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19日，在澳洲悉尼的艾市菲（Ashfield）天主教俱樂部舉辦了《九評共產黨》研討會。著名的中國流亡作家、法學家、《臺灣大劫難》、《臺灣大國策》一書的作者袁紅冰教授在會上作了發言。袁紅冰道：
好長時間沒有在悉尼參加這樣的活動了。因為我經常在國際上活動，特別是在臺灣。因為，我預計在2012年中共的極權主義的擴張和全世界的自由民主力量將在臺灣發生一次政治決戰。所以，既然是上天選擇了這個戰場，我不願意迴避和中共的戰鬥，所以，我去臺灣的時間比較多。那麼，今天，我很高興受退黨服務中心馬恆雋先生的邀請來參加這次的研討會，我發言的時間是半個小時。
剛才，大家聽到了馮海光先生宣讀的中國聯邦革命黨成立的公告，為什麼要成立聯邦革命黨？為什麼要用人類的理性和良知所允許的一切方式和方法徹底的摧毀中共的暴政？原因就在於中共暴政是中國所有人民的公敵。它不但是漢族的公敵，同時，也是藏族人、蒙古族人、維族人的公敵。
中國共產黨現在據說是第四代人要接班了，也可以說是第四代或第五代的人要接班了。實際上，中國共產黨只有兩代人，或者說只有兩個時代，一個是毛澤東的時代，一個是鄧小平的時代。我們現在還處在鄧小平的時代。那麼，這兩個時代的區別是什麼？這兩個時代的共同點有是什麼？
這兩個時代的共同點就是，無論是毛澤東還是鄧小平，都把維持中共的血腥的集權專製作為他們最基本的政治任務。因為，中共的集權專制是中共官僚集團的生命的依托，他們的一切的榮華富貴全是建立在這個血腥的政權之上的。不同的是什麼？不同的只是維護這個集權專制的具體的方式；不同的只是他們所要達到的具體社會目標。
在毛澤東時代，他們是運用所謂計畫經濟的方式，通過精神的欺騙來維護他們的統治。而在鄧小平時代，在他們的精神欺騙破產之後，就開始運用物質的利誘和所謂的市場經濟，實際上我們應該準確的把它們稱為權力貴族市場經濟，來維護他的集權專治統治。這是他們的不同點，只表現在這個方面。
在毛澤東時代，他們徹底摧毀的是各各民族的文化性的、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的存在，也就是他們實行的是文化性的種族滅絕政策。而在鄧小平時代，他們要毀滅的是各各民族生活所依存的最後的自然環境、自然資源。
我們現在回憶一下毛澤東時代，他不僅僅是對各各少數民族實行的殘酷的文化性的種族滅絕，而他首先滅絕的是什麼？是中國漢族的文化。用共產黨的黨文化來滅絕所有東方各各民族的文化。而這個黨文化是來自於那裡？就是來自於西方的集權主義的文化傳統，或者說是西方的集權主義文化的現代的經典表現，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對漢族的文化性的種族滅絕，我想大家都比較清楚。57年的所謂的反右運動，把一大批中國漢人中最有良知的知識份子幾乎摧殘殆盡。而人的生命是一種文化的載體，自由的靈魂消滅了，所以，中國的文化也就隨之消忘了。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對中國五千年的文化傳統進行了一次最徹底的毀滅，那一次毀滅對中國文化的摧殘，幾百年來都難以恢復過來。這是對漢族文化的摧殘。
對其它各各少數民族的文化摧殘也同樣的慘烈。我們就以對藏人的文化摧殘為例，當年共產黨告訴藏人，你們只要交出了你們國家的獨立和主權，我們就給你們以自由生活的權力。藏人是一個全民信教的民族，他們相信了謊言，在他們的意識中，很難有人會撒下如此的彌天大謊，於是他們簽訂了17條協議，所謂17條和平協議，希望用他們的自由、獨立和主權來換來一種平和的生活。
結果怎麼樣？中共在3年之後，在完成了在西藏全境的政治和軍事部署之後，就立刻開始了徹底毀滅藏人文化的政治迫害運動。逼迫藏人不得不在1959年舉行全民起義，而中國共產黨的官僚軍隊，幾十萬大軍把藏人的反抗淹沒在血泊之中。屠殺之後，按照第十四班禪大師在他的著名的七萬言書中所揭示的，大屠殺之後，許多藏人的村莊活著的絕大部分是老人，婦女和兒童。更讓人難以置信的是，在大屠殺之後，在對藏人進行集體屠殺之後，把屍體埋在一個土坑。然後，讓他們的親友，逼著他們的親友在土坑上歡歌起舞，來慶賀暴政的勝利。他們就是用這樣的辦法，這樣的屠殺來滅絕少數民族的文化。
在內蒙古也是如此。1968 年，在內蒙古發生了一起對全體蒙古人的種族滅絕運動。幾乎幾百萬的蒙古人，幾乎全部被關在臨時設置的監獄裡。十多萬蒙古族中最優秀的知識份子被迫害致死。從那以後的幾十年間，我們都很少聽到蒙古人的反抗，不是壓迫沒有了，而是他們的知識份子被摧殘殆盡了。
一個民族失去了自由、失去了最優秀的知識份子，也就失去了反抗和自由的能力。那麼，有的人說共產黨現在已經變好了，到了鄧小平時代共產黨變好了。變好了沒有？我們用事實來說話。我們說在鄧小平時代，對各各民族的血腥屠殺、迫害和鎮壓也從來沒有停止過。對漢人的屠殺，最著名的就是天安門廣場事件。看看在人類歷史上，有哪一個暴政、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政黨曾經用幾十萬大軍佔領自己的首都？用坦克車、機關鎗和裝甲車去屠殺他們自已的同胞？而其中絕大部分是年輕的學生。
屠殺停止了嗎？那麼，對西藏人的屠殺停止了沒有？沒有！1989年3月份，中共在拉薩對西藏人的血腥屠殺，幾千藏人在那次屠殺中死去。1989年1月份，中共謀殺了第十四班禪大師，只因為第十四班禪大師拒絕和中共繼續進行政治合作，並表示希望達賴喇嘛能夠回到西藏和他一起來處理好西藏的事物。
就在今年的3 月份，在西藏，有一個寺院叫葛爾丹，一個僧人為了抗議中共的文化性的種族滅絕政策、抗議中共對宗教信仰的非法干預而引火自焚。而中共的軍警在扑滅了這個自焚者的火焰之後，又用酷刑把他當場打死。他們為什麼這麼做？為什麼扑滅了火以後，又要把人打死？它就是要告訴藏人，你們連死亡方式的選擇權都沒有。你敢反抗，就只能死在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之下，這就是他們要表達的意思。
所以，在今天，中國共產黨屠殺的本性不僅沒有絲毫的改變，而且，他們造就了一些新的罪惡，這個新的罪惡是什麼呢？就是對中國的廣大國土上的自然資源和自然環境毀滅性的開發和利用。這種毀滅性的開發和利用的結果是什麼？結果就是使中國的許多地方已經成為不再適合於人類生存的地方，人民的最基本的生存依托已經受到了威脅。
前幾天大家都知道，在內蒙古又發生了一次人民的大抗議運動，那是我的故鄉。聽到這次抗議，我是悲喜交加。悲在什麼地方？悲就悲在內蒙古曾經是千里水草風美的草原，那是世界上最好的草原之一。可是在中共的所謂經濟發展的政策之下、經濟改革之下，現在陰山以北，除了呼倫貝爾之外，基本上沒有一片真正的草原了。草原都沙漠化了，為什麼會沙漠化？就是中共的不計後果的所謂經濟發展政策造成的。
這一次蒙古人的直接的反抗就是因為他們的草場已經被破壞到了他們再也難於生存下去的程度。草場是怎麼被破壞的？因為內蒙古的地下蘊藏著豐富的煤礦和石油礦產，而且煤層是離地面很近，極其適於開採。那麼，中共是怎麼開採的呢？就是把地表上2米以上的土地全部扒開，露出了煤礦，所謂的露天煤礦。大片的露天煤礦開採完以後，草場也隨之破壞了。他們這些中共的貪官污吏和奸商惡賈把煤礦採走了，變成了他們錢袋裡的財富，而給內蒙古留下的是什麼？給內蒙古留下的是黃沙壁野的破壞景象。
這是這次我為內蒙古感到悲哀的，就是人們已經沒有辦法活下去了，才不得不起來反抗。那麼，我為什麼還有喜悅的感覺呢？就是大家知道，近年來，藏族人、維族人不斷地進行反抗，很少有人聽到蒙古族人反抗的情況，為什麼？就是因為1968年那一次對蒙古人的徹底的種族滅絕性的大迫害，大屠殺，摧毀了蒙古人的最優秀的知識份子。就像我剛才講的，一個民族，最優秀的知識份子死去了，那麼這個民族就喪失了反抗暴政的和追求自由精神的能量。
但是，現在蒙古族人終於又開始反抗了，而且人人感到高興的是，這次蒙古族族人的反抗絕大部分、他的主力軍就是各個學校的學生，有大學生、有中專的學生。也就是說，年輕一代的蒙古族知識份子又成長起來了，他們又復活了。
在 2008年，在西藏，人民進行抗暴的時候，在拉薩的街頭有一個康巴青年，他迎著共產黨軍警的槍口走過去，同時他喊道：「我就是你們幾十年前殺死的藏人，我又回來了，我又復活了。」那麼，這句話用到今天的內蒙古是再恰當不過了。被中共、他們以為被徹底消滅了的那些蒙古族知識份子、那些追求自由的靈魂，他們又再一次復活了。
那麼，總結一下，在中國共產黨的毛澤東時代，用國家恐怖主義性質的暴力，徹底的滅絕了各各民族的文化。在鄧小平時代，除了繼續堅持文化性的種族滅絕政策之外，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更徹底的在毀滅著這個民族生存的最基本的條件，那就是自然環境和自然的資源。中華民族和其他各各民族的生存條件已經受到了中共暴政的直接威脅，這就是我們今天為什麼必須革命的基本原因。
最近中國發生了一件事情，也就是所謂新左派的回潮。他們「唱紅打黑」，他們起訴一個有良知的知識份子茅於軾，只是茅於軾徹底的揭露了毛澤東的罪惡，又一次揭露了毛澤東的罪惡。那麼，我們應該怎麼看待這件事情？這些新左派們把現在中共的當權派稱作什麼？稱作官僚買辦，稱作漢奸集團。那麼，現在當權的這些中共的官員把這些新左派稱為什麼呢？把他們稱為是文化大革命的專制餘孽。他們互相的這種攻擊、互相的謾罵，我想都說出了真理。這說明瞭什麼？說明瞭中共的內部已經發生了一個最具有根本性的變化，那就是中共已經開始精神分裂了。
毛澤東時代的一群人，一種思潮，現在要起來否定鄧小平時代了。但是，他們要用什麼來否定呢？他們要用過去的罪惡來否定今天的罪惡，他們注定是不能成功的。或者說對共產黨而言，這個新左派叫做「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什麼叫「成事不足」？就是他想用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統治方法，來挽救今天共產黨的命運，那是不可能成功的。什麼叫「敗事有餘」？「敗事有餘」就是他們將徹底的撕裂共產黨，造成共產黨的精神分裂，而從中國共產黨這次精神裂痕中，將湧現的就是中國的、當代中國的民主大革命。就是像曾經造成前蘇聯和東歐帝國轉瞬之間就煙消雲散的、那樣的全民抗爭和人民的起義。
89年「6•4」的時候，我就在北京，我就在北京大學。我親眼目睹了人民的起義，那次人民的起義本來是應該成功的。當時，中國幾乎所有中等以上的城市，人民全部起來了。包括共產黨內部的許多有良知的人士也都站起來了，甚至有警官、法官、檢察官都站到了人民那一邊。
那次在中國，革命沒有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當時的人民擁戴的一個人，也就是趙紫陽先生，雖然有良知，但是他太軟弱。第二個原因就是當時的中國知識份子，沒有能力承擔起自已的歷史責任來，對中共的暴政充滿了幻想，長期的奴性的壓抑使他們心中已經失去了作為自由人的勇氣。由於這樣基本的原因，中國錯失了那次的機會。
第二年，人民的起義在前蘇聯和東歐地區就成功了。那麼這一次，共產黨內部的精神分裂將從新給中國人帶來一次人民起義的機會。社會的矛盾現在早已經是天怒人怨，如地火噴傾，所缺乏的只是一次歷史的機遇。那麼，我們相信這個歷史的機遇很快就會到來了。就像剛才馮海光先生宣讀的中國聯邦革命黨成立公告的最後一句話，叫作「暴政必敗，自由必勝。」那麼，中國聯邦革命黨人將和所有敢於反抗中共暴政的中國人一起英勇奮鬥，同生共死。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