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去過一個學術機構向公眾演講。負責主持那次活動的，是一位年輕學者，他一見我就說：「沒想到你居然要講文學。還好，最初我還以為你會談電視呢。」然後同一番話他重複了大概三、四回，最後一次是在台上，他對聽眾宣布：「大家可能都看過梁先生的節目，今天大概也是為了他這個電視主持人的身份而來。可是我怕大家要失望了，因為今天他竟然不談電視，選了一個相當嚴肅的文學課題。」為什麼他會以為我要「談電視」呢？難道一個做電視節目的人無論走到哪裡都要把電視這一行當作談資？
當然我明白他的意思，只是他沒說出口而已。
我有一個同行，或許是全中國最有名的娛樂節目主持人。每回見我們都不「談電視」，因為可談的東西實在太多。他寫書法藏舊紙，喜歡把玩菸斗草帽等一切美好事物；為了瞭解傳統匠人手作工夫之不易，他甚至花了許多時間學釘木桶。他總是能嚇人一跳；知道我學南傳佛教，他便從書寶中取出一冊泰國高僧阿美查的著作，而且還是在香港一家連絕大部分香港人都不知道的冷僻書店購得。
這位朋友參加過一場在北大舉辦的「南音」研討會，與會的專家和商人(準確地說)，是‘有志推動南音文化的文化商人’)也不客氣，盡拿他開玩笑，說的大概是俗人如他也有資格講南音，這門高古藝術如何不衰的話。偏偏他真懂，有板有眼地分析起一闕老曲的結構妙處。於是底下青年學子歡聲雷動，戲弄他的專家臉上一罩陰雲。
又有些時候，我坐在飛機上，旁座可以不動聲色地拿起相機湊近猛拍，不必解釋也不用先請問些什麼，彷彿我是景板。我在街上和人說話，對面走過來的人可以用高了八度的聲音模仿我剛剛說出口的一句話，然後「嘿嘿」一笑揚長而去。為什麼？因為我是做電視的，我是個人人可戲的戲子。
當我說我們做電視的人恍如戲子，我沒有任何怨言；恰恰相反，我自己就很厭惡電視，說不出的厭惡。
我一向不喜歡翻看自己寫過的東西，更不喜歡看見自己做的節目。每次碰巧打開電視看到自己，我都馬上轉臺或者乾脆關機。我不曉得其他同行會怎麼樣，起碼我以為一個人老照鏡子是有病的。
我討厭電視，討厭自己幹的這一行，倒不是因為它「低俗」，而是因為我瞭解這一行有多麼容易淪為演戲。演戲自然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我們常常假裝自己不是在演戲。
新聞主播(特別是臺灣的新聞主播)常常在串接上一條新聞與下一條新聞的時候使用「讓我們來關心一下」這句話，似乎他真的很關心利比亞內戰的最新進展與華東水災的失所災民。
節目主持人老是對著鏡頭向坐在家裡的觀眾打招呼：「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在我看來，單單這一句話就已經說了兩個謊：一、那些觀眾你根本不認識，他們又怎麼會是你的朋友？二、他們連你的朋友都不算，又怎麼說得上是「親愛的」呢？
最壞最壞的，就是像我這種所謂的「評論員」，說起話來好像頭頭是道什麼都懂，久而久之甚成了「意見領袖」、「輿論代表」。實際上，我們更像是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所嘲諷的「快餐思想家」，以熟練的電視語匯操演代替了嚴謹慎密的理性推論，將一己意見包裝成言論市場上流行商品般的「知識」。
這種壞，就壞在偽裝出一套看起來有交鋒有辯論的假公共領域。在大陸，更有假扮敢言以博掌聲的戲碼，正好應了那句順口溜：「我是黨的一條狗，守在黨的大門口，黨准咬誰就咬誰，能咬幾口就幾口」。
我在電視這一行做了十幾年，幾乎每一天都要和這種結構上的演戲傾向糾纏搏鬥。我不喜歡看自己的節目，不喜歡看自己的節目內容被轉成文字記錄，也許只是因為我害怕，害怕十幾年下來才發現，我始終是個戲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