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
在浩瀚的中華古籍海洋裡,分布著無數個科技文化綠洲,最引人注目的首推《管子》；西方哲人李約瑟,就是讀著《管子》步入中華科技文化殿堂、進而首創《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無疑,《管子》堪稱中國古代科技文化之宗。
鮮明的求實精神
實事求是,為漢語語境中最經典的科學話語：「求是」是人類智性的終極目標,而求是的必要前提是「求實」；《管子》顯示著鮮明的求實精神。其膾炙人口的第一警句：「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即精神文明是建築在物質文明基礎之上的,百姓豐衣足食、安居樂業,這是天下大治的第一要件,在此,《管子》的精闢概括,是諸子百家所望塵莫及的。春秋諸侯蜂起,群雄逐鹿；管子為何能輔助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首先,在於其始終高揚著求實圖強的精神旗幟。管子所強調的治國方略：「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怎樣才能富民呢？國家須運用經濟槓桿,提高粟價,刺激農業生產,粟多則民富國強。《管子》云：「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兵強」。其次,《管子》的求實精神,還體現在「言實」關係上,強調臣對君不得「言過其實」,一定要實事求是地反映民情；明君主要以法按其言而求其實,「言而無實者誅」——言過其實即為殺頭之罪。反之,明君對百姓的「聖心」,也應該是「實也、誠也、厚也」；且明君「公信力」也是建立在「求實」基礎之上的；好虛名則無其實,「無實則無勢」,即無實,失去百姓信任,就失去了君王的威勢。再次, 《管子》還注重一般「名實」關係,強調名實相生,按實定名,名副其實；「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在諸子百家中,《管子》求實、務實精神是十分突出的,所以其不僅敢大膽言利,且還積極利用市場經濟的槓桿來刺激生產；那些重粟、煮鹽等富民強國的求實之舉,使齊國具備了堅實的經濟基礎,雄踞五霸之首也就成為了歷史的必然。《管子》——先秦首部「實學著作」。
豐富的科技知識
李約瑟為何能捧著《管子》而步入中國古代科技殿堂？因《管子》中蘊含著豐厚的中國古代科技知識礦藏,此為其求實精神外在的知識形態化。首先,令今人讚嘆不已是《地數》篇中記載的礦藏知識：「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山之見榮者 」,就是不同礦藏在地表顯示出不同礦苗,是礦苗與礦物、表裡共生現象的最早記載,也是關於「磁石」最早記載之一。其次,在農業生產方面,已有了五穀、桑麻、六畜的有序記載；「四種而五獲」（四年五熟）的復播記載；農業生產五害（水、旱、風霧雹霜、厲、蟲）的明確記載；尤其對農業生產工具的詳細記載（耜、銚、鐮、耨、椎、銍）,說明當時農業生產工具已相當完備。再次,《地員》中還載有極為寶貴的植物生態學知識：「凡草土之道,各有谷造。或高或下,各有草物。」由於山地高度不同,溫度各異,水分分布各異,而造成了植物垂直分布現象,由低到高依次為十二類：葉、郁、莧、蒲、葦、雚、蔞、荓、蕭、薜、萑、茅；對植物生長與地理環境的對應關係作了深入觀察與較為科學的說明,與當代植物學相吻合。最後,對生命起源的認知,《水地》認為：「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 諸生之宗室也。」水為生命之起源,且認為「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人是父母精氣合成的,而精氣的物質存在也是液態,生命初始態似水流而成型。另外,在《地數》中記載：人的飲食是「無鹽則腫」,這是關於「缺碘人體會浮腫」的最早病理學記載。以上載於《管子》中的科技知識,在世界科技史上均佔有獨特的首創地位,《管子》——先秦唯一的「科技全書」。
清晰的數字化思維
科學的核心就是實驗與數據；《管子》中的數字化思維尤為突出,其治國安邦的大政方略,有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清晰數字化思維基礎上的：用數據籌劃,用數據分析,用數據說事。數學起源於應用,《管子》可謂古代「應用數學」之祖,數字化的表達比比皆是。正如《七法》篇所云：「不明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楫而經於水險也……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即要成就大事業,不懂得數字計算是不行的。如《揆度》說明天下地勢是「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天下水佔到十分之七,陸地佔到十分之三。《地數》又云：「地之東西28000里,南北26000里；其出水者8000里,受水者8000里；出銅之山467山,出鐵之山 3609山」。固然這些數字化表達還不甚準確,但在當時能有如此清晰的數字化思路的確難能可貴。又如其對「國有餘藏,民有餘食」的數字化論證：農民年耕 30畝土地,就可解決吃飯問題,按豐歉年景平均計算：一畝地一年收穫一石,則此人就有30石的糧食,瓜果蔬菜收穫相當10石,糠秕六畜相當10石,此人一年就有相當50石的糧食收穫,糧食就有了相當的積蓄,社會穩定就有了堅實基礎。又如其對農業生產季節的把握：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春之計在於雨水後25日；冬至後60日為驚蟄,75日為雨水,而最佳的春播時間,不能超過冬至後的100天,只能在雨水後的25日適時進行；故君王在這25日內絕不能擾農。另外, 《管子》中除有大量整數計算外,還有不少分數、倍數、比例的表述,還有大量度量器、度量單位的表述；更可貴的是,《管子》是先秦典籍中引用乘法口訣最多的,共8條之多；故《輕重戊》云：「伏羲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提出九九乘法口訣是伏羲創製的,雖不能算科學的結論，但「九九之數」的概念,為《管子》首創。《管子》——先秦最重要的數學文獻之一。
明確的分類說明
分類說明,是科學傳播有效方法之一,它可較準確,條理地傳播型態化的科學認知,給讀者以清晰、深刻的接受印象。《管子》中此類說明文字頗多,準確地抓住事物「同中之異」的表徵,根據一定標準,對事物作出原創性科學認知與分類說明。如《度地》篇根據水的源流、歸宿不同,在人類認知史上,第一次把水分為：經水、枝水、谷水、川水、淵水五類。即出於山而流於海者叫經水,從它水分流入於大水者叫枝水,從山溝裡流出來的水叫谷水,從山溝裡流出又彙集在一起的水叫川水,從地下湧出而匯聚一起的水叫淵水。以上對不同水流的劃分,雖然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分類,但在先秦典籍中實屬首創；其對水流特徵宏觀上的把握,標誌著人類對水的科學認知邁出了理性的一步。又如《地員》篇對土壤的認知，將土壤劃分為上、中、下,然後根據其地勢、肥力、土性、地下水位的不同，分別說明上土有粟土、沃土、位土等；中土有壤土、壚土、壏土、沙土等；下土有猶土、殖土、鳧土等。不同的土壤可生長不同的樹木花草,可種植不同的莊稼與經濟作物,因地制宜,才能地盡其用。再如,依據山地高度不同、地下水位深淺,將泉分為懸泉、復呂、泉英、山之材、山之側。鑿地2尺可至於泉水的叫懸泉,其上可長樠樹；鑿地3尺可至於泉水的叫復呂,其上可長柳樹；鑿地5尺可至於泉水的叫泉英,其上可長楊樹；鑿地14尺可至於泉水的叫山之材,其上可長格樹；鑿地21尺可至於泉水的叫山之側,其上可長榆樹。2600年前,作者在對客觀事物的認知,已經具有了如此清晰的分類思維趨向,這在人類科學認知史上也是值得大書一筆的。《管子》——先秦類化認知的標本。
縱觀先秦典籍,《管子》是蘊含科學思想與科技知識最豐富、求實精神最突出、數字化思維最鮮明、分類說明最清晰的一部,集中體現著管子2600年前行之有效的治國理念,被稱為「中國古代科技文化之宗」當之無愧。（稿源：《科學時報》王建堂）
《管子》
中國春秋時期（公元前770∼前476）齊國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及管仲學派的著述總集。大約成書於戰國(前475∼前221)時代。劉向編定《管子》時共86篇,今本實存76篇,其餘10篇僅存目錄。
《管子》76篇,分為 8類：《經言》9篇,《外言》8篇,《內言》7篇,《短語》17篇,《區言》5篇,《雜篇》10篇,《管子解》4篇,《管子輕重》16篇。書中《韓非子》、賈誼《新書》和《史記》所引《牧民》、《山高》、《乘馬》諸篇,學術界認為是管仲遺說。《立政》、《幼宮》、《樞言》、《大匡》、《中匡》、《小匡》、《水地》等篇，學術界認為是記述管仲言行的著述。
《心術》上下、《白心》、《內業》等篇另成體系,當是管仲學派、齊法家對管仲思想的發揮和發展,學術界也有人認為是宋鈃、尹文的遺著。
《水地》提出水是萬物本原的思想,學術界有人認為這是管仲的思想,也有人認為是稷下唯物派的思想。
《心術》上下、《白心》、《內業》中,提出了精氣為萬物本原的樸素唯物主義精氣說,認為萬物、人都產生於精氣；精氣是一種精細的氣。說「凡物之精,此則為生,下生五穀,上為列星」,「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文中也講「道」,認為道是「虛而無形」,不能被感官直接感知,口不能言,目不能見,耳不能聽。道與精氣的關係,講得不明確。
管仲學派認為,精氣是構成萬物的最小顆粒,又是構成無限宇宙的實體,說明瞭世界的物質性。
《管子》在唯物主義的方向上樸素地解決了物質和精神的關係,認為,有意識的人,是由精氣生成的。他說「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氣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這是把物質擺在第一位。
《管子》沒有否定鬼神,但它認為鬼神也是由精氣生成的。說精氣「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把鬼神視為普通一物,否認它是超自然的存在,反映出唯物主義的泛神論思想。
《管子》認為,認識的對象存在於認識的主體之外。它說：「人皆欲知,而莫索其所以知,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又認為,在認識過程中,主體要舍棄主觀臆斷,以外物為認識根據,要反映外物的真實情況。它稱這種認識方法為「靜因之道」,說：「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其應物也若偶之,靜因之道也 」。這在認識論上屬於唯物主義。
《管子》精氣論在中國唯物主義宇宙觀發展史上有重要意義,對中國唯物主義的發展產生過深遠影響。後來的唯物主義哲學家如王充、柳宗元等,都受過它的影響。（稿源：百度知道）
《管子》一書托名管仲所作。它大約是戰國及其後的一批零碎著作的總集。漢代劉向編訂時定為86篇,今存76篇。
管仲,春秋初期政治家,名夷吾,字仲。早年經商,公元前685年為齊卿,輔佐桓公,在經濟、政治方面有很多革新,齊國因之富強,桓公成為春秋第一個霸主。
《管子》一書的軍事思想十分豐富,它全面地反映了齊國法家學派對戰爭理論問題的理性認識。在戰爭觀、治軍理論、國防建設思想作戰指導思想上,均有精闢的論述。
一是戰爭觀上強調戰爭的重要作用,肯定戰爭在社會生活中的意義。認為戰爭直接決定著君主地位的尊卑,國家處境的安危,是實現君尊貴、國家安定的重要途徑。「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參患》）反對無條件的偃兵息武,指出兵不可廢置。同時,也主張「慎戰」,反對輕易發動戰爭。認為戰爭是本身充滿危險的事情,「兵事者,危事也。」
二是在治軍上把軍隊建設與修明政治、發展經濟緊密結合起來,互相配合,共同促進。「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治國》）把嚴明賞罰作為治軍的中心環節。「賞罰不信,五年而破。」（《八觀》）「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兵法》）主張加強軍隊的教育和訓練。「器蓋天下,而士不蓋天下, 不能正天下。」（《七法》）「定選士,勝。」（《幼官》）重視軍隊的武器裝備,把完備而精良的武器裝備看作是取得戰爭勝利的重要保障,明確主張,「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參患》）強調要在武器裝備方面勝過敵人,做到「器無敵」。重視對將帥的培養和使用,認為國家的安危往往取決於將相大臣,所以必須重視對人才的培養和羅致,「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七法》）
三是作戰指導方面主張把握時機,利用形勢,精於籌算,爭取主動。「為兵之數……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七法》）所謂「明於機數」,就是指對戰機的把握和對情況的籌算。主張知彼知己,明察敵情,瞭解全局。「為兵之數……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無。」（《七法》）「遍知天下」,不單是指瞭解敵我雙方的情況,還包括對所有相關國家的態度、力量、可能採取的行動等情況的全面瞭解。主張用兵行動詭秘,變化無方,靈活自如,因敵制勝。高度推崇「無方,勝之機。」（《幼官》）「無方」即用兵打仗無固定的模式，「機」即關鍵之點。主張用兵進敵強點,乘隙蹈虛。「釋實而攻虛,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易。 」（《霸言》） （稿源：新華網 千龍軍事）
《管子》顯露的商品價值科學幼芽
管仲即管子,是我國春秋戰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經濟思想家。一般認為,《管子》一書除了追述管子的言行,也包含戰國時代齊國稷下學宮的學者所闡述的看法,及可能摻入秦漢時作品。《管子》一書中的經濟思想,在中國古代學者的著作中是異常傑出的。
《管子》距今儘管已經2000多年,但是作為該時代經濟思想家之翹楚,就如其他先秦時期的偉大思想家,他們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所達到的思想上、學術上的高度,仍然是後人傾心敬仰的。並且,2000多年後讀這些偉大學人的論述,依然不乏重要啟迪。
《管子》的經濟思想的重點,是以國家掌控的經濟、行政手段,運用著名的「輕重之術」,造成一定品種商品的嚴重過剩或匱乏,導致這種商品的市價大幅度提高（重）或下落（輕）,以使相應部分的收益轉移至國家財政,促成當時的齊國成為一個強大的諸侯國。這部分內容本文不作評述。我們現在關注的是,當《管子》以輕重之術為中心闡述經濟思想時,商品價值的科學幼芽,於不經意間隱約顯露。對這些思想的火花,客觀地作點分析,是富有啟迪的。
一、壟斷性價格與平價
「我們國家的豪門大族：那些升大官、有採邑而囤積財物的人們,國君若控制這些人的財物,市場物價就可以上漲」「你們各位大夫凡存有糧食的,都不可自由處理,要用平價向你們收購。」（趙守正譯注《白話管子》354頁,岳麓書社,1993年出版）。
「……各家糧倉的全部存糧數字則全部被國家知道了。君上再根據各家的數字發令說：‘朝廷困難,財用不足,要按照平價向你們徵購糧食。你們要按照糧倉的數字完全售出,不得減少。’然後,君上按照所值貨幣的多少來算清錢數付款,使國家不拖欠購糧單據上的債務,這就使各家糧倉積藏的存糧全部歸於國君了。」（趙守正譯注《白話管子》,370頁）。
國家（政府）主導,通過控制一定品種商品供給或需求量的急劇變化,造成該種商品價格的大幅上漲或下跌,以此為手段實現國家適度聚財的目的,是管子輕重之術的中心點。但是管子知道,急劇漲價或跌價是相對於平價而言，平價是在正常條件下能夠被社會廣泛接受的基礎性價格。類似地,當代西方經濟學以供需曲線的變化解釋商品價格的變化——但是,當供給與需求大致平衡時的價格究竟是什麼含義呢？西方經濟學是避開了這個問題。可是,只要人們不只著眼於經營問題或宏觀管理（調節）問題,而是試圖思索更基礎性的問題,就難以避開回答供需大致平衡時商品價格的本質問題。這也是當代西方經濟學為眾多學人詬病的一個根本性問題。
各種商品的平價,就如在與之不同條件下這些商品的高昂市價、低廉市價,在現實社會裏都是客觀存在的現象形態；對商品的平價的深入思考,則是通往科學地分析商品價值問題的必經門坎。
二、計算籌劃的物價標準
「經過計算籌劃的物價標準,應當同各諸侯國的標準保持一致。各類商品,價格偏低則泄散外流,偏高則別國傾銷取利。」
「對布帛和各種物資,也都要規定價格。各種物資的價格,要與所值的貨幣多少相當。」
在與各諸侯國同類商品的比較中計算籌劃物價標準時,並非一定是以商品的平價為直接的依據。就管子講,很大程度上輕重之術仍是主要的考慮因素。但對於絕大多數種類商品,此時商品的實際市價與平價相差不會過大。而「各種物資的價格,要與所值的貨幣相當」,勢必引導到決定商品價格的基礎性條件。這個基礎性條件是什麼呢？歸根結底,是商品生產的成本問題。
三、商品工本
「商品遇上落價,只收工價的一半也賣不出去,人民生產不夠本錢；商品遇上漲價,就是出十倍高價也買不到手,人民需要不得滿足。」
「農事收益達到工本的兩倍,農民就沒有賣兒賣女的」「農事收益若達不到工本的兩倍,君主又不停地徵收苛捐雜稅,這就使得在為非作歹的路上單人不敢行走,錢財也不敢放在手裡了」「如果人們老是幹著不夠本錢的職業,吃著漲價四十倍的口糧,還想要他們不流離失所,是辦不到的。」
如果眼裡沒有商品的生產過程,侷限於商品的流通過程,商品的漲價包括急劇上漲,以及商品價格的急劇下跌,即使從長遠來看也沒有內在的制約因素了；商品的平價不但不可理解,也根本就沒有平價概念了。可是在現實的社會裏,商品的出售（供給）,必定受制於生產過程的客觀條件、受制於商品生產的成本。這和人們種種主觀想像、幻想毫不相干。實際上,這樣的客觀制約,對於所有的商品交易者同樣強大、無情。不但商品的出售者離不開商品生產中生產成本的制約,商品的需求者也離不開商品生產中成本的制約。因為所有的需求者,其握有的用於購買商品的價值額,歸根結底是實際的生產總額的一部分。
管子所講的工本,是著眼於社會生產整體。這與管子關注的經濟重點有直接的聯繫。已經指出,管子對經濟問題的論述,圍繞著增強國家（政府）的財力進行。這使管子關注社會生產整體。管子講工本時也是如此。
由上面的兩段引文可知,管子看到了,社會的生產額必須大於工本額。這對於一個國家無疑是十分重要的,而且生產額大於工本額越多越好。儘管管子是圍繞著社會的生活狀況和國家的強弱進行論述,但不僅僅如此,看清這一點,科學上同樣十分重要。管子論述已經為經濟科學的發展作了重要鋪墊。當然,對於工本與社會生產總額的確切、全面關係,還不能從管子的論述直接引申出來。
生產成本與社會生產總體的內在關係,及其與商品價值的客觀聯繫,可以魁奈的經濟表為例。從表面上看,魁奈並未對商品的價值問題有明確的論述。但是魁奈的經濟表中,年預付、原預付，從而相應數量的勞動者和投資額,與社會總產品價值具體的數量關係,實際是以另一種方式表明瞭商品價值的構成、新價值的來源、商品價值的實質等根本性問題。
誠然,管子離這樣的學術高度距離尚遠，但其表露的經濟科學萌芽,依然十分寶貴。
四、貨幣：一般等價物與貨幣等價物
「吳國和越國不來朝拜,就用他們所產的珍珠和象牙作為貨幣。發和朝鮮不來朝拜,就用他們的高貴皮張和皮服作為貨幣。北方的禺氏不來朝拜,就用他們所產的玉壁作為貨幣。西方的崑崙虛不來朝拜,就用他們所產的良玉美石作為貨幣。所以,那種拿在手裡或含在口裡看不見而價值千金的東西,是珍珠；用它作貨幣,八千里外的吳、越就可能來朝拜了。一張豹皮，是價值千金上下的；用它作為貨幣,八千里外的發和朝鮮就可以來朝拜了。揣在懷裡或挾在腋下都不顯眼而價值千金的,是白玉,用它作貨幣,八千里外的禺氏就來朝拜了。髮簪耳飾之類而能價值千金的東西,是良玉璆琳和美石琅玕,用它們作為貨幣,八千里外的崑崙虛就來朝拜了。 」（趙守正譯注《白話管子》,362頁）
讀過《資本論》的人可以知道,馬克思論述貨幣,是從個別的等價物到一般等價物,再到貨幣等價物。實際上,這不僅僅是理論上合乎邏輯的敘述,而且反映了貨幣演變的客觀進程。關於貨幣的這一段《管子》引文表明瞭,先秦時期,雖然銅或金已執行一般等價物的職能,但是,珍珠、象牙、皮張、玉石等商品,執行一般等價物的職能仍然是可能的。由珍珠、皮張等個別商品均可充任一般等價物可知,完成金或銀作為貨幣等價物的轉變距離尚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