窮困，國子司業（相當於皇家大學副校長）蘇源明就常常給他酒錢。杜甫自己跟鄭虔兩人，也是「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然後就是一番痛飲。閻防隱居終南山，住在崇濟寺裡，岑參就曾經「攜琴酒」前去尋訪。
歸隱耕種
上文說過，唐代的科舉進身之路，無異於獨木橋。想過橋的人很多，而橋身卻十分狹窄。
幾十年前有一句口號：農村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農村是否大有作為不好說，但是，那裡確實是廣闊天地。至少，那裡可以接納不少沒有擠過獨木橋、知難而退的落魄詩人，給他們提供一份衣食之資，讓他們的生命有所依托，不至於凍餓而死。
據《唐摭言》卷三記載，唐太宗登基之後，撥亂反正。為了籠絡人才，特別重視科舉功名。從那以後，隱居的人就非常多，「林棲谷隱，櫛比鱗差」.可見，不少退隱的人其實不是真的退隱，而是想走終南捷徑。
當然，真隱之人也有不少。
盧照鄰調任新都（今四川成都附近）縣尉之後，因為風病嚴重（雙足痙攣，一隻手臂麻木），只得辭去官職，到陽翟（今河南省禹縣）的具茨山隱居，在那裡買了幾十畝土地，耕種活命。
唐代大概有不少詩人都曾經在仕途不順利的時候，說過回老家做農民的話。比如，王維在棄官回江東老家的時候，就說過「余亦從此去，歸耕為老農」（《送綦毋校書棄官還江東》）。但是，真正回去做了農民的卻只是一小部分。
祖詠雖然中過進士，但是似乎沒有得到什麼官職，生活一直處於貧困狀態，身體也很不好，疾病纏身。因此，他就回到汝墳（今天河南省汝陽、臨汝一帶）的自家別業，「以漁樵自終」.祖詠自己有詩描寫這種隱居田園的生活，「漚麻入南澗，刈麥向東菑。對酒雞黍熟，閉門風雪時。」（《歸汝墳山莊留別盧像》）「鳥雀垂窗柳，虹霓出澗雲。山中無外事，樵唱有時聞。」（《汝墳別業》）看來，曾經跟王維等人有過酬唱的著名詩人祖詠，過的是近乎農民的生活。
杜甫在華州司功參軍任上辭官，他的下一步考慮也是到農村居住。他選擇的是秦州（在今天甘肅、陝西接壤地區）城附近的農村，先是居住在距離秦州城五十里地東南方向的東柯谷。在東柯谷，杜甫顯然已經做好耕種自給的打算，「瘦地翻宜粟，陽坡可種瓜」（《秦州雜詩二十首》其十三）。後來為了跟老朋友讚上人的住處靠近一點，以便來往，一度想在秦州西南七十里的赤谷西枝村定居。在秦州的生活並不如意，杜甫又挈家移居同谷（今甘肅成縣）。同谷的情況也沒有原來傳聞的那麼好，杜甫一家又遷往成都。離開成都之後，又曾經在夔州（今重慶奉節）一帶耕種度日。杜甫一家在同谷，生活陷入空前的困難，居然要秋天到山上撿拾橡栗果實，冬天扛著镢頭去山上雪地裡挖黃獨（一種野山芋）作為救荒食物（《同谷七歌》其一，其二）。杜甫在成都，衣食之資基本有親友接濟，並沒有參加多少真正的農業勞動，他的興趣主要在種植各種花果樹木。在夔州，杜甫買了四十畝果園，都督柏茂琳又讓杜甫管理一百頃公田，撥給他五六名奴僕，幫助他經營田地。夔州時期，杜甫過的實際上是地主的生活。
瀋千運多次應舉不中之後，就回到了山中別業，自己說「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有薄田園，兒耕女織，偃仰今古，自足此生……」.不知道瀋千運的農村生活質量究竟如何，我們知道有一些人的生活是比較艱難的。李涉致仕以後，隱居在少室山（屬嵩山），情況就不是太好。杜甫的熟人王季友，顯然農耕生活是很不理想的。杜甫有詩說他「貧窮老瘦家賣屐」（《可嘆》）。有人拘泥典故，認為詩中的「賣屐」只是杜甫用典，並不表示王季友真的需要靠編織草鞋出賣貼補家用。根據杜甫的詩句「近者抉眼去其夫，河東女兒身姓柳」,和《唐才子傳》的記載，王季友的妻子是嫌棄丈夫太窮，整天吵吵被遣去了的。王季友的生活狀況，用他自己的話來描述，近乎原始人的生活：「自耕自刈食為天，如鹿如麋飲野泉。」「江湖散人」陸龜蒙隱居松江甫裡，雖然有數百畝田地，三十間房屋，但是因為田地地勢低窪，容易遭受洪澇災害，因此，常常鬧飢荒。陸龜蒙須親自扛著镢頭畚箕去田裡勞作，難得有閑暇的時候。
託庇空門
佛教講慈悲為懷，自古佛門也確實收容了不少在世俗社會中遇到困難的人。這其中也包括了一些詩人。唐代就有一些落魄詩人曾得到過佛門的幫助。
孟棨《本事詩》記載，宋之問被貶南方，從流放地返還，路過杭州，遊覽靈隱寺。月夜在寺內長廊中吟詩，第二聯始終想不出滿意的。有一個老僧幫他想了「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兩句，結果，這兩句詩就成了整首詩的警句。第二天早晨，宋之問再去造訪，那老僧已經不見了。寺內有僧人告訴他，那老僧是駱賓王。如果這個記載可靠，那就說明，駱賓王在跟隨徐敬業討伐武則天失敗之後，是遁入空門以求自庇的。駱賓王投身空門，這屬於政治避難。
而賈島早年的投身佛門，則完全是生活所迫。賈島為僧時間，文獻有不同的記載。按照《唐才子傳》的說法，賈島為僧是在科舉考試連續十年失敗之後。「初，連敗文場，囊篋空甚，遂為浮屠，名無本。」賈島內心是不喜歡做和尚的，尤其是他在洛陽青龍寺時，洛陽的地方長官下令禁止僧人午後外出，這種拘束的生活，很讓賈島感到不快。為此，他曾作詩自我感傷：「不如牛與羊，獨得日暮歸。」後來情況稍微好些的時候，賈島就脫離佛門，再次參加進士考試。及第之後，先後擔任過長江縣（在今四川省蓬溪縣）主簿、普州（今四川省安岳縣）司倉之類的小官職。由於他一心一意苦苦吟詩，不會料理生活，家境一直不好。臨死之際，家裡一文錢也沒有，只有一頭病驢一張破古琴而已。
也有落魄詩人，雖然沒有出家，只是隱居鄉村，但是也曾得到寺廟僧人的經濟援助。上邊曾經提到過的閻防，進士及第之後，仕途不順，只得隱居在終南山。當時他是寄居在豐德寺的，不難想像，他在生活上一定得到了寺廟的幫助。跟韓愈有交往的詩人盧仝，卜居洛陽的時候，生活十分拮据。據韓愈《寄盧仝》一詩，盧仝家只有幾間破屋。家裡有一個奴僕蓄著長鬚，頭巾也不裹，有一個奴婢，牙齒都脫落了，整天光著雙腳走路。盧仝辛辛苦苦供養十餘口家人，上有母親，下有妻子兒女。因為他跟鄰近的寺廟僧人有來往，僧人們便不時地接濟盧仝一些糧米。盧仝自己的詩歌裡也說，他家除了書籍之外，一無所有。
佛門僧人可以幫助一些落魄詩人，依情理，道觀道士，當然也會幫助一些落魄詩人。唐代尤其是晚唐有那麼多失意的詩人加入道籍，其中一些當是出於生活所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