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對廖亦武的瞭解，原本打算寫一篇長文《為文而生廖亦武》，但《環球時報》評論員單仁平的評論《不流亡，也能去德國》打亂了我的計畫，我只得以聊天的方式向《環球時報》介紹一下廖亦武。單仁平是《環球時報》評論員，《環球時報》是《人民日報》主辦，《人民日報》是黨的喉舌，我希望這個聊天也能一層一層的溯回《不流亡，也能去德國》的源頭，堵死他們信口開河的嘴巴。
聊這個話題我很吃虧，因為《環球時報》打了招呼，《不流亡，也能去德國》未經書面許可不得轉載，我也就不敢「原文附後」了，我只得在一通閒聊之後給其他旁觀者一個鏈接，讓他們去比對並思考。
過去，我在跟朋友們交流時談過一個看法，叫：地球一根筋、國家一根筋、民族一根筋、人一根筋。意思是說，一切的運勢和現象都是命中注定的，地球很美但它不會一直風調雨順，它養人也毀人；同一個洲的國家也有極不相同的況貌，它能決定不同國家的存在狀態；民族也是一根筋，印度民族是慵懶平和的、日本民族是勤奮精進的、美國民族是自信大度的、德國民族是嚴謹精密的、南太平洋島國民族是混天度日的……一個人也是這樣，他做什麼事、能做什麼事、做不做得好一件事都是與生俱來的。七十二行各有各人去落臼，落對了的，成事，落錯了的毀一生。央視節目，我最喜歡看的是七頻道的「農廣天地」，有人就是放著好好的職業不干，要去搞農經，那裡頭講養殖業、種植業簡直是五花八門，無論成功與失敗，當事人都是入迷上癮、探索不止，我也常常是一邊看一邊幫著喝采。這就叫「人是一根筋」。廖亦武年輕時干長途汽車司機，七、八十年代這個職業算是不錯的，要是換了我老樂就幹下去了，川藏線可以捎土特產品、可以喝藏紅花酒，那時的汽車動力系統電氣化程度不高，點火正時、化油器混合比、爆震燃燒等等都可以靠經驗解決，除了拉缸、活塞燒死、半軸斷裂，什麼都不怕。可是，廖亦武他不是我老樂，他那一根筋在文學上，他做的夢是文學夢。
生活中的廖亦武是低能的，我沒見他做過家務，同樣的，我也沒見過卡夫卡和梵高做過家務，我對後者的判識來自三野大木的《卡夫卡傳》和歐文.斯通的《梵高傳》。廖亦武不為家務操心，卻可以又趕船又轉車地去周忠陵家索取一盤龐德的原聲磁帶，他這種單邊執著的行為只能解釋為異人異象。文學是廖亦武的血和命，他為文而生。
在「六四」之前，廖亦武以廢寢忘食的大量寫作、大量發表而實現了自己的作家夢。他的文壇影響令他名氣廣馳，中國大部地區的文人都知道廖亦武而不知道單仁平，我這樣講並不是為了跟單仁平鬥氣，而是因為單仁平說廖亦武在中國「不太知名」。其實，廖亦武當作家不是為了作家而作家，他有許多東西要寫，廖亦武具有性格和血質的兩面性，一方面他躁動，早期的詩歌充滿宇宙和人間大象，揭示著空間、生存、衝突、矛盾、死亡、再生、逃逸、毀滅等等繁複表象，而由表象過濾升華的意象又如達利夢境一般地演繹著它們混雜跌宕的過程卻拒絕給出答案（作為詩人，他也無法給出答案）。他的詩歌用詞硬朗有力，句式長且信息量大。這一切的由頭與他童年所處的衝突混亂環境和自身的無盡幻想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而另一方面，廖亦武是極為安靜的、極為虛無的、極為避世的，他可以把想像中的靜謐環境和真實的靜謐環境作為狂躁心情的收束歸依之地。如果他的命裡沒有很重要的文字須要表達，他應該是一個出家人，躲在深山與世隔絕。
「六四」把廖亦武雷翻了，廖亦武其實對政治是不感興趣的，也是不懂政治的，但是，「殺人」這件事把廖亦武激怒了，他本來就是一個愛思考「我們從哪裡來？在哪裡？到哪裡去？」（高更語）之類本質問題的人，眼見得鋼鐵怪物開進京城大開殺戒，這個刺激就不得了（我相信許多人在這一點上的感受是共同的）。他的眼睛充血了，他要吶喊----為了那些人肉醬和遍地流淌的污血。這於廖亦武而言完全不是政治情態的反映，只是血質詩人的本質和本能反應……他後來的所有不幸均源於其詩人的單純和對政治殘酷性的無知。詩人何曉竹說過：「把廖亦武打成反革命是個笑話。」是的「反革命」一詞，廖亦武擔當不起，《我的證詞》裡邊「梅花黨」的成員才正是。可是，當這個國家級的笑話加諸於一個詩人那就超越了笑話本身而成為一場實實在在的悲劇。
坐牢受迫害成了廖亦武寫作的里程碑。在那樣的環境裡，文人是很容易崩潰的（例子不少），但是，廖亦武的血質和氣質支撐著他，他不甘心，依舊頑固地觀察和寫作。為文而生的人放在哪裡都要本能地行文碼字，更何況，他有著強有力的文字表述能力和自己的語詞風格（準確、洗練、厚重）。廖亦武的寫作和他的遭遇是不是宿命？我曾花很多時間來思考這個問題，答案是：是的。因為，他的人生之途有好幾次方向變故卻並未能改變他。他因寫作而頭破血流，又因頭破血流而扎得更深。與監獄的較勁不但歷練了他這個人，還歷練了他的文字、視角和表達。廖亦武式的宿命應了語言這個符號，表現出了令人感嘆的張力！他跟中國這樣一個專制的國家老是搞不攏，老是鬧彆扭，這裡頭的原因是：國家只注重自己的統治，廖亦武只注重自己的寫作和寫作對象（一般人、被遺忘的人）。這是一個根本的衝突。不是我拉偏架，這裡頭完全是國家不對。
這次在德國引起巨大反響的《我的證詞》正是廖亦武坐牢的產物，這本書的轟然出版說明人們對自由與專制的界定和認知是世界性的、無國界的。另一方面，這本書與國家所施與廖亦武的無恥迫害拉開了空間距離形成強烈對峙。換言之，這個正常的、必然的竟式反映正置於東方中國對面的西方世界，讓迫害者和被迫害者都能在其間尋覓自己的面容和靈魂。廖亦武生活過的涪陵山區有一種劇毒蛇叫岩頭斑，銀灰色，出入於石灰岩的灌木林之間，咬了人，傷者必須立即斷指保命。龍塘鄉的石夾溝有一位砍柴人在砍柴時被岩頭斑咬破手指，他立即把手擺在岩石上，揮刀斷指，然後又揮起一刀斬死毒蛇。他活下來了，手指也殘了。第二天，他去被蛇咬傷的地方用棍子撥弄和觀察那條毒蛇，唏噓不已。廖亦武跟收押他的監獄的關係就是這個砍柴人和毒蛇的關係，他寫《我的證詞》就是用棍子撥弄和觀察這條毒蛇。廖亦武展示毒蛇沒有錯，至於那毒蛇由政治所豢養則是它們自己的事，與廖亦武無關。
廖亦武出獄後為生計而奔波，他曾在電話裡告訴我，那時他「很想找錢。」其實，廖亦武從監獄出來後，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衡量一個人成功的標誌絕不是什麼作家之類，相反，作家是被人嘲笑的。如果寫作不是廖亦武的命，他便會識趣地埋首找錢，做一個受人尊敬的富人。可他一直就沒有停止寫作，只要能寫，他什麼都不顧，他的命和榮譽都在筆頭裡----儘管那時他的書是以手稿形式隨他流浪，蘭登書屋還未成為他事業的驛站。
所以，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我都沒發現對廖亦武嫉妒、中傷和不滿的人。《環球時報》的《不流亡，也能去德國》及其五毛跟貼是第一個。這不奇怪，反邏輯的人也可以昏頭脹腦地反自家邏輯。毛澤東在延安說過，文學要源於生活，高於生活。廖亦武的「底層系列」、「地震系列」、「地主系列」「獄中系列」都是源於生活，是他的生活凝結成了他的文字，這並不違反毛中國的文理邏輯。如果誰看了不順眼那也只能怪生活本身，是這個基點（或基層）出了毛病。年過半百的廖亦武其實很有定力，他是一個獨立的、有主見的作家，他一直把自己定位為一個見證性作家、一個記憶工作者。這是一個性質客觀、不偏不倚的職業。周忠陵幾個月前與我通電話時說：「告訴你，老樂，廖亦武現在不是一般的底層。」我完全聽懂了這個語病嚴重的話裡邊的全部含義。廖亦武不投政治的機，也不借政治拔高自己的價值，頭腦非常清醒。他兩次出國都沒涉及政治話題，為此，令對他期望甚大的民主人士都感到些許失望。他依舊是一個獨立的底層作家。
但是，我吃驚地發現《不流亡，也能去德國》在很有心計地把廖亦武逼成「流亡作家」，對政治並不感興趣的廖亦武依然擺脫不了政治的高壓。正應了我另一位朋友巴鐵的父親所說的話：「你不找政治，政治要找你。」巴鐵的父親是局級幹部，深諳政治之道。《不流亡，也能去德國》是很有時間選擇地針對廖亦武所發出的政治宣言和政治通牒，隨著它的公示，國門在廖亦武身後戛然關閉，而這個「責任」卻轉而要由廖亦武來承擔。單仁平的行文，一看就是行家裡手但卻不是高手。他巧妙地設置的邏輯圈套----「不流亡，也能去德國」----套不住廖亦武，因為廖亦武的護照上蓋了出境章，他本人也沒親口宣布他要流亡。如此一來，被動的是《環球時報》。我假設，要是有一天廖亦武真的當了流亡作家，那一定是國家對他關閉了大門而絕不是因為他有這個初衷。作為朋友，我則更擔心國家一旦為他重啟回國大門時是否暗地裡張開了監獄大門虛屋以待？《不流亡，也能去德國》是一篇比文革時期更冷血、更陰險的政治高壓文章，在傳達出可怕的信息。
廖亦武的骨髓熬出來就是這幾本書。文學，真的可以是一個作家的命，不信，可以看看川端康成結束自己的原因。單仁平希望廖亦武接受中國當前的政治，這很勉為其難，別的大道理都不說，中國的政治監獄自今還關押著他的好些朋友，他如何能認同這個政治？再者，廖亦武本質上是個文化人，真正的文化人對二桿子政治是不屑的。他出國帶了兩本書：《易經》和《史記》。這再一次證明廖亦武是個有別於常人的異人。單仁平真是雞同鴨講，辛苦了。此外，《不流亡，也能去德國》把許多東西解讀和誇張得過於複雜、過於深刻----活像《人民日報》社論的腔調。出版書籍的事情，大可不必搞成這等規模。
廖亦武赴德是因為一個命定的作家遇到了有點兒眼力的國際書商和有點兒人性包容的國際讀者，他出席那些場合就像《建黨偉業》的明星們出席這些場合，差別僅僅是：彼此是反著的。
（2011、7、22老樂於澳洲。附《不流亡，也能去德國》鏈接：http://opinion.huanqiu.com/roll/2011-07/1826402.htm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