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畫家高氏兄弟畫的馬克思和骷髏的雙肖像，象徵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給人類帶來的死亡和奴役
前面在「中國歷次運動特點」中提到，中共多次運動的特點包括擴大化和血腥化。五十年代初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就是其中一個典型。
*黨史：正面評價*
鎮反運動和「抗美援朝」及「土地改革」是中共建政之後同時開展的三大運動之一，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中得到了基本正面的評價：「總的來說，鎮壓反革命運動有力地掃除了國民黨遺留在大陸的反革命殘餘勢力，基本上肅清了曾經猖獗一時的特務、地下軍及會道門等反動組織，從而為鞏固新生政權，保證土地改革和經濟恢復工作的順利進行提供了保障。」
該書對於當時的濫殺現象輕輕帶過：「由於當時司法體制和審判程序不夠健全，一些地方的工作中出現過錯捕、錯殺等偏差，中央及時發現並做了糾正。」
*統計：殺人超過人口千分之一*
鎮反期間中共曾經定下殺掉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標。實際上，最後的殺人人數超過了這個比例。根據中共自己的統計， 鎮反期間估計反革命分子有兩百多萬人，鎮反運動一共殺、關(勞改)、管(群眾管制)各類反革命分子300萬人左右。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1954年1月在一份報告中說，共逮捕了262萬人，其中殺了71萬2000人，是全國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勞改129萬人；管制120萬人；教育釋放了38萬人。按照這個說法，「鎮反」殺人突破了原定的人口千分之一的指標，大大超額完成任務了。
但是，實際處決的人很可能還遠不止這個數字。北京大學教授、中共黨史研究專家楊奎松寫道：「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澤東及時剎車並委婉批評一些地方太過強調多殺，以至有些地方明顯地出現了瞞報的情況，故實際上全國範圍實際的處決人數很可能要大大超過71.2萬這個數字。」
有人估計，鎮反運動中實際處決的人數在100萬到200萬人之間，甚至更多。
*「抗美援朝」為鎮反提供機會*
1950年3月，幾乎在土改運動的同時，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嚴厲鎮壓反革命分子活動的指示》，開始「鎮壓反革命運動」。在運動之初，一些地方就出現了錯抓錯殺的現象，因此一些地方官員主張收斂，毛澤東也指示放鬆。
1950年10月8日，中國正式宣布派遣軍隊進入朝鮮半島，開始了所謂的「抗美援朝」戰爭。毛澤東認為，大力開展「鎮反運動」機會到了。他對公安部長羅瑞卿說：「你們不要浪費了這個時機，鎮壓反革命恐怕只有這一次，以後就不會有了。千載難逢，你們要好好運用這個資本。」10月10日，在毛澤東主持下，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糾正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右傾偏向的指示》，批評鎮反運動中出現了右傾，要求加大鎮反力度，防止出現漏網之魚。
中共領導人劉少奇後來也承認：「抗美援朝很有好處，使我們的很多事情都好辦(如搞土改、訂愛國公約、搞生產競賽、鎮反等)。因為抗美援朝的鑼鼓響起來，響得很厲害，土改的鑼鼓、鎮反的鑼鼓就不大聽見了，就好搞了。如果沒有抗美援朝的鑼鼓響得那麼厲害，那麼土改(和鎮反)的鑼鼓就不得了了。這裡打死一個地主，那裡也打了一個，到處鬧......很多事情不好辦。」
*毛澤東欽定殺人指標和殺人比例*
到了1951年1月，中國誌願軍在朝鮮戰場上進展順利，毛澤東的底氣更足了。他指示各地要「大殺幾批」，並且特別對大城市的殺人行動發出具體的指示說：「各大城市除東北外，鎮壓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來說，還未認真地嚴厲地大規模地實行。從現在起應當開始這樣做，不能再遲了。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島、上海、南京、廣州、漢口、重慶及各省省城，這是反革命組織的巢穴，必須有計畫地佈置偵察和逮捕。在幾個月內，大殺幾批罪大有據的反革命分子。」
毛澤東還給一些地方下達具體的殺人指標。1951年1月21日，毛澤東在給上海市委的電報中說：「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內，恐怕需要處決一、二千人，才能解決問題。...南京方面，請華東局指導該市市委好好佈置偵捕審訊，爭取在春季處決一、二百個最重要的反動分子。」
第二天，1月22日，毛澤東對中共華南分局廣東省的負責人說：「你們已殺了三千七百多，這很好。再殺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殺八九千人為目標。」
這一年的2月，在毛澤東建議下，中共中央開會討論殺人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當時的中國人口是5億5000萬，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萬5000人。
毛澤東對上海市和南京市的負責人說：「上海是一個600萬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萬餘人，僅殺200餘人的情況，我認為1951年內至少應當殺掉罪大的匪首、慣匪、惡霸、特務及會門頭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應殺掉1500人左右。......南京方面，據2月3日柯慶施同志給饒漱石同志的電報，已殺72人，擬再殺150人，這個數目似太少。南京是一個50萬人口的大城市，國民黨的首都，應殺的反動分子似不止200多人。」「南京殺人太少，應在南京多殺。」
2月17日，在公安部長羅瑞卿的親自指揮下，北京市一個晚上逮捕了675人，第二天公開處決了58人。3月7日晚上又逮捕了1050人，在3月25日處決了199人。
3月，天津市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份計畫，準備在已經處決150人的基礎上，再處決1500人。毛澤東大喜，馬上指示各地效法。本來並不希望多殺人的上海市委只好加大力度，向中共中央表示要在已經逮捕1068人和處決100多人基礎之上，再逮捕1萬人，處決其中的3000人。先「殺兩千後再視情況決定」。此後，上海加大「鎮反」力度，僅1951年4月27日一天就逮捕了8359人。每隔幾天就處決一批人。例如4月30日處決了285人；6月15日處決了284人。到11月初，上海一共處決了大約兩千人。
為了落實殺人指標，毛澤東還指示下放批准殺人的許可權。1951年2月5日，中共西北局報告說，「執行鎮反計畫，一定求穩，批准殺人一律在省上。」毛澤東卻批示說：「其判死刑者則經專署批准執行」即可。實際上，殺人的審批權後來更進一步下放。
毛澤東儘管也說過「不可捕錯殺錯」，但是他更重視的顯然是完成殺人指標。為此，他甚至批准有些地方超過指標殺人。有些地方生怕跟不上中央的步調，爭先恐後大開殺戒。廣西柳州專區要求殺人口的千分之五，貴州省委要求殺千分之三。僅中共廣西省委和公安廳當時統計，在處決的人當中，可殺可不殺的人佔了百分之三十左右。
*大肆宣傳殺人*
1950年12月，中共領導人劉少奇曾經在高級幹部會議上指示說：「如果每殺一人都要報導，在報紙上過多的宣傳殺人，亦恐產生副作用，如可能使某些人懷疑我們‘殺人過多’、‘行動過火’等。」
但是在1951年3月30日，毛澤東修改了這個指示。他說：「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張旗鼓殺反革命。這種情況必須立即改變。」於是，各地紛紛舉行聲勢浩大的公審大會，當場宣判，然後壓赴刑場處死，有些人甚至就地處死。中國的媒介也予以大力報導。
根據中共中央1951年5月底公布的數字，當時全國已經捕人150萬，已殺50萬，基本達到了毛澤東要殺掉全國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標。於是，毛澤東指示全面收縮，並將殺人批准權由地、專一律收回到省、自治區一級。但是殺戮在慣性作用之下並沒有停止。從1951年5月到1953年秋季鎮反運動結束，又有20萬人被殺。
*殺人如麻的後果：百姓懼怕共產黨*
許多專家學者認為，鎮反中中共殺人如麻的目的不僅在於殺掉潛在的敵人，而且在於讓整個國家懼怕共產黨。
《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在接受美國之音記者李肅的採訪時說：「(殺人)強化了它的政權，使得那些人不要說從事任何反抗，連那個心都不敢有了。徹底摧毀一切反抗、反對者 、或者那種潛在的反對者那種反抗的意志，使你覺得根本就不可能。」
「中南海厚黑學」一書的作者陳破空也說：「經過這些‘三反五反’、鎮反、土改、土改複查之後，全國可以說是鴉雀無聲、人人噤聲，人人都恐懼共產黨。這種恐懼感一直到今天都還深植在中國老百姓的骨髓之中。這種恐懼的結果就是：中國老百姓認為共產黨的獨裁是理所當然的；當局是可以放手鎮壓的；民眾是只能小心翼翼的。當民眾說了話，做了事，受到了當局的鎮壓的時候，民眾往往認為是自己的錯，往往是自己沒有跟上政府的步伐。」
胡平也指出，以後的中國人逐步習慣了共產黨殘酷的統治方式：「最大的負面(影響)就是使人慢慢地習慣這種殘酷。而且可以習慣到這個地步，以至於這麼多人會相信，如果沒有這種殘酷，社會就亂了，就不行了。他都會相信到這個程度。就像現在很多人都知道共產黨是個壓迫性政權，但是說，哎呀，要是沒有那麼壓迫性的政權，那中國就亂套了。 他都可以相信到這個程度。這種大規模不間斷的鎮壓可以使人們對這種理性的、正常的人際關係、正常的秩序完全失去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