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除了唱紅歌的鬧劇之外，中共還一再堅持標榜說，中國的成功就在於黨的領導，這幾十年不變的說辭騙不了本人，但卻騙了不少老外，一部分西方學者、記者和研究專家把中共的獨裁統治稱作中國模式，或者北京共識，尤其是金融風暴之後，各發達國家捉襟見肘，唯獨中國經濟發展腳步不減當年，9% 的GDP增長率，此起彼伏的摩天大樓，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新工廠，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網民人群，等等，這些西方人士更是把北京共識看作是自由社會和市場經濟的替代模式。
這裡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資源壟斷、集中使用、雷厲風行，沒有民主體制下的議而不決，當然前提條件是決策正確，如果決策不正確，帶來的就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
另外，北京政府的宣傳造成一種成見，沒有了共產黨中國會出大亂子，會遭遇大災難。真是這樣嗎？
近代歷史上，中國遭遇的人禍大災難，內戰、土地革命、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中共都是始作俑者，是中共造成的動亂。
七十年代末的經濟改革，與其說是中共領導有方，不如說是瀕臨破產前的唯一出路，北京政府對經濟鬆綁一點點，就會激發民間的經濟活力；過去幾十年來經濟高速發展的基石，就是中國有龐大的、被窮怕了的、任勞任怨的勞動力。
但是這經濟高速發展的幾十年，也是財富快速集中的幾十年，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龐大的勞動人群感受不到經濟發展的好處，收入的增長趕不上教育費用、醫療費用和房價的增長；普通老百姓可以不上學、不看病、不買房，但一場愈演愈烈的通貨膨脹，尤其是食品漲價，等於是最後一次的財富大轉移；戶口制度讓農民工倍受歧視，各地城市都出現了城中村，城鄉矛盾往往成為暴力衝突的導火線；一胎化政策使中國快速步入老齡社會，環境污染、自然資源的快速枯竭，等等等等，看衰中國經濟前景逐漸形成主流。
不少中國問題專家，乃至相當一部分國人持這樣的觀點，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君主制度造成了國人的集體特徵，要穩定不要自由，自由不是中國特色，是西方的專利。
君主制一百年前就在中國消失，現代中國人對封建君主制下的印象是中共宣傳的產物。
君主制時期，最小的官是縣令，縣以下是鄉紳自製，沒有今天龐大的官僚機構。
封建君主時期的價值觀以孔孟之道為主，是講究君臣父子，也強調仁義禮智信，同時也敬奉天地。君主雖為一國之主，但也只是孔子門生，知識份子自稱清流，是一支能跟君王抗衡的道德力量，也就是說，皇帝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但並不佔據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這種道德上的清高，幾千年來都是中國知識份子的脊樑。
很可惜，這根脊樑在六四被中共鐵拳打斷，從此之後，知識份子不再是清流，而是精英，成為利益集團的一分子。中國要在二十一世紀成功，不能靠黨的領導，靠的是公平、自由的社會環境，其中最根本的就是言論自由，如果看中國在中國自由播放，中國就一定有光明的前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