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國人思想認識上的一個誤區
面對目前中國的問題，許多人覺得這是法律的問題，人們有法不依，中國沒有形成法制社會，法律懲治不夠狠。這樣說的人還說：只要由我來制訂法律，把西方的民主框架如三權分立等拿過來，包管立馬實現法制社會、民主社會。
說這樣話的人，第一，沒有制訂法律的資格，資格被中共壟斷了；第二，若真由他來制訂法律，一樣會出現糟糕的場面，法律沒有人遵守，人人違法，法律還能夠做什麼呢？非但實現不了民主，而且必然出現如中共危言聳聽的那樣：天下大亂。大家想想，這樣的情況，辛亥革命之後，是不是出現過多次？
於是有人喝道：你這麼說，是如同中共一樣，說中國人不適宜搞民主，素質低，不配實行民主體制！
我的回答是：不，中國人是適宜搞民主的，五千年前上下，就實現過。中國人過去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理念，這是典型的民主政體。孟子兩千年前喊出了這樣理念，與布希把統治者關進「籠子」理念實為一體。
那麼，問題到底出在哪裡？把民主體制照搬過來為什麼不行？為什麼單有法制也不行？
這是因為，人們沒有從根本上認識清楚，民主實現的前提與本質，到底是什麼？單純把形式拿過來，當然是行不通的。
難道民主實現的前提，不是憲法、法制嗎？
不是。憲法、法制，只是民主實現的一個子前提。單有這個子前提，還很為不夠，一個很淺顯的事實，假如你制訂了法律，人們不遵守，你怎麼辦？殺嗎？殺之不盡。關嗎？關之不絕。
一個旅客帶了箱子出門，箱子上了鎖。這鎖只能夠鎖住君子的手，鎖不住小人的手。小人會拿個小刀，把箱子捅穿，或者乾脆把箱子偷走。
不要認為法律是萬能的。法律只能夠鎖住君子的手，鎖不住小人的手。沒人看見時，小偷會作案。沒人看見時，小人會糟蹋法律。在一個人人為小人的社會，再怎麼樣的嚴刑峻法，也忙不過來，也無所適從，因為從違法者到執法者，都會成為小人，法律成為一紙空文。良好的法律首先應該讓君子的日子過得舒坦，小人的日子過得艱難，然後鼓勵小人轉變成君子，轉變的途徑暢通無阻。也就是說，法律起到鎖住君子的手的作用，再起到把小人轉化為君子的作用。這樣，除了箱子主人，其他人都不會去動箱子。
既然你要實現民主，必須把民主實現的母前提，一併拿過來。如果單純有子而無母，則你的民主，就成為無本之末，無根之草，很快會枯萎凋謝。辛亥革命後中國民主模式徹底失敗，最終成為共產黨嘲笑的話題和把柄，無一不因為如此。
那麼，民主實現的母前提，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先來分析以下現象。
法律需要在公平公正基礎上，人們自覺自願遵守。人們如果不是自覺自願遵守法律，而是威逼威壓後遵守法律，那麼這樣的法律，將隨時導致一觸即潰，反噬自身的後果。
實際上，目今中國的法律條文不少，已經很多了；不松，已經很嚴了。在如此背景下，依然違法亂紀橫行，與法制社會不沾邊，你能說根本問題是缺乏法律嗎？
如果內心謹守道義良知，從不逾越，五個字就可以成為一位官員的全部法律，並使他成為一位基本合格官員，這五個字是：公正，不貪財。如果內心無視道義良知，不謹守規則，而是千方百計尋找規則漏洞，主動製造不受規則制約的機會與場合，主動創造不公正機會，避開監督，則千百條規則都只針對弱勢者，防範不了強勢的他。發展下去還會導致一部分弱勢者主動依附於強勢者，成為強勢者的家奴，在強勢者庇護下逃離法律制裁。中國自春秋時期後的法律，基本上是這個模式，今天更是如此。
沒有一條依賴於人去實現的規則，能夠含括一切，沒有一條法律能無所不包。法律的實現依賴於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監察，依賴於人去實現。人的眼睛，是會閉上睡覺的，也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當人於無人處，當人僅僅處於「你知我知」的暗室，而忽略「天知地知」的良心約束時，貪贓枉法就會無處不在，人們根本不把違法當一回事。
一個人違規駕車，本來要罰1000，要開具發票，但交警說罰你500，不開發票。交警把500直接塞進兜裡，違規者也節省500，你說法律能夠解決這個問題嗎？
解決不了，兩個人都不會說出去。違規者或許有一天會反省，檢舉，第一，他有可能出於對那位交警的報復與要挾心理，這可能招致交警群體更瘋狂的報復，形成對法律更嚴重的踐踏；第二，排除第一的情況，違規者完全出於公心檢舉，那絕不是因為法律的威懾，而是內心出於對義的審視。同樣，如果交警最後把事情交代出來，自我懺悔，也是因為良知的回歸，而不是因為法律。
法律能夠起到什麼作用？法律連這樣小事的一個預防作用，都起不到。
中國歷朝歷代，什麼人最想要嚴刑峻法？是統治者，和只為統治者服務制訂法律的法家人物。統治者一方面嚴刑峻法要求庶民守法，一方面自我凌駕於法律之上。
我們來看看這麼做的人的最後結局。
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為秦國制訂法律，完全出於君主角度制訂法律，把人做為君主驅使的必然工具，忽略用法律來保護庶民的自由權利，最後他自己死於這樣法律之下，被滅族。他這麼做，是他行惡法的必然宿命。
後來的法家，韓非子死於李斯之手，李斯死於趙高之手，趙高死於起義的農民之手，都死得很慘。
法律制訂的是條條框框，忽略內心對義的審視與操守，守法只能夠得到對義遵守被動的一面，無法主動提升人們對義的認識和堅守。那麼人們完全可以當面一套，背後一套，玩弄法律，也玩弄人。過去中國，有許多皇帝為他下面那些當面一套背後一套的大臣所玩弄。
在道義良知面前，乞丐擁有同樣尊嚴，其高尚行為同樣令人肅然起敬。在法律面前，連皇帝都可以被玩弄，更遑論普通百姓。道義良知面前，才能夠人人擁有同樣尊嚴，才能夠形成對法律的堅守。如果你明白這點，你還會認為一個健康社會，僅有法律，就夠了嗎？
秦始皇廢仁義，用法家，玩法家，最後死於趙高之手，旨意遭篡改，國家遭篡奪，建立的王朝才十五年就結束了，且後面幾年，秦朝的江山姓趙，被趙高掌握實際權力。
再往後，歷朝歷代的末代皇帝，最後都死於（或者自殺）法律規定要夷九族的造反者面前。反過來皇帝家族遭夷滅，而不是造反者。
商鞅死於法律，韓非子、李斯、趙高死於法律的循環絞殺。
末代皇帝死於法律，而不是活於法律。
得勢時，法律是他們凌辱別人的最有效武器，失勢時，法律是他們最無奈的奢望，連身家性命都保不了。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在惡法下，所有人都逃不過被循環絞殺的命運，沒有人是安全的。所有人都只是食物鏈的一環，是食者也是被食者，不是終端，這裡沒有終端。
只有內心慈悲，對道義良知共同遵守，才是所有人共同活下去的基礎。暴力與罪惡，到此為止，在人們內部進行的利益搜括到此為止，形成合乎義理的公允分配原則與互相救助原則，義理得到倡導，人人都是穩定安全的終端。
中國周朝之後的朝代，都找不到這點：朝代變了，法律不變，人的生命保障觀念不變。找不到這點，則所有法律，都是惡法，不能夠普遍保障人的生命。
與其身死家滅，為何當初他們不制訂讓利於民，人人平等的法律？這樣，利益讓出去，雖不能活著時享有特別權力，卻能夠將家族傳承下去。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就是這樣產生的，這是聰明的做法。
兩千年前的孟子，喊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理念，可是沒有人聽，皇帝們不聽，再造反成功的人也不聽，現在的中國人，執政者，也聽不進去，認為自己能夠爭取到法律上游那一極去，認為自己會成為食物鏈終端，食肉食人，結果照樣避免不了身死家滅，為天下笑的局面。一代一代人都犯同樣錯誤，利令智昏，看不到百年之後，不顧子孫後代福祉，真該為中國人感到悲哀與難過。
迄今為止的中國，無論什麼人制訂法律，最有用的是法律，最沒用的，也是法律。
如果僅僅把目前中國的問題，歸納為法律問題，以為解決了法律問題，就解決了一切，民主立馬實現，看似很有道理，很熱情，然而，熱情的背後，有多膚淺可笑。
一個教師在講臺講課，說道：「請大家安靜，下面上課了。」他轉身在黑板上書寫，學生們在他轉身霎那，嬉笑取鬧。於是他停下來，正視學生。他一轉身正視，學生們就安靜了。等他再轉身書寫，又不安靜了。老這樣下去，當然不行，為了讓學生們安靜，他做了一些思想工作，並在學生中間安排幹部，這些幹部起到監視與報告作用，凡講話嬉鬧的，都被教師嚴懲。結果，當然好一些了。可過一段時間，又不行了，學生們收買或威脅幹部，幹部不報告了，還說打小報告影響自己上課心情，不當這個幹部了。
面對這個情況，教師無計可施，他知道思想工作起不了多大作用，因為許多學生根本無視思想，中國的傳統思想曾經是被批判否定的，至今沒有形成讓人們學習的向心力；而目前的實用思想都不能夠以理服人，都不能夠形成正確認識。又因為人們的命運被中共操控，學生們普遍認為：讀書沒多大作用，也改變不了命運。學生們對學習沒有良好願景。
學生們也不懼怕嚴懲，因為教師再怎麼嚴懲學生，無外乎談談話，跟家長見見面，罰掃幾次教室。罰掃教室老師在，我就掃，老師不在，我就不掃。這有什麼呢？學生們根本不把這種懲罰當一回事。老師在這中間累得要死，威逼利誘的方法使盡，都未必湊效，他身累，心更累。最後，只好無奈放棄，聽任學生發展。
這是中共建政後，中國大部分課堂的真實寫照。這樣的課堂，老師大量精力耗費在講紀律，懲罰學生這塊上，而不是主要用於知識鑽研與傳授。不要認為這是老師們的無能，這是整個社會造成的大問題。
學生們所犯的不是大錯，沒有任何紀律能夠真正懲罰他們，沒有任何手段能夠徹底預防他們。除非學生內心發生震動並改變，否則沒有什麼能夠真正改變他們。
中共官員也是如此，只要這個官員不殺人越貨，犯大錯，公家的東西，他拿一點，吃一點，招待的時候，大手大腳一點，以黨和政府名義，制訂公開的政策或法律，為他們服務，輿論上欺騙迷惑群眾，這樣沒有法律能夠懲罰到他，沒有手段能夠預防到他。國家機器在他們把持之下，除了他們內心自中華傳統而來的一些操守，再沒有什麼對他們形成真正約束。中共不強調人內心對道義與良知的遵守，中共只強調黨員對它絕對忠誠，不違背它的主旨，故而，不受約束的中共官員，都是進入鬧市的虎狼。
紀律，法律，在這裡都沒有作用，一點用都沒有，憲法與法律，只是為維護極權統治做出貢獻的遮羞布。內心不改變，換另外的人去制訂法律，會出現同樣結果，或更甚。法律虛設，成為騙人的把戲。沒有公開稱帝的，比曾經那個公開稱帝的，依次序遞進，更為狠毒。
不要認為你去制訂法律，會比他們強多少，遞推的結果，是你有可能必毛澤東還狠毒。不要認為你會自覺接受人們監督，你憑什麼能夠保證這點？你的信誓旦旦依賴於什麼？人類誓言的起點，依賴於對上天做出的保證。如果你不確認上天存在，那麼，你起誓的時候，一定一邊起誓一邊偷偷發笑，從而你做出的誓言、保證，目的只有一個：欺騙人們，利用人們。不承認三點確定一個平面，人們沒有平面的感覺。不確認上天的存在，任何起誓都是犯罪。
執政者要接受監督，保證徹底公正，但對於保證公正，人的監督作用是極為有限的，只有遵從天理，和服從天出發的文化背景與誓言，讓天形成一道無所不在的監督，才能夠讓公正、誓言落到實處。
日本幼兒園的孩子，每個月都到佛堂或寺廟去一次。他們去做什麼？難道是去燒香？他們是去接受莊嚴神聖的教育，去一點一滴感受那些神聖的高尚品質，在未來，他們都將會覺得，這些高尚品質，與生俱來，神聖不可侵犯，不可更改。
如果中國學生的第一課，也是莊嚴神聖，形成對規則遵守毫不逾越的信念，則中國課堂上，就不會出現今天如此亂糟糟的局面。針對話題，圍繞主題，學生們可自由討論，大膽提出疑問，但不應將與話題無關的閒話帶到課堂上。而當一人站起來發言的時候，所有其他人，都自覺安靜下來，聽這個人把話講完。這既是尊重，也是一種共同契約，只有遵守這個共同契約，你才同樣有資格，獨立的，把自己要說的，說給別人聽。你安靜傾聽別人，做出思考，別人才會同樣對待你。為了讓學生們銘記這一點，要讓他接受莊嚴、神聖的場面，鞏固這樣印象。
那麼，當老師發言講課的時候，又有一些規定，教室裡面不但需要安靜下來，而且聽課者還必須主動緊跟老師思路，自覺做更廣泛的思維探索。
這樣的規定，現在學校也有，但為什麼不成功？因為第一，沒有引入莊嚴神聖的規定，沒有不斷對這種莊嚴神聖加以鞏固訓練，沒有將之做為從小的第一課，沒有在全社會形成共同認識。第二，沒有對這樣做形成更積極的心理暗示與誘導，積極讀書的願景，沒有得到充分體現。今日中國，因為中共扼殺了貧窮孩子通過教育向上發展的通道，反饋在課堂上，讀書無用論佔據主流，有關係不讀書也有前途，無關係讀了書也沒多少前途，於是導致都不讀書。學生們讀書的願景是消極的。第三，沒有對不如此做形成更有效的懲罰機制，懲罰是必須的，可如果沒有第二條裡對讀書願景的積極肯定，對學生再大的懲罰也沒有用，大不了他不讀書了，不讀書也不影響他的什麼。積極的讀書願景，不是哪一個人能夠承擔並實現的，需要全社會共同支持，需要國家的保障。
安靜上課，你有好前途；安靜上課，沒有人管你的前途。同樣是規定「安靜上課」，前者立即得到實現，學生們唯恐落後，後者學生們不以為然，嗤之以鼻。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光有規定，而沒有規定背後的美好願景，任何這樣規定，都是毫無意義的。
類似的還有：遵紀守法，國家保障你的日子過得舒坦；遵紀守法，只是國家穩定的需要，至於你過什麼日子，國家不管你，甚至打打法律的擦邊球，日子過得更舒坦。第二種情況下，再多的法律也無濟於事，曾經出現過九部委管不好一頭豬。這是今天中國的真實寫照。
認為法律「萬能」的人，實際上是不懂法律本質，不懂法律產生的背景，只知道法律的一點外殼。
在中國，孩子去上學了，既沒有隆重的儀式，也沒有莊嚴的場合。荒誕的是，在中共教育模式下，過去一些學生接受的第一課，竟然是熱愛中國共產黨，熱愛天安門，熱愛毛主席這樣毫無意義，虛偽虛假的課程，孩童們還不太懂對父母的愛，還不太懂什麼是愛，卻必須首先肯定對共產黨、共產黨領袖，無私的愛，中共把所有人從家庭裡剝離，變成它的附屬奴隸，你說它這種做法，有多邪惡，又有多荒唐。這樣的課程設置，在今天已不太靈驗了，學生們對所謂領袖偉大，嗤之以鼻。在剝除中共的一些虛偽面紗後，學生們的精神無可寄託，當然會在課堂上出現嬉笑嬉鬧的現象。教師疲於維持課堂紀律，差不多一事無成，學生們也如此。
隆重、莊嚴，堅守道義良知，塑造崇高品質，需要學生、家長、社會的全力配合，形成一道永不逾越的天然規則，上升到天、神的高度。
曾經有一個人高喊：大家不要做惡事，不能隨便殺人，做惡事會得惡報的，會遭天神懲罰。又有一個人高喊：大家不要相信他，人世間從來沒有什麼天神，也沒有什麼鬼怪，當然也沒有什麼報應，大家快丟掉對天神鬼怪的恐懼，享受充分自由吧，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你說有天神，天神跑出來給我看看？
天神並沒有跑出來，很多人相信了第二個人的話，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晚上走路不恐慌了，不用擔心前面墳墓中有鬼出現。
依賴於第二個人觀點奪得政權的統治者，只准人們相信第二個人的理念。接下來，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給了人們徹底行惡事的自由，無論怎樣瘋狂殺人，都沒有顧忌了。人間的法律，懲罰不到他們，他們可以繞過去，可以砸爛公檢法。人類越過敬畏的第一道坎，就無所畏懼了，原來倡導過的忠信仁義，沒有人遵守了，人們相互欺詐，傾軋，勾心鬥角。同一樁簡單事情，基於忠信仁義，很快就可以解決的，結果花大量時間精力，也解決不了。在這樣社會背景下，諾言只不過是壟斷者說出來欺騙人們的手段；人們只不過是一些隨時供統治者宰割的豬狗，隨便宰割了，也再沒有人相信會得惡報。人們使用暴力自相殘殺。暴力一旦開始，人類就陷入暴力的循環樂趣當中，幾乎不再停歇，整個人類就此陷入瘋狂與混亂，人間地獄就此開始。人們無戒律可守，行惡毫不顧忌。殺戮遍佈，血腥滿地的世界出現了。
迄今為止的最傑出科學家，都在證明、感悟，覺得這個世界之上存在天神，天神存在於這個世界之上，而不是這個世界之內。就我所感覺到的智慧與應有的慈悲而言，哪怕這個世界沒有天神，我也寧願相信第一個人所說的話就是真的，至少也應做為善意的謊言真實的相信，形成彼此互信、溫暖的社會體系，形成對行惡的戒止心理。而且，只有相信天的存在，相信報應的存在，只有在上天面前存在某種神秘的敬畏，只有在行惡面前存在種種戒懼，人們才不會在對方轉身的霎那，掏出刀子刺向對方後背。
有誰能夠不轉身呢？有誰能夠不將背交給別人？會有些什麼人唆使人類拒絕承認天的存在？只有那肆意行惡的惡魔。
飛蛾扑向大火，自取滅亡，只因沒有對炙熱的敬畏與認識。它簡單頭腦裡，嚮往光明，卻否認眼睛看不到的炙熱是真實存在的。人類否認天的存在，天浩淼廣大，並不因之而有損傷，並不因之而嗔怒。可是，失去天庇護的人類，會自相殘殺，人們會在自我屠殺當中走向毀滅。最近六十年的中國，這樣的自我屠殺所帶來的毀滅性災難，以及現在社會相互施惡帶來的惡性循環，夠深重了。中國傳統是一個尊崇天的國家，只有回歸天的懷抱，中國人才能夠重新找回正確的秩序。
人類的頭腦否認天的存在，如同飛蛾否認眼睛看不到的炙熱一樣，簡單與可笑。
人轉過身去，眼睛就看不到前面。面對罪惡，人的眼睛會閉上，天的眼睛無處不在。面對混亂、失序、罪惡，最聰明的人類，發現了天，認識了天，甚至還可以說，創造了天，讓天的規則更為完善，之後謹守天的規則，人人崇敬他，敬畏他，服從他，沐浴在天的光輝下。這樣，混濁退出，秩序井然，人類社會，良性運轉。
法律的前提是什麼呢？是民俗民情。法律是民俗民情中一些永不可逾越的東西，提煉升華，將之做為契約，共同遵守。而中共的法律，是締結在階級意志基礎上的，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這樣的法律，對本階級內部成員，尤其是對於本階級內無所不能的先鋒隊——中共，不構成任何約束，故而，目前中國的法律，僅僅是中共壓迫人們的工具。中共本身漠視法律，人們迫於威壓被動遵守法律，而不是主動。
法律體現的不應是階級意志，而是權利保障與人人平等。中共公開用階級意志這個觀念，抹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個基礎，目的是為了讓自己為所欲為。封建社會，在表面上還講一個「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呢，中共則公開用法律來壓迫另外一個階級，取消平等，何其赤裸裸，何其毫無人性。
紀律、法律，都不是無所不能的，都有其無法觸及的角落，有人監察，他或許會表現得遵照法律，沒有人監察，或者監察者是他自己人，他就可能對法律任意踐踏。
培養對天的崇高認識，讓天的眼睛來審視人們，人們樂於自覺接受這種審視，自我反省，這是一個健康社會、法制社會的前提。只有內心對道義良知上升到一種信仰高度，並感受到，不如此則上愧於天，下慚於地。並認識到：規則人人堅守，不逾越，則社會良性循環，得到共同愉悅的效果；規則人人不堅守，任意逾越，則社會惡性循環，得到共同毀壞的結果。
必須在法制、民主的同時，形成法制、民主的共同基礎：自覺遵守法律，而不是踐踏法律。嚴刑峻法保障不了這個。需要實現人人最大權利保障與人人平等。
在中國，要想形成民主法制社會，在把民主體制，法制規則拿來的同時，必須將以下要素同時拿來：
第一，敬天，永不逾越天這個框架，天的規則。天或許很抽象，但道義良知不抽象，對道義良知永不逾越，即對天永不逾越。內心自覺形成這個認識，每天誠懇的要求自己做到這些，懺悔自己沒有做到的地方，並常常修正。在無人處，在法律邊緣，也不做任何違背。誠信真實，童叟無欺，絕不違約。
培養對天的崇高認識，並讓天的眼睛來審視人們，人們自覺不逾越規矩，最終才能夠形成有效的良性規則，即法律。
第二，愛人，所有人同等權利保障，人人平等，慈悲為懷，形成人人願意在這個社會而不是逃離這個社會的願景，這個願景是可以實現的。沒有積極願景，任何法律制訂後，都不是給人遵守，而是給人踐踏的。中共曾經給過人們共產主義這個願景，前文已經論證，那是虛幻的願景，且共產主義並不具體到要怎麼樣保障每個人的權益，它自己也說共產主義要幾百年後才能夠實現，但實際永遠也不能實現。
第三，正義。塑造正義的環境氛圍，浩然正氣，正義凜然，正氣旺盛，人們胸襟廣博，寬容待人。籍此消除內心的暴力急躁狹隘等情緒。中共用它的哲學體系，給大部分中國人血管裡帶來了暴力、急躁、狹隘因素，需要逐一剔除。
以上三點，我把它們通稱為義的思想，是實現法制社會、民主社會的母前提。高喊法律而只有法律條文，則法律為一紙空文；高喊民主而只有民主形式，則民主為無本之木。當年孫中山追求的民主為什麼失敗，因為只拿來了民主形式，而沒有把民主實質拿過來，或者說，沒有把民主實質建立起來。
大家都有共識：某地民風純樸，則作姦犯科的人少，違法者少，有人違法，眾人都教育他，誡勉他。反之，某地民風刁惡，則作姦犯科的人多，違法者多，有人不違法，反過來眾人都詬病他，奚落他，最終逼使人人違法。今天中國，幾乎可以說，人人都在違法，真正不違法的很稀少，特別是官場裡面，人人都貪，你一人不貪，立即就被排擠出去了。在追求嚴謹法律的同時，如果不追求法律背後的民風純樸，你不違法，立即眾人都排斥你，你的法律再好，也起不了任何作用。舍棄法律背後的民風塑造，實際上是舍本逐末。
一個塑造民風純樸的人，一個以道德感化世人的人，實際上遠比一個法律宣傳者的作用更為重要。中國人恰恰都在否定這些最重要的東西，故而，積百年之力，也形不成良性社會。
今天中共法律，形同一紙空文，實質就是惡法，在中共面臨全面崩潰之際，再發展下去，如同末代皇帝一樣，這樣的法律連他們自身身家性命都保不了，中共只有早日懺悔，改變惡法，放棄政權，才是唯一出路。
可以說，一定的宗教信仰，追求道義與良知，傳播義理，將之上升到天的高度，永不逾越，進而人的精神需求趨於穩定，是法制社會的前提，也是民主社會的前提。就算不是前提的前提，必須把這個做為並列的前提，在建立法制體系、民主體制的時候，同時拿過來。
西方在形成民主社會體制之前，經歷了漫長而廣博的民主思想形成過程。中國的民主思想已經醞釀了長期積累過程，這個過程實際有百多年了。現在信息發達，只要人人自覺去做，則一切皆可做到透明公正，符合民主的本質要求。信息發達提供了兩種可能：民主思想很方便的拿過來，民主監督依賴信息發達而無所不在。中國幾千年前孟子等人就有「民為貴」的民主思想底蘊，故而，在今天這個背景下，民主思想的漫長形成過程可以縮短。民主體制拿過來，法制拿過來，只是大家不要忘了，要將民主實質也一併拿過來，那就是敬天愛人，正義的公平土壤，否則，民主、法制這兩朵花再怎麼好看，也將因為缺乏土壤而迅速枯萎。
高喊法律萬能的人可以休矣。不要說法律的懲治將足夠狠，專制社會正是這麼做的，最終的結果是崩盤。民主社會法律的主旨只能是鎖君子之手，同時鼓勵小人自覺自願成為君子，也能成為君子。飲盜泉之水，非君子不能也，乃不為也，不觸犯法律，也是出於自發的理念：不願為，不該為。義是法的根本，法是義的保障。有了義、民風純樸做為背景，法律才能夠保全，否則，法律毫無用處。
那麼，如何實現義的良性運轉呢？最重要的，是內心莊重、肅穆。把道義良知上升到信仰，上升到天的高度認識，永不逾越。只有莊重、肅穆，才能夠把內心放蕩恣肆的做法收斂掉。有善為之，有惡勿近。一個人只有莊重、肅穆了，才會認識到：自己這麼做了，人人這麼做了，這個社會才能夠成為一個人人有福的良性社會。一個人只有莊重、肅穆了，才能夠認識到「什麼是義」，對義的認識不出偏差，做到恰如其分。
其次，良好的教育體系，方能夠把義具體實施到位。學校教育僅僅是教育體系的一塊，社會教育是更重要的一塊。不但需要把握好學校教育，讓學生們從小學習到正確的道理，更需要把握好社會教育。每個地方的執政者，首先就必須是這個地方的大教育家。社會中，必須每一善得到褒揚，每一惡得到懲處。如果社會教育不能揚善罰惡，不真實坦誠，虛假虛偽，與學校教育相背離，則學校教育，就不可能成功。
最後，應充分認識到義的思想、法製法律、民主體制，是整個民主社會並列的三駕馬車。如果只有後面二者，則決不可能讓民主在中國真正生根發芽。需要更多思想者，結合中國人的心理特點，完成對義的傳播，這非常重要，也更為艱難。你要實現民主社會，你如何聚攏人心對此的良好認識？你如何讓人們醒悟？沒有思想者的傳播義理，可行嗎？現在很多思想者，經常性的在講法製法律觀念，民主體制概念，對於這二者，人們的認識遠比對義理的認識更為清楚。後面二者，可能還具有欺騙性，中共不都曾經這麼樣欺騙過人們大眾嗎？只有前者做好了，才能消除欺騙性。甚至還可以說，義理的充分傳播，會自然而然生成正確的法製法律以及民主體制。故而，多做前者的工作，才是當務之急。尊敬尊重覺悟者，才能夠形成示範與榜樣效果。
居然有很多搞民主的人認為，民主社會，就是人人一個作用的社會，不允許人有特別的作用，認為人有了特別作用，就會造成等級差別，進而凌駕於別人之上。這是典型的，共產主義平均思想影響下，對民主的錯誤認識。
否認思想者對民主進程的積極影響作用，認為人人只要站到一起來跑步就行了，這種認識是極端錯誤的。高尚的意識與情操，將得不到展現機會。民主是讓所有人自由跑動。跑得快的，受到褒獎，受到重用，但任何跑得快的人，並不因此而享有特權，更沒有任何凌駕於別人之上的權力，只有多做事和多獲報酬的權利。跑得快也沒有特權，要讓人們自覺加強這種認識，得到這種認識。不能夠因為曾經中共跑出來享有特權這個做法不對，就不准人們自由跑得快了，這難道不是因噎廢食，禁止自由嗎？
西方民主國家，至今都對改變他們民主進程的思想家，唸唸不忘，敬仰紀念。反倒中國人，民主社會都沒有開端，就不允許人們跑得快了，不允許有思想家來思想傳播了。中國人需要從這個錯誤認識中走出來。中國百多年以來，民主追求之所以失敗，歸根結底，就是沒有產生民主的大思想家，沒有產生大量傳播義理的人。
此刻中國，更需非凡傑出之士，來廣播思想，闡明義理，破開陰霾。儘可能面面俱到，防微杜漸，國家危難，為之釐定。若首先將這樣人的作用予以扼殺否定，則今天人們希冀得到的民主社會，與昨天的中共的極權社會一樣，賢能英明之人，不能脫穎而出，庸才治國。故而，大可不必否定非凡傑出之士的作用，但需否定掉他們身上的任何特權。人人可有特別作用，但人人都無特別權力，才符合人盡其才的規律，才符合民主社會的真諦。
飽讀西學的人們，疾聲大呼在中國建立法制與民主體制，他們清楚法制，清楚民主體制，唯獨忽略義的社會是民主法制社會的大前提，忽略西方民主社會國家，個個都是宗教信仰、義的氛圍非常濃厚的國家。如果這些人是主觀故意忽略這一點，則我認為，這樣吶喊的人，要麼是受中共思想荼毒太深，認為無神論才是主流，思維轉不過彎來；要麼就是看問題看不到本質，不觸及根本，反過來為民主製造混亂與失敗假象，讓人們覺得民主只是空中樓閣，幫助中共繼續執政。
目今中國，不尊崇天，不歸於天的懷抱，則一切改變的期望，皆是枉然。在中共邪惡思想的熏陶下，中國已沒有正義土壤，很為可怕的是，最底層群眾，喪失了正義基礎。人們痛、冷漠、麻木著，任何正義聲音，傳遞機會都很渺茫，更不要說廣泛傳播了。沒有正義基礎，人們對中共的惡明顯認識不足，看不到義理社會的曙光，認為一切惡都是生存中「優勝劣汰」的必然選擇，個個都是這樣的，換一部分人執政也是如此，應該肯定，不應該否定。在中共的灌輸下，惡竟然是被肯定的。反之，就算人們認識到惡了，也會因為無正義底蘊而懼怕中共，形成冷漠、麻木的特徵。這是目前中國的真實狀況。
要有所改變，必對人們說話，要對人們說話，必對人們承諾。中共以不斷施舍利益來誘騙人，威嚇人們說如果違背它就什麼也沒有了，就是大罪。相比擁有全國物質基礎的中共，你既不能實施物質誘惑，又不能實施威權威嚇，你將用什麼來讓人們相信你，並保證實現你的承諾呢？試圖依賴個人智慧來說服人們的做法，都失敗了，都是徒勞的。而且中共已經讓大部分中國人的智慧辨析能力，邏輯區分能力喪失了。「最好的智慧是誠實」，把最真實的理告訴人們，把最誠實的真相透明給人們，這樣，人們就會順其自然，做出正確選擇了，人們也會在這個基礎上，重建理性的智慧。
對於迷茫的人們，你肯定會用道義、良知告訴給大家，你還會肯定的說：「請大家相信我，我向大家起誓，以天的名義起誓，我們將給大家帶來最好的制度，和最好的法律保障。」對了，你不知不覺中，就回到了天的懷抱，因為你知道，要讓正義前行，你需要高尚的天給你做擔保，擔保你說出來的每一句話，都是可以兌現的。
所以啊，義的保證，天的背景，讓人們回歸到中國自古即有的崇天文化，在天的庇護下過其樂融融的生活，因天的庇護而充滿正義，進而無所畏懼，這既是你的唯一選擇，也是人們的唯一選擇，是今天改變中國的唯一希望。天是大家共同的，所有人都擁有同樣的天，不是一人是天之子，而是人人皆是天之子。只有在這個背景下，才能夠實現真正的人人平等，即真正的民主。我們需要真正的去尊崇天、維護天、敬畏天，而不是把天做為一個虛假的擺設，這樣，諾言才能夠實現，義理才能夠闡明。如果不建立對天的禮儀、威儀，則人們對你所說的任何話，都不會相信，又怎麼可能改變什麼呢？相反，把握國家物質基礎的中共，會繼續花言巧語的說它給了人們很多財富，很多自由，這樣，人們會選擇苟且偷生，繼續聽中共的話，既不會歸於正義的途徑，也不會回到天的懷抱。最終與民主社會、法制社會絕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