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中心的一個市場，2011年7月7日（圖：REUTERS）
香港新一期的爭鳴刊出署名尚家的文章：題目是：中國食品安全事故何時了？作者認為，由於中國社會道德和社會誠信缺失的狀況短時期內不會好轉，所以中國食品安全問題的解決也是遙遙無期。
文章說：那邊廂「瘦肉精」、「地溝油」等惡性事件還沒全部處理完，這邊廂又發生了「染色饅頭」、「豬肉變牛肉」。這還不是中國食品安全事故的全部，毒奶粉、毒雞蛋等等，咸鴨蛋裡吃出了蘇丹紅、銀耳裡含有硫磺、牛奶裡有三聚氰胺、螃蟹飼養用避孕藥、售出的大米經過礦物油潤色……，中國的食品安全事故層出不窮、花樣繁多且屢禁不止。
嚴峻的食品安全形勢大概令中國總理溫家寶也耐不住了，他大聲疾呼：這些惡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
單就中國這許多惡性的食品安全事故的直接原因，的確如溫家寶所言是社會道德、社會誠信的普遍缺失。可是，中國社會道德、社會誠信怎麽會普遍缺失呢？
文章認為，中國社會的道德傳統、誠信意識正是被中共在其統治的幾十年裡有意識地破壞殆盡。毛澤東統治的前三十年裡，不但將傳統道德批得一錢不值，而且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把各種尚存一點道德之心的各色人等一個也不放過地整得死去活來。歷史上大部分堅持自己道德底線的人們，譬如堅持不損害他人、堅持不迎合上司、權貴、堅持不說假話，確是需要付出代價，相反則可能得到好處，譬如陞官或者得到一點意外之財。可是在毛澤東統治下堅持這些道德底線，付出的往往是生命的代價。這樣的選擇在一九四九──一九七八年的中國大陸一個人可以遇到好多次，能夠堅持的人們基本上都熬不過這三十年，因此中共統治三十年後的中國社會還能有道德傳統嗎？
無論鄧小平還是江澤民、胡錦濤包括溫家寶甚至以後的習近平，都不可能承認中國的傳統道德、社會誠信是被毛主席共產黨徹底摧毀的，中共統治下也難以重建中國社會道德和社會誠信。明白了這一點，再來聽溫家寶對當今中國食品安全事故嚴重而責怪社會道德的憤激的呼聲，不僅感到陣陣涼意，中國食品安全沒指望了。因為中國社會道德和社會誠信缺失的狀況短時期內不會好轉，那麽中國食品安全也是遙遙無期？作為政府難道準備放棄在食品安全上的責任而諉過於社會道德？
文章作者繼而又提出監管部門瀆職卸責。文章說，每一次食品安全事故曝光之後，社會輿論總是異口同聲地譴責政府的監管機構。
據說中國現在有二十多個政府監管部門在監管食品安全，可是這二十多個監管部門就是不能管住中國的食品安全。豬肉監管有十八道關，十八道關擋不住吃了瘦肉精的生豬，終於被雙彙集團加工成熟肉進入市場端上市民的餐桌；上海生產「染色饅頭」的盛祿公司根本沒有一個像樣的食品生產場地，整個生產流程及個人衛生、環境都不符合章程，可它居然衛生許可證、QS標誌等什麽合法的證件都有；使用「牛肉膏」將豬肉變牛肉「在行內不是新鮮事」，在小吃店是公開的秘密，可廣州的質監局卻「不清楚牛肉膏為何物，是否食用添加劑，會否對人體有害」；上海有監管部門反映，有些食品小廠商小攤販根本沒有執照，而沒有執照不是正式企業，他們根本不知道，所以也不會去檢查、監管……。
中國政府監管部門的這些失責、漏責、瀆職，有些是敷衍塞責的結果，有些是大陸官場一貫的不作為混飯吃的結果，也有些是「官匪一家」、「貓鼠勾結」的結果，更多的是政府「支持」、「照顧」的結果。
譬如有些小廠商小攤販沒有執照不是正式企業，衛生、食監部門確有難度針對性檢查，但是沒有執照的食品企業、攤販，工商局是要對之取締的；再譬如，是誰發給生產「染色饅頭」的上海盛祿公司衛生許可證和QS標誌的？監管人員只要去過盛祿公司的生產場所，只要不是存心為其打掩護，怎麽能夠發給其衛生許可證和質量合格證呢？
文章認為，中國的食品監管是沒有哪個人需要對哪件食品安全事故負責的。只見每次食品安全事故發生之後，各監管機構大張旗鼓的開展檢查，可是這種「運動式」的工作模式正是中共領導已成慣性的思維方式的反映。古代中國官場中還有個追責制，某官犯法，要追責之前舉薦他的官員，即使該官員沒有與之沆瀣一氣，但在中共體制下是沒有這種制約和制度的。
作為政府，未必存心保護那些製假企業，但是中共各級政府是真心保護那些大企業，即使那些發生了食品安全事故的大企業。上市公司雙彙集團是中國最大的肉類企業，更是河南省漯河地區最大的企業。如果雙匯垮臺，不僅可能使漯河地區經濟垮臺甚至將嚴重影響河南經濟。因此當地政府無論是從政績還是個人利益考量，必定全力保護雙匯。雙匯「瘦肉精」事發之後，漯河政府急於了結事情的心情溢於言表。依靠這樣的政府及政府監管部門去監管食品安全，能安全嗎？
作者在文章中還提出，政府摻合其中，市場規律不靈。
無論什麽地方依靠健全的市場監管，食品安全才是最可靠的。可中國的市場缺乏這樣的功能。市場是個鏈條，如果消費者個人沒有足夠的專業知識，無法識別安全的食品，那麽作為市場鏈條一環的渠道商應該是能夠識別的。
以上海的「染色饅頭」為例。「染色饅頭」的市場鏈中一環是渠道商──華聯、聯華超市和迪亞天天超市。顧客雖然沒有足夠的食品專業知識，但是顧客相信華聯、聯華和迪亞天天超市，相信這些超市的商品是合格的，才來此放心購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渠道商才有權有資格向供應商索取高額的進場費。可是，聯華、華聯超市等偏偏放棄嚴格檢查商品進場的責任。
按照一般市場規律來說，龐大而真實的市場需求是推動進步和創新的最有效最有力的動力。中國現時對牛奶和瘦肉有著龐大的市場需求，照理應該培育出中國企業專利的高產高質乳牛和瘦肉型生豬，就像國際上有「荷蘭良種乳牛」和日本「紅富士蘋果」等著名品牌，可是現時的中國卻只能搞出三聚氰胺和瘦肉精。中國現時仍有龐大的白酒需求，可是現時中國已經搞不出類似祖宗的「茅台」，只能出假酒！
為什麽現在的中國企業不能像外國人或者自己的祖宗那樣，在龐大的市場需求刺激下，創出新牌子呢？原因很簡單，搞假的來錢快。試想一下，通過高科技的種群改良技術，經過無數次的雜交、嫁接，將普通的乳牛和蘋果培育成「荷蘭乳牛」和「紅富士」，需要投入多大的研發成本？經歷多長的時間週期？又要承擔多大的失敗風險？……而三聚氰胺和瘦肉精，幾十塊錢就可以買一大麻袋，往奶粉裡和飼料裡一摻……省時、省力又省錢，暴利隨即滾滾而來。兩者如何能相提並論呢？
可為什麽荷蘭人和日本人不也都去搞些三聚氰胺和添加劑，而是偏要吃力不討好地培育良種乳牛和紅富士呢？莫非他們的道德比中國人高？或許他們比現在的大陸中國人道德修養高些？但更重要的是，在市場體制比較規範的國家裡，企業，尤其是像食品企業這樣的事關國民身體健康的企業，一旦發生嚴重的安全事故，它基本上就不會再有為自己辯解或改正錯誤的機會了。倒不是說政府會用行政命令強行關閉它們，政府的確會課以重罰，但那對企業來說通常並不足以致命；關鍵是各種消費者權益組織的無窮無盡的索賠官司，特別是媒體的持續曝光等，使企業今後不可能再有任何市場生存空間。因為企業根本犯不起錯誤，於是就非但不敢主動坑矇拐騙，還必須克勤克儉地時刻進行著自我檢查，以防疏漏。
如果中國也能實行西方國家的賠償制度，譬如引進美國股市中的集體訴訟制度。在「染色饅頭」一案中，聯華、華聯超市現在按照「以一賠十」的比例賠了六千多顧客。如果借用集體訴訟制度，那麽在該超市的目標銷售範圍內的所有居民都有權利要求索賠，證據由被證明售假的超市提供，即索賠依據不是由顧客拿出收銀條或者商品本身，而是超市拿出該顧客確實沒有在本超市購買過有問題商品的證明，才可以將他排除在索賠範圍之外。如此，任何一個膽敢製假售假的企業面臨的都是破產的風險。
然而，中國政府願意制訂這樣的保護食品安全、保護市場正常秩序的規則嗎？以「染色饅頭」為例，上海市政府可以將製造「染色饅頭」的盛祿公司關閉，拘捕其主要責任者，但決不讓聯華、華聯超市破產，甚至不會讓聯華、華聯超市遭受嚴重經濟損失，因為聯華、華聯超市是上海市政府控股的。
文章最後說，中國嚴峻的食品安全形勢只能繼續嚴峻下去，各種匪夷所思的食品安全事故還會層出不窮的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