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大躍進五十三週年。對於這一歷史笑柄的記憶，恐怕在今天人們的腦子裡主要還是經濟上啼笑皆非的鬧劇。但是，這樣的單一記憶常常會導致我們忽略更深層面的原因：經濟上漫山遍野的「衛星」其實是在從中央到地方的層層政治高壓下被逼放出來的，在不可理喻的「高指標」謊言背後實際上是深植於人心的血淋淋的政治恐懼。
「肅反大躍進」的提出和全社會政治恐懼的深化
解放後的「肅反運動」，一般是指一九五五年七月至一九五七年底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運動。但是許多地區在一九五七年年底運動尚未結束，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卻初露端倪了。北京在新指示中要求各地有計畫有步驟地進一步展開內部肅反和社會鎮反運動，「把全國每一個角落都打掃一下」。於是，緊密配合形勢的「肅反大躍進」便應運而生了。
根據最近發現的秘密文件，山西領導肅反的「五人小組」在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二日在太原正式召開了「全市肅反工作躍進大會」。要求所有單位以一天半的時間擬定出「肅反工作躍進規劃」。會議具體制定的幾條措施有：「領導搞『試驗田』」，「又好、又快、又省地調查材料」，「將所有有問題的人集中審查」，「流水作業，邊調查、邊訊問、邊定案、邊處理、邊結束」。在有關的文件中，還明確提出凡是在「肅反大躍進」中定的案件將來都「再不複查」。在這樣的荒誕不經的政策和草菅人命的措施下，災難性的後果是可想而知的，必然是冤錯假案遍地叢生。然而，「肅反大躍進」的領導者們還不斷指令基層進一步擴大「立案面」和打擊面。在江蘇，省委在幾乎所有的基層單位中對一百四十一萬人進行了第四批「肅反」，規模是第一、二、三批肅反的總和「還要大一倍以上」。南京大學還進行了「肅反補課」。在這一「肅反大躍進」中，據說受到揭發檢舉材料「四十餘萬件」。在全省大抄家中，共搜出反動證件「三萬一千餘件」。不用說又是成千上萬的幹部群眾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和「反社會主義分子」。僅從一九六一年十月後江蘇對一九五八──一九六○年受批判處分的生產隊長以上的幹部黨員的甄別平反來看，人數便達二十一萬餘人。此外，還平反了受批判處分的群眾二十二萬九千餘人，錯誤比例達到百份之九十八以上。由此可見一九五八年的「肅反大躍進」製造的冤案之多、慘狀之烈。應當指出的是：山西和江蘇兩省，在大躍進年代都還不是最極左最狂熱的典型。雖然我們手頭沒有其他省份的「肅反大躍進」的內部檔案，但完全可以想像：正是這一「肅反大躍進」的可怕浪潮深化了全中國每一個角落裡的政治恐懼，保證了荒唐的經濟大躍進的毫無異議的通暢和升溫。
黨內省一級被揪出「反黨集團」最多的一年
毛澤東要在數年內實現國力超過英美、個人稱霸國際共運的野心，首先要掃除的障礙當然是在黨內上層。通過一九五六年的「反冒進」和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早已經對他唯唯諾諾。但是經濟上的大躍進畢竟主要是在各省各地展開的，對省一級的高級幹部中的不同意見者的清洗便順理成章地發生了。
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辦公廳在一九五八──一九六○年間出版過五卷本的《關於清除黨內右派份子的決定彙編》，共收集了黨內十三級以上的高級幹部中的「右派份子」和「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材料二百八十五份。除了三十三個案例是中共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九年分別處理的以外，其他的二百五十二位「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全部是一九五八年定的案。換句話說，一九五八年在黨內高級幹部中打的「右派份子」和「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中佔了總數的百分之八十八點四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二百五十二位「右派份子」和「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中，有三十九個案子近百人為省一級的高幹，對他們的定案大都是「反黨集團」。其中比較出名的有甘肅省委常委、副省長孫殿才，前副省長陳成義（已故），省委委員、銀川地委第一書記梁大均，省人民委員會秘書長陸為公，民政廳副廳長劉餘生，司法廳副廳長王新潮，銀川專員曹又參，交通廳副廳長林裡，商業廳副廳長梁克忠，前文化局局長馬濟川等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集團；有安徽省李世農（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楊效椿（省委委員、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省檢察長）、李銳（省委委員、省副檢察長），陳仁剛（原省司法廳黨組書記、副廳長）等人的反黨集團；有廣西省委常委、廣西省副省長陳再勵為首的，包括省委常委、省委組織部長王夢周，省委委員、省委財貿部長廖原，省委委員、省委宣傳部長駱明，省委委員、省委文教部長王浩，省委候補委員、自治區兵役局長廖聯原等人在內的右派集團……。
河南在一九五八年還揪出了以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省委書記處書記楊?和省委副秘書長王庭棟為代表的「潘、楊、王右傾反黨集團」。幾個月內便有十多萬人挨整，二十萬人受株連，一百多人致死。潘復生就是因為「右傾」被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的八大二次會議上直接免的職。
瀏覽一下一九五八年的《人民日報》和各地省報，可以說隔三差五地有「反黨集團」被揪出來的報導。在這樣的政治高壓下，黨內的有識之士當然也只能噤若寒蟬了。但以後大飢荒的史實證明，凡是在當年打省級反黨集團最凶的省份，無一例外地成了餓死人最多的地區。
拳頭下打出來的「高產指標」和「高產衛星」
論及大躍進中群眾性的「放衛星」和「高指針」，決非產生於絕大多數的基層幹部群眾的自願，而是出於層層逼迫、個個自欺的結果。談到逼迫，這些「衛星」和「指針」首先是拳頭打出來的。更有甚者，撤職罷官、酷刑監禁乃至殺戮都是逼人就範的手段。如河北徐水縣是毛澤東親自搞出來的「共產主義試點」。毛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去視察時，竟然問出了：「你們這糧食吃不完，怎樣辦呀？」的昏話。其後，為了落實毛提倡的「密植」，縣委書記張國忠把五個有不同意見的生產隊長綁在樹上接受現場鬥爭，先拳打腳踢，後送去勞動改造。其中的一個三個月後就死了。在一九五八年中，徐水縣的勞改隊裡共捕了四千六百四十三個不願意接受浮誇鬧劇的幹部群眾。再如，甘肅省的飢荒在一九五八年春天就已經開始了。但是省委書記張仲良為了趕上大躍進的風頭，睜著眼睛說瞎話，認定甘肅是「餘糧省」，仍然搞高指標、高徵購。只要有幹部群眾不同意他的蠻幹，即刻批判鬥爭，打成反黨分子。結果造成連續三年的飢荒中近百萬人餓死。再如，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中的上海奉賢縣縣委，在深耕和興修水利中公然提出「不完成任務拿頭來見」和「要用殺人之心去搞生產」的口號。在全縣範圍內普遍地出現了捆綁吊打、亂罰亂關的現象，迫害死了幹部群眾九百六十人，勞改了二千四百多農民。
大躍進的過程是一個嚴密控制不同意見，殘酷鎮壓異議者的過程，在這一血腥的過程中，說假話受到鼓勵，講真話馬上被打擊。浮誇自然成了十二級颱風，群眾性的「放衛星」和「高指針」就是這樣產生的。
「肅反」肅到了未成年的中學生頭上
一般說來，中共的「肅反」和「反右」還是有政策界限的，他們並不涉及到未成年的中學生。但是在五七年「反右」反過了頭，五八年「大躍進」躍上了天的革命狂熱之中，中學生也成了「肅反」和「反右」的對象。在大躍進禍害最深，大飢荒持續最長的四川，一九五八年春天便開展了一場以在中學生中「肅反」和「反右」為目標的「中學生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場運動是在當時的中共黨內著名的極左份子，中南局第一書記和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直接指示下開展的。由於四川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沒有放出什麼「大躍進」的衛星，他便要創造性地在中學生中「肅反」和「反右」來邀功請賞。
這一運動的領導者們決定在省會成都市於一月二十五日起集中全部高中應屆畢業生二千九百八十人，進行為期三個多星期的集訓，他們事先對孩子們「按進步、中間、落後、反動」四類進行政治排隊，然後信誓旦旦地宣布「這次社會主義教育的性質，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不是反右」，還以動聽的「黨給青年指出了前進的方向，黨從來沒有讓青年去上當」的貼心話來教唆三、四類的孩子「大膽地放，堅決地放，徹底地放」。一旦這些孩子們懵裡懵懂地講出了一些他們需要的話，天下風雲立變：迎接這些孩子們的是大批的「反動分子」的帽子和大規模的「批鬥會」。
這一運動由成都推向整個四川，從重慶、綿陽、廣元、自貢、內江一直到達縣、涪陵、溫江、瀘州等地，連甘孜、涼山等少數民族地區也沒能倖免。據後來統計，全川各地劃為三、四類的少年超過三千二百人，佔當年全省高中和中專一萬名應屆畢業生的百分之三十以上。有一個縣甚至把運動擴大到初中學生，造出了全川最年幼的「反黨分子」──年僅十三歲！這些被迫害的未成年人不僅永久地失去了升學的權利，不少還被逮捕勞教，至少是成為社會上長期的「群眾專政」對象。一九七八年以後走上文壇的知名小說家周克芹和雜文家賀星寒，分別是當年四川省農業專科學校和成都市第九中學的優秀學生，也是這兩個學校製造的「壞分子」和「反社會主義分子」。由於政治上遭受二十餘年長期的摧殘，他們後來都不幸在創作旺盛的中年相繼早逝。
上述簡單的史實可以使我們在熱火朝天的經濟大躍進背後看到一個血雨腥風的另類「大躍進」：即一個大大深化了全社會政治恐懼的「肅反大躍進」，一個揪出反黨集團最多的大躍進，一個用國家機器和暴民暴力製造「高產衛星」的大躍進和一個大規模迫害未成年人的政治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