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8月，人民沒起來保衛蘇共，各級黨組織沒抵制，軍隊也分裂和倒戈，因蘇共已名譽掃地。後來查封蘇共各級黨委竟未遇到一次有組織的抵抗，被它代表的人民群眾不是隔岸觀火，就是幸災樂禍，甚至直接加入掘墓人的行列。有人指責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把蘇聯引向了死亡。繆矣！把主要責任推到戈氏一人頭上能行嗎？似乎不能。其一，歸根結蒂，人民群眾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而不是某個「叛徒」和「壞蛋」，否則，豈不是抬高了戈氏的歷史地位。其二，蘇共作為一個大黨，有一整套的選拔幹部的機制，怎麼會搞來搞去選一個自掘墳墓的人。況且，1985年蘇共中央政治局在推選蘇聯黨和國家領導人時，認為戈氏是「惟一正確的選擇」。葛羅米柯還盛讚戈氏「精力充沛，黨性強和經驗豐富」。儘管歷史不能假設，但假若沒有戈爾巴喬夫，蘇共和蘇聯歷史又會怎樣呢？迄今為止，還沒有證據表明，某個人僅憑個人的能量和威望就能改變社會形態。外部壓力始終是事態進程中的一個因素,真正原因來自蘇共內部。
事實上，戈氏的前任，從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到契爾年科，都程度不同地搞過政治、經濟改革，意圖懲治貪腐、提高效率。然而前蘇聯體制的「緊箍咒」摧毀了他們的努力。舊體制下的各種潛能全部用盡，問題不見解決反而卻越積越多。到戈氏時，他在經濟領域已無「革」可改。這才迅速轉向了「政治改革」。因此，與其說是戈爾巴喬夫把蘇聯引向了死亡，倒不如說是那些死抱舊體制不放的前任們早就為蘇聯鋪好了通向死亡之路。如果說蘇共垮臺是改革的結果，不如說是蘇共沒跨越腐敗陷阱，割斷與人民聯繫，在人民不滿和冷漠中失去支持，是自己打敗了自己。
第一章
早在列寧時期，蘇維埃國家官僚化過程已經開始。斯大林上臺後，強化了官僚體制，建立起一種盲目服從上級的「等級制度」，並賦予各級官員種種特權，在龐大的幹部隊伍中形成了一個被稱之為「官僚特權的階層」。
列寧死後，也就是說從30年代初期開始，人們便大規模地為斯大林蓋「專用別墅」，並且毫無限制地用公款來支付斯大林家庭的「豪華生活」。斯大林手下的人僅為他在南方就「建過好幾座別墅」。管理著斯大林家庭生活的國家僱員開支這個家庭的生活費用「簡直是把政府的錢往陰溝裡倒！」斯大林晚年時餐桌上必須放著應有盡有的美酒。斯大林的次子瓦西裡畢業於一個航空學院，開始投身於戰爭時只是一個二十歲的上尉，戰爭結束時已是一名二十四歲的中將。1947年從東德調回莫斯科，儘管這時誰都知道他是個「酒鬼」，卻立即當上了莫斯科軍區的空軍首腦。據阿利盧耶娃說，他無所不為，肆無忌憚地利用在其父斯大林身邊的機會，「沒有什麼特權是他得不到的」。「他可以想怎麼就怎麼，可以要啥有啥」。「他作為軍區高級官員，有權支配大筆款項，因此，錢的問題是不在話下的」。在斯大林身邊工作的像警衛長之類的大員在生活待遇上也享有很大的特權。「他們全都為自己修建了鄉村別墅，坐著政府的汽車，像政府部長甚至像政治局委員那樣生活」。即令其中有的「在豪華上要差得多」，「沒有像一位部長那樣生活」，但是如果科學院的研究員「見了他的套間房子和鄉村別墅，是會眼紅的」。除了斯大林及其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之外，30年代初期開始，高級幹部包括汽車、別墅、僕役在內的一切家庭生活費用由政府開支己經成為一種「制度」；不僅黨內要員享受著特殊的生活待遇，甚至他們的親屬也利用其特殊地位「為自己，為他們的近親遠戚，搞豪華生活」。
曾在克里姆林宮生活多年的莉季婭•沙圖諾夫斯卡婭在其所著《克里姆林宮內幕》一書中提到，「隨著蘇維埃社會等級結構的形成和固定，執政黨領導階層開始搞特殊化，不僅要求權力和威信，而且也要求物質財富和生活享受了。」「表面上的平等和公平是遵守了。可是，同時卻開始盡一切可能地建立‘地下’優待和特權制度」。在20世紀初還只出現在比較狹小的領導集團小圈子裡。只是到了後來，隨著黨政機關從中央到地方的逐漸擴大、確定和固定下來，而這些機關又不斷補充進來愈來愈多的「新人」，這些「新人」也為自己要求相應的權力，和「要求給予他們越來越多的財富、越來越大的特權」。於是，「開始為黨政官員的最高階層建造住宅大樓，在各個部門開辦克里姆林食堂和克里姆林宮醫院的所謂分支。所有人民委員部和其它相當有權的機構，首先當然是國家保安機關，也開始建立同樣只供指定的少數人使用的內部食堂、商店、小賣部、醫院、療養院和休養所。這就無形中脫離了普通老百姓，並且越來越出格」。以一位中央某工業部部長及其家庭在生活上所享受的特殊待遇為例。這位部長月薪是27000盧布，據沙圖諾夫斯卡婭說，這大約比教授的薪水高6—7倍，比工程師、醫生、熟練工人的工資高20—25倍。除此之外，還得一個「紅包」。因為不便於無限制地提高幹部的工資，於是當局想出了發「紅包」這樣一個「巧妙」的辦法。所謂「紅包」就是一個封好的裝錢信封，這裡頭裝了多少追加的錢，按什麼樣的秘密名單分發，出自哪一項基金，普通老百姓是無從知道的。關於這個「紅包」制度，莫洛托夫在1976年8月18日對一位採訪者也曾談到過。他在談話中不僅證實了這種「紅包」制度確實存在過，而且指出這一制度是在大戰後由斯大林親自提議實行的，也就是「用封口的小包給黨內和軍隊領導幹部送一大筆錢」。
斯大林在位時為中央國家機關幹部設立了一套特權制度。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1935年到莫斯科訪問時發現，連高爾基也被當做貴族供養起來。在金碧輝煌的別墅裡，為高爾基服務的有四五十人之多，他家裡每天有親朋食客數十人。羅蘭在他的《莫斯科日記》中認為蘇聯已經出現「特殊的共產主義特權階層」和「新貴族階層」。他寫道：「身為國家與民族衛士的偉大共產黨人隊伍與其領導者們，正在不顧一切地把自己變成一種特殊的階級」，「而人民則不得不依然為弄到一塊麵包與一股空氣（住房）而處於艱難鬥爭的狀況之中」，沿途的一些農民和工人「向我們投來陰鬱的目光，有一個上了年紀的婦女向我們揮動著她的拳頭」。
葉利欽在《我的自述》一書中，回顧了特權化在斯大林時代就已大肆蔓延的情形：「你在職位的階梯上爬得越高，歸你享受的東西就越豐富……如果你爬到了黨的權力金字塔的頂尖，則可享有一切——你進入了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完全可以在一個單獨的國家裡為那些獲取權位的少數人而實現。」「全莫斯科享受各類特供商品的人總共有4萬人。國營百貨大樓有一些櫃臺是專為上流社會服務的。而那些級別稍稍低一點的頭頭們，則有另外專門商店為他們服務。一切都取決於官級高低。」
腐敗在制度僵化、政府壟斷權利、瓶頸眾多的情況下特別猖獗。在計畫經濟下，許多價格都在市場競爭的最低水平之下，它提供了把收受賄賂作為分配緊缺商品和服務的條件，市場經濟下的合法交易在這樣的體制下成了非法的賄賂。除了把商品和服務銷售給賄賂付得最多者以外，公務員還回顧以製造更多的瓶頸作為索取更高賄賂的一種方法。比如，官員們會有意拖延，製造麻煩。根本問題不僅是存在著市場最低競爭價以下的控制價格，而且是國家官員壟斷權力，這些官員不受效率更高、價格更低的競爭產品的威脅。
整個前蘇聯集團的經濟狀況給了官員一種動力去利用職位謀取個人利益，也給了其客戶行賄的動機。因為僵化的制度沒有得到公正的法律制度的支持，所以腐敗十分普遍。相反，高層特權人物行使著最高權威，他們經常會有理由憑藉自己的權威更改法律規定。下屬人員無法通過訴諸法律來抵制上司的要求。這個制度不僅僵化，而且獨斷，其本身要求的不合理性使得所有人成了違法者。人們在腐敗交易中串通一氣成了社會控制的一種方法。審理腐敗案件被用來懲罰持不同政見者，而不是用來提高政府官僚機構的運轉效率。
前蘇聯的官僚特權階層在得勢的幾十年間，紛紛把公有財物變成自己的家產，各級官員和企業負責人暗中合作，成為貪婪的掠奪者和腐化的寄生蟲。據1962年5月19日的蘇聯《紅星報》報導，列寧格勒一個軍用工廠的領導人，把自己的親信安插在工廠所有關鍵性職位上，把國營企業變成了「私人企業」。3年內，僅出售自來水筆一項就貪污了120萬盧布。另據1962年5月18日的《烏克蘭真理報》報導，哈爾科夫的一個傢俱廠的廠長，在工廠中附設了一個地下針織車間，進行投機生產。這個廠長有幾個老婆，幾輛汽車，幾所房子，並且是賽馬場上的大賭棍。這些企業負責人總是同國家的物資供應部門、商業系統和其它單位的工作人員勾結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機關中也有他們的保護和代理人，甚至還得到了國家機關中高級幹部的支持和庇護。據1963年10月20日蘇聯《消息報》和1964年第12期的《消息報•星期副刊》報導，莫斯科精神病防治所的一個附屬工廠的廠長及其一夥，通過賄賂，獲得了58部針織機和大量原料，同52個工廠、手工業合作社和集體農莊搭上關係，幾年中賺了300萬盧布。
他們收買了社會保安機關工作人員、監察員、稽查員、巡視員等。
斯大林時期的官僚特權尚屬一種體制慣性，而吸取赫魯曉夫下台教訓的勃烈日涅夫則有強化特權換取擁戴的政治自覺。他制定一系列強化特權的條例和規定，將官僚特權系統化、合法化。特別是其執政後期，一方面由於體制的僵化和幹部隊伍的穩定，特別是事實上的終身制得以確立；另一方面由於黨內外民主和群眾監督機制的破壞和削弱以及腐朽思想對幹部的侵蝕，「特權階層」終於開始形成。據俄國學者最近估計，當時這個階層大約有50—70萬人，加上他們的家屬，共有300萬人之多，約佔全國總人口的1.5％。
第二章
勃列日涅夫掌管蘇共大權後，對幹部隊伍提出了「穩定」的口號，隨著時間的推移，負責的崗位事實上都成了終身的崗位，而官僚們成為不可替代的人。很多州委書記、部長、黨和蘇維埃機關的負責人佔據職務達15－20年之久。他們享受高水平的生活和各種特權。這種對幹部地位和待遇的充分保證和實際上的終身制，不僅使許多幹部明哲保身、但求無過，助長了脫離群眾的官僚習氣，更嚴重的是使相當一部分幹部有恃無恐，膽大妄為，公然地以權謀私，導致了腐敗現象的蔓延。勃列日涅夫為蘇共當了長達18年的家，不僅黨內高官腐敗氾濫，就連勃列日涅夫的家人和他本人都身陷其中。
在勃列日涅夫當政的18年間，蘇共黨內風氣的敗壞和各級官員的種種腐敗事件廣為流行，貪污受賄、任人唯親、盜竊國庫等毒素迅速蔓延，不僅黨內高官涉嫌腐敗，就連勃列日涅夫的家人和他本人也都身陷其中。例如，謝洛科夫在當內務部長的17年間，實際上將內務部第一大型國家別墅和曾作為內務部迎賓館的第八國家別墅據為己有。他還在赫爾岑大街24號佔有一套很大的公寓。這兩座國家別墅和公寓裡，存放著謝洛科夫及其家人的大量私人財物。在其中的一個別墅裡，光地毯就一張迭一張地堆放了七層；而俄羅斯著名畫家的油畫都放在了床底下。身為內務部第一副部長的丘爾巴諾夫，勃列日涅夫的駙馬爺，在幾年的時間裏，貪污受賄達654200盧布，約合美元105萬。上樑不正下樑歪。在勃列日涅夫庇護下的犯罪，成為莫斯科和各加盟共和國領導人效法的榜樣。勃列日涅夫後期，莫斯科和各加盟共和國裡的貪污腐化問題越來越惡劣了，「漁業案件」、「索契案件」、「克拉斯諾達爾案件」、「海洋案件」、「烏茲別克案件」……都引起了公眾的廣泛關注。
這個「特權階層」對蘇聯社會產生的消極影響主要在於它因循守舊，不想或反對進行有損自己利益的任何實質性的改革，深恐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它（至少是這一集團中的大多數人）在主觀上並不想直接搞垮蘇聯和復辟資本主義，而是想方設法維持現狀，但正因為這樣才為以後改革的夭折和蘇共的垮臺埋下了伏筆。
正像前蘇聯著名學者和政治活動家阿•阿爾巴托夫所說的那樣：腐敗在蘇聯不僅造成了國家物質上的損失，「道德上的損失就更為慘重：社會分化加劇；經常遇到磨難的大多數對那些不僅享受福利照顧而且享有種種特權、任意攫取不義之財而又逍遙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與日俱增，埋下了社會衝突的地雷，黨、政府、整個領導的威信下降。」
從八十年代開始，蘇聯許多部委改為大型康採恩，1988年又通過企業法等文件。這個時期部長、副部長變成了康採恩董事長，財政局長變為銀行行長，物資局長變為交易市場老闆，石油部變為石油公司。這是一個變革過程，但是實施這個變革的主體錯位，在許多情況下權力已經人格化。當時蘇聯官僚權貴階層羽毛已經豐滿，他們成為實施這個過程的主體，並且已經窺視到了以國家名義支配國有財產的機遇。由於蘇聯高度集權的政治經濟體制，權貴階層以集權方式支配國有資產的途徑十分方便，藉口也堂而皇之。權貴階層作為實施這個過程的主體，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將財產的國家所有實際上變為官僚支配。高度中央集權體制是權貴階層得以發展並取得財產支配權的基礎，有了超常的高度集權體制，權貴階層可以利用部門和行業超常的集中程度，甚至代表國家以所有者面目出現，直接支配所管轄範圍的財產。同時，國家法規不健全，國有財產管理混亂，有了超常的高度中央集權體制，權貴階層可以利用部門和行業超常集中程度，甚至代表國家以所有者面目出現，直接支配所管轄範圍的財產。而且，國家法規不健全，國有財產管理混亂，使國家和國家所有變得十分抽象和空泛，這就很容易使官僚取得的支配權逐漸演變為隱性的佔有權。當時連共青團也動了起來，開始經營「共青團經濟」。開辦共青團商品交易所等。「人們委託我成為百萬富翁」成為當時一些青年幹部的口頭禪。官僚利用權力開始在國有的名義下暗自積聚個人資本，但這個時期他們還不具有階級屬性，而是蘇聯制度下的權貴階層，是對人民財產獲取的特殊佔有形式，即隱性佔有的方式來積累資本的。可見，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失誤為官僚加劇變異提供了特殊的客觀環境和條件。這一階段，前蘇聯權貴階層的演變進入加速階段，以通過權力支配國民財富，對國有資產的隱性佔有、權力人格化為基本特徵。
第三章
葉利欽在《我的自述》一書中揭露的特權現像要嚴重也具體得多。葉利欽在他的書中指出，在他自己所處的那個時代，也就是蘇聯解體前夕，各級幹部在生活上享受某種等級的特殊生活待遇已經形成了一種制度，「一切都取決於官級高低」。據他說全莫斯科享受各類特供商品的人約有4萬，而又有等級之分。例如國營百貨大樓有一些櫃臺是「專為上流社會服務的」，「而那些級別稍稍低一些的頭頭們，則有另外的專門商店為他們服務」。如果到了部長尤其是政治局委員這一級，葉利欽把這叫做「爬到了黨的權力金字塔的頂尖」，他說這時就可以享有一切，「進入了共產主義！」他還諷刺地說，由於現在人們需求的胃口都很大，因此在蘇聯「暫時只能為一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產主義」。他以自己擔任政治局候補委員時的特殊生活待遇為例，描繪了這種「真正的共產主義」的情景。他以別墅為例。「關於我的別墅情況，我想另外再說幾句。這個別墅在我之前是屬於戈爾巴喬夫的。後來，為他又重新建了一幢別墅，他就搬到那兒去了。」「我頭一次到別墅時，在入口處，別墅的衛士長迎接我，先向我介紹此處的服務人員——廚師、女清潔工、衛士、花匠等等一些人。然後，領我轉了一圈。單從外面看這個別墅，你就會被它巨大的面積所驚呆。走進屋內，只見一個50多平方米的前廳，廳裡有壁爐、大理石雕塑、鑲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燈、豪華的傢俱。再向裡走，一個房間、二個房間、
三個房間、四個房間。每個房間都配有彩色電視機。這是一層樓的情況，這兒有一個相當大的帶頂棚的玻璃涼臺，還有一間放有撞球桌的電影廳。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個洗臉間和浴室；餐廳裡放著一張長達10米的巨大桌子，桌子那一頭便是廚房，像是一個龐大的食品加工廠，裡面有一個帶壁爐的大廳，穿過大廳可以到日光浴室去，那兒有躺椅和搖椅。再往裡走便是辦公室、臥室。還有兩個房間不知是幹什麼用的。這兒同樣又有幾個洗臉間和浴室。而且到處都放有精製的玻璃器皿，古典風格和現代風格的吊燈、地毯、橡木地板等其它東西。」「就連我這個政治局候補委員，這樣的級別，都配有3個廚師、3個服務員、l個清潔工，還有1個花匠」。
葉利欽在書中還談到地方州裡和莫斯科市的特權現象。由於葉利欽本人先後擔任過一個州委的第一書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因此他提供的材料看來是比較可信的。關於州裡的情況，他說，州委第一書記是個土皇帝，他的旨意就是法律。當你想讓全州的人們都過得更好，「都能真正過上人的生活，讓所有的人都能住上房子」，一個州委第一書記會感到權力不夠用。但是如果你想為誰安排一個好的工作，分得一套好的住房，或是給人一點別的什麼好處，那麼一個州委第一書記的權力就會顯得「巨大無邊」。而這樣做的結果是，「幾十個人過上了共產主義式的生活，而廣大的人民群眾卻在貧困中苦苦掙扎」。他並且認為，「這種情況以前是這樣，現在也還是這樣」。
權力特權化:把人民賦予的權力變成個人的權力，變成為自己謀取私利的工具。蘇聯官員的特權名目繁多：①宅第權。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均有一處或幾處別墅，少則花幾十萬盧布，多則糜費上百萬盧布；凡是名勝地、風景區、海濱、避暑勝地，幾乎全部被大小官員的別墅所佔據。②特供權。各級黨政機關均有特設的內部商店、餐廳、冷庫等供應網路，按照官職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應。手持特供證在特供商店能買到質優價廉的、普通公民望洋興嘆的種種主副食和其它商品。③特教權。在蘇聯，凡是高級官員的子女，從幼兒園到大學均有培養他們的專門機構或保送入學的制度。高級軍官的兒子則直接送軍事院校培養。④特繼權。官員、特別是高級官員，幾乎可以免費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華住房和別墅，供他們終身享用。⑤特衛權。花在高級領導人身上的費用，達到無法核算的程度。為維護他們的生活、別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務人員、警衛人員，每年開支達數百萬盧布，甚至達到幾千萬盧布。⑥特支權。位居金字塔頂峰的官員還在國家銀行有「敞開戶頭，即產主可以不受限制隨意提取款項的戶頭。」
公僕官僚化。即官員變成高高在上，憑發號施令過日子的官僚主義者或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爺。許多黨的領導幹部在成為國家活動家之後沾染了老爺作風和官僚主義毛病，他們關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運、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質享受和獎賞，自己的特權。「他們不承擔任何責任，不解決任何問題，卻年復一年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得穩穩噹噹」。而且「高級官僚已經在我國形成一個特定的階層，甚至是一個由那些具有自己的準則、習慣和社會心理的人們所構成的幫派」。「最可怕的是，提升職務主要靠熟人、靠對個人的忠誠和靠親屬關係，而不是憑藉政治品質和業務能力。」以至「在我們的管理機構內就出現了稀奇古怪的‘勢力範圍’、‘個人領地’，其為首的都是‘自家人’」。「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個官員即使具有最好的個人品質和稟賦，也幾乎都成為官僚主義者，而如果某一官員沒有發生這種蛻變，那麼這個幫派就會把他排擠和拋棄掉。」
權力商品化。就是進行權錢交易，把權力作為撈取金錢的手段.別是在七十年代改革的浪潮興起以後，公開的和秘密的權錢交易惡性地蔓延開來。許多「官僚和企業領導，在黨政機關和外貿部門工作的幹部跳上公司、銀行經理的寶座」。「依靠手中權力，採用非法手段，大量聚斂財富」。公司的辦公室往往設在黨團市委和區委的辦公室裡，成為官商合一。「在公司成立初期，他們不用掏一個子。」「他們同黨政機關的關係比法定的資本中的控股股份還要值錢。」這些人賺錢很容易，主要是在流通領域中倒賣生產資料和消費品，甚至走私戰略物資，包括石油、金屬、核原料，大發橫財。這些活動並不是孤立的，在監察和司法機關也有他們的保護人和代理人，甚至得到國家機關中高級官員的支持和庇護。就連派赴阿富汗軍隊的軍官也從事武裝走私活動。問題之嚴重可想而知。
第四章
70年代末，蘇聯出了一部名曰《惡風》的小說。這部小說以一個真實事件為原形，描寫了一群蘇共高幹利用職權貪污腐化、和走私集團相勾結盜竊國家珍貴物資、走私謀利的醜劇。書名《惡風》意在抨擊瀰漫蘇共官場的腐敗之風。該書一出，中國如獲至寶，立即全文翻譯，作為反蘇宣傳的左證。同樣是那個時候，蘇遠東空軍中尉別連科駕米格25叛逃日本、轉到美國後，撰文揭露蘇聯軍隊中的腐敗。他指出：在蘇空軍中，有軍官盜竊珍貴的航空燃油販賣黑市謀利，還有軍官假造軍營綠化成績，竟令士兵砍下別處的樹木移植到上級視察將要經過的道路旁，以討好上級。中共予以全文轉載。
中國全文轉載的、揭露蘇軍隊、司法機構腐敗的較著名的案例還有：
80年代初，蘇侵阿部隊中，有軍官將運送陣亡軍人遺體的棺材「偷屍換毒」，裝入海洛因運回蘇聯，再走私到西歐謀利。
84年，一名喝醉酒的KGB軍官被4名普通公安（蘇稱民警）誤抓，後被刑訊打死，蘇共「糾正錯誤」後，4名公安，兩個被判槍斃，兩個被處重刑。）
當改革大潮來臨時，以往人為掩蓋著的腐敗現象被大量揭露後，人們開始對蘇共是否還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提出了質疑。當人們瞭解到這令人憤怒的社會不公，並看到黨的領袖不採取任何措施以制止黨的高層人物對財富的這種不知羞恥的掠奪，就會失去最後一丁點的信任。」「沒有信任，也就談不上有任何前途的、真正的改革。」人們開始對蘇共是否還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提出了質疑。正像前蘇共中央委員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著名學者和政治活動家阿•阿爾巴托夫所寫的那樣：腐敗在蘇聯不僅造成了國家物質上的損失，「道德上的損失就更為慘重：社會分化加劇；經常遇到磨難的大多數對那些不僅享受福利照顧而且享有種種特權、任意攫取不義之財而又逍遙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與日俱增，埋下了社會衝突的地雷，黨、政府、整個領導的威信下降」。此時的蘇聯，已走到了因政治上集權不放、經濟上又和西方大量來往從而引發嚴重官場腐敗和各種社會問題的時期。
正是有此變化，蘇聯社科院後來的民間調查顯示：認為蘇共代表工人的佔4％，代表蘇共黨員的佔11％，而認為代表官僚的佔85％。調查情況表明，此時的蘇共已名不副實，是個除了代表官僚，誰也不能代表，甚至連自己的黨員也不能代表的狹隘利益集團。那些自稱「特殊材料製成」的官僚不但養尊處優，還慾壑難填，擴張既得利益，不但將侵吞國有資產形成的「隱型經濟」，搞到佔GDP1/3的規模，還作了「棉花事件」、「魚子醬事件」和「飛機事件」等驚天大案；而案值高達80多億美元的「棉花事件」的牽頭者竟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烏茲別克黨中央第一書記拉希多夫！丘爾巴諾夫不過是一名共青團幹部，一旦成了總梳的女婿，不但當上了中將軍銜的內務部第一副部長，還貪贓枉法為所欲為。就是這麼一些「寶貝」，把一個蘇聯搞得烏煙瘴氣。
現在大多數俄羅斯人不願意回到蘇聯時代。即使是經濟困難的90年代俄共在選舉中從未獲得超過1/3的選票，人們對俄共的保留態度是以他們對前蘇共的不信任為基礎的，俄羅斯人民不願意做出危及他們政治自由的選擇。公共輿論基金會1997年的一項調查顯示，91%的人高度讚揚了新聞自由；82%的人支持向境外遷徙和旅行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