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1957年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指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並強調：「讓人說話天塌不下來，因為要說話是客觀存在，不說話不行，那就讓人說，說完了心裏也就痛快了，也不去街頭鬧事了。共產黨也講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正確的就聽，講的不對就解釋，這是中國共產黨群眾工作的一貫作風。」「要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眾示威。我們憲法上有規定遊行、示威自由，沒有規定罷工自由，但是也沒有禁止，所以罷工並不違反憲法。有人要罷工，有人要請願，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這些講話讓當時的知識份子們為之一振，並紛紛貫徹落實毛澤東的號召，向中央提意見，並對一些決策提出批評。然而，知識份子們沒想到的是，這些講話只不過是毛澤東為了引出異見分子罷了。
比如，最後一位儒學大師梁漱溟在一次政協常委擴大會議上，批評革命勝利進城後不關心農民問題，他說「如今工人生活在九天，農民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這值得領導黨引起注意」。後來遭到與會者的批判，在他的強烈要求下，大會給梁漱溟回應的機會，他毫不客氣地指出：就在今天，同時我也表明，我還想考驗一下領導黨，想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毛澤東當場回應說：你要的這個雅量，我大概不會有。
毛澤東不但沒有「雅量」，還相當「記仇」。歷史學家林蘊暉在《毛澤東的性格和新中國的走向》一文中提到，1959年4月5日，毛澤東整整用了一個上午為他的「三面紅旗」辯護，認為真理在他的一邊。並且對反對者一一算起了老賬：「我這個人是許多人恨的，特別是彭德懷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因為我跟他鬧彆扭最多。跟劉少奇也打過架，就是合作化問題，對於洛甫的處置問題，翻你的案，也打過架。跟陳雲我們打過架，跟林彪也打過架，我們在閩西一路合作得很好，遵義會議以後我跟你們兩位（指林、彭）都分裂了，搞了一個會議整你們，因為你們要把我們搞掉。……任弼時封我一個「狹隘經驗論」，劉伯承封我一個「怕打爛壇壇罐罐」，軍事上不行。至於跟粟裕同志、蕭克同志，還有陳伯鈞等，我們幾個是歷來斗的，他們是我的反對派，但是你們是反對派，你們的官還可以做，我不報復。去年報復一次，不是我的報復。去年報復是開軍委擴大會議，四五百人，是你們犯錯，把你們一批評，我就開心了！」對此，李銳認為：上海會議這一長篇講話簡直是可怕的伏筆。
隨後，由於毛澤東的自大自負和拒不認錯，由其親自發動的大躍進，在1959年到1962年共導致全國非正常死亡約3000萬人，國民經濟損失人民幣5000多億元。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曾激動地說：大躍進錯誤嚴重，這次總結經驗是第一次，以後每年都要回過頭來總結一次。總結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十年，最後做到這個總結符合實際，真正接受經驗教訓，不再犯大躍進的錯誤為止。他還說，歷史上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是要下「罪已詔」的。但是，劉少奇的這番話毛澤東不但沒有雅量接受，還堅定了他搞死劉少奇的決心。
對領導高層如此，對平民百姓如何？任復興先生在《1960年公民肖森的上書》中談到大躍進期間，一位自稱叫肖森的人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名義給毛澤東、劉少奇寫信，其中對大飢荒情況的反映，對幹部特權、走後門等現象，對軍事與民生、農業與工業、學校比例的失調的失誤，看得很準，不久上面也做出了政策調整。而肖森洞察到的個人崇拜、對人民壓得太嚴等根本性、體制性問題，則變本加厲，釀成了不久之後文革的悲劇。
公民肖森在信中提到：「軍人多，不管是在城市、鄉村、火車、飛機、輪船，到處有軍人，而且佔40％之多。我們養這麼多兵幹什麼？他們什麼也能買到，什麼也能吃到，下面會怎樣的呢？聽聽人們的態度。有下面的歌謠，這也可能是壞份子干的，但人們是有感觸的，你們也可聽聽：黃皮到處是，吃飽沒有事。我們餓著肚，果實餵豬玀。事實也如此，現在不但軍人多，而且公安人員也比以前多了有三倍。」
「現在我國處於一黨專政，一切都是黨員吃的開。在工作中，有極明顯的例子，如不是黨員的領頭人幾年不動，有些還換掉。而就是不動的一些人，也是有職無權，作什麼還的請示支部，才能行動，否則就不行。因為吃不飽，山東曾有三、四次的群眾運動，這是不是你知道否？有餓死人的現象，如在東北、山西等。再者是我也認為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很嚴重，中國現在沒有什麼民主作風。實際有些人是不敢說，並不是沒有問題。為什麼會壓制的這樣呢？這你們也值得考慮。」
「我想你們也知道過去的歷史發展的情況，作官者愛民。而現在呢，不管什麼官，尤其是農村幹部，恨極了。人常說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現在實在是「管理的好」，否則早反了。再說現在對人民也太壓的嚴，有一點不合的言語，就帶一頂大帽子，不是死即是牢。我在全國看到今年槍決人和一九五零年差不多，每天都有。有些青年人，一時對國家的政策想不開，說幾句不利國家的話，卻就要受到以上的制裁。因此有些人（包括黨員在內）有話不敢說。」
按理公民給領導人上書，是完全合法的，但卻成了「污蔑信件」。太原市公安局1960年發出「關於查找給中央主席寫污蔑信件肖森下落的通知」要求徹查，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肖森’寫給中央領導人的信件「認為政府不關心人民生活，把大批東西用到製造國防用品上，污蔑我國「好戰」。為迅速查找此人下落，現將原文複製附發各單位，希結合當前以摸清各種危險分子開展的調查摸底工作，廣泛尋找線索，認真核對筆跡，發現懷疑對象，及時報告市局二處。」一個普通公民給領導人上書，卻遭如此陷害追查，可謂觸目驚心。
據此，毛澤東還有什麼雅量可言？一切不過是他所說的「這是陽謀」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