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所長蔡昉近日說，中國的「劉易斯拐點」正在到來，2013年到2015年是蔡昉給出的這一人口變遷的更準確的時間點。「劉易斯拐點」的到來意味著中國人口紅利的頂峰即將過去，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中國的社會結構、企業乃至個人都將面臨嚴峻的挑戰。蔡昉甚至預言，如果不能及時處理好社會的變革，中國經濟將面臨失去的10年，甚至是20年、30年。
蔡昉的這次論述，不同於過去的風格，終於承認低生育率的巨大危險性了。不過，筆者認為，蔡昉還說的太輕了，未來中國失去的豈止是兩三個「10年」？據統計局數據，近十幾年來，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一直在1.4以下，屬於危險的超低生育率，這就意味著未來人口的崩潰式減少。即使按1.4的總和生育率計算，人口大約每過一代就會減少35%，三代人（約90年）就會減少3/4！人是經濟活動的主體，人口是經濟的載體，人沒有了哪還有什麼經濟？人口的衰落必然帶來經濟的衰落或低迷不振。在此方面，日本是我們的前車之鑒。日本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總和生育率開始低於世代更替水平，二十多年後經濟便一蹶不振。
決定宏觀經濟總量變化的是總需求與總供給的變化。從需求方面來說，由於日本1990年25至34歲人口比1980年下降了20%，最富消費需求的年輕人口減少，導致房產等相關產業需求萎縮。這時，無論日本是刺激消費還是刺激投資，都不能撬動總需求。原因就在於消費旺盛的年輕人口減少，人口老化，必然導致最終消費不振，最終消費不振又必然導致投資不振，這是無論如何也刺激不起來的，所以現在的超低生育率必然導致未來的總需求萎靡不振。
同時，從總供給角度來說，年輕人口減少，勞動力更新換代斷層，最富創造力的年輕人口萎縮；人口老化，經濟創造活力降低，不工作的老年人口比例增加而工作的勞動人口比例減少，人均GDP增長必然放緩，甚至可能面臨萎縮。而GDP增長率，取決於人口增長率和人均GDP增長率。低生育率的結果，最終必然導致人口增長的放緩或萎縮和人均GDP增長率的放緩，因而經濟陷入長期低迷，失去10年再失去10年。中國還沒來面臨這種情況，一是中國經濟起點低，還有比較大的發展空間，而且城市化還能支撐中國十幾年的發展；二是因為超低生育率的危害還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勞動力大規模減少還沒有開始。但到2028年左右，當第二次嬰兒潮人口大規模退休而年輕勞動人口急劇減少時，中國必然陷入長期的低迷。現在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1.4以下，比日本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還要低好多，而且隨著城市化工業化和社會化養老的推進，超低生育率還會持續，這就意味著未來中國失去的將不是一個10年。
獨生子女政策，會導致未來出現大量的4-2-1或類似的重老齡化家庭結構，給年輕人沈重的養老壓力。也許你還認為國家養老或社會養老或自己養老。錢只是一堆紙，還必須有勞動者把他變成真物品或服務。事實上，一切養老的實質永遠是工作的人口養活不工作的人口，重老齡化的壓力必然通過各種途徑轉移到年輕人身上，如繳稅、繳養老金、購買老人出售的資產等，沒有年輕人口就不存在養老，重老齡化社會必然給年輕人以沈重的家庭和社會負擔。
筆者在文中已經指出，低生育率必然導致未來需求不振和經濟低迷且沒有任何良策。而需求不振或經濟低迷，必然首先危害年輕人的就業與收入。與此同時，在重老齡化社會，大齡勞動力與年輕人的就業競爭將明顯的顯現出來。由於老齡化嚴重，預期差，對政府和社會的養老能力的不信任導致大齡勞動力不願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由於大齡勞動力有經驗，且願意接受更低的工資，必然給年輕人造成很大的就業競爭壓力，並降低年輕人的收入增長空間，甚至是年輕人的收入因此而減少。
另外，由於中國在城市化過程中長時間處於高房價，加之貧富差距巨大、年輕人收入不高，大多數年輕人必然被迫選擇小戶型。而未來，由於中國過早的低生育率，必然是未富先老，加之中國人更容易長壽，未來中國社會化養老必然難以運轉，政府將不得不推行家庭或「家庭+社區」的養老模式。這樣一來，無論是兩室一廳還是三室一廳，皆沒有孩子的住處。即便是四室一廳，年輕夫妻住一間，雙方老人各住一間，第一個孩子住一間，如果再生一個不同性別的孩子又住在哪裡？誰還敢再生？難道已經負擔很重的年輕人會為再生一個孩子而換一套更大的房子？
這樣一來，在一個低生育率重老齡化社會，由於年輕人家庭和社會負擔沈重，就業壓力大，收入增長和前景不樂觀，加之小戶型限制生育，未來中國必然繼續超低生育率，然後繼續重老齡化和人口的崩潰式減少。這個惡性循環，豈止一個100年可以結束？經濟無非就是人的生產和消費，人沒有了，就沒有了經濟。如果說經濟是「毛」，那人口就是「皮」，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未來中國，將至少失去1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