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月，時任雲南大學校長的李廣田受到「大好形勢」的觸動，懷著一顆「赤子之心」，寫下了一首《他在各處行走》的頌詩。這首詩把政治偶像稱作「父親」，這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中真是震古鑠今，前所未有。1977年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紅太陽頌》中把這首詩收入其內，使它在浩如煙海的「紅太陽頌」中佔據了獨特而醒目的位置。
他，
我們的領路人，邁著巨大的步伐，
在祖國的大路上前進。
他的腳步震動著整個祖國的土地，
他的腳步震動著我們每一個人的心。
他走到大城市，
他走到小鄉村，
他去看橋樑建築，
他去看鋼鐵飛奔，
他到車間去看工人，
他到小巷裡去看居民，
他到廚房裡去看衛生工作，
他到農場去看農具革新，
他用他的大手緊握住雙輪鏵犁，
「我能行嗎?」他的態度是那麼謙遜，
他把犁鏵插進冬天的土地，
他耕得那麼深，又那麼穩;
是啊，多少年來，他和他所領導的黨，
就是我們祖國的開墾人和播種人。
走啊，走啊，他在各處行走，
他在各種道路上前進。
他走到哪裡，
哪裡就鼓起衝天干勁，
他走到哪裡，
哪裡的沙粒就變成黃金。
他沿著各種思想的道路
走進了我們的靈魂，
他把陽光引到我們心裏，
他用雙手打開我們思想的大門，
他使我們心裏溫暖，聰明，
他使我們認得清，看得準。
走啊，走啊，他的腳步帶動著我們的腳步，
他的腳步帶動著祖國的腳步，
沿著社會主義的大路
飛躍前進。
就是他，
這個巨人，
這個用堅定的大步走在祖國大地上的人，
這個用輕柔有腳步走在我們心上的人，
我們，我們六萬萬人民，
我們是多麼尊敬他，多麼愛他呀，
他比我們自己的父親還更親，
他是我們六億人民的父親。
李廣田是著名的散文家，他的散文樸實、淳厚，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花潮》、《山色》等優秀作品膾炙人口，深受廣大讀者的喜愛。馮至先生曾說：「廣田的散文在鄉土文學中是獨樹一幟的」，這是很高的評價。李廣田也是一位詩人，早在1936年，他就與卞之琳、何其芳合寫的詩集《漢園集》出版了，因之他們以「漢園三詩人」而著稱。然而，在評論家的眼裡其詩要比其文遜色得多，當然，他也寫過像《地之子》、《嚮往的心》這樣的好詩。就這首頌詩而言，我們實在不敢恭維，除了綿長不盡、標新立異的頌讚之外，再也沒有讓人值得注意的地方。
有人說：詩歌是抒情的。那麼這首詩有真情實感嗎?詩中寫了那樣多「他的腳步」，從大城市到小鄉村，從工地到車間，從小巷到農場……寫了他帶來的巨變，所到之處人們就「鼓起衝天干勁」，這裡就「沙粒變成黃金」;還寫到他是一個思想的征服者，走進了「我們的靈魂」，「打開我們思想的大門」，使「我們溫暖、聰明」。這些鋪墊都為了一個目的，就是這位「帶動著祖國的腳步」的領路人，「他比我們自己的父親還更親，他是我們六億人民的父親。」在這裡，我們根本體味不到詩人發自內心的真實情感，倒覺得詩人扳著臉孔，像是為迎合政治需要而為街頭巷尾製作張貼的標語。曾經的詩人，其情感世界並非如此，譬如他寫了作為大地之子的他對於土地的深厚感情：「我愛著這地面上的沙壤，濕軟軟的，/我的襁褓;/更愛著綠絨絨的田禾，野草，保姆的懷抱。」(《地之子》)「我的故鄉是一片平蕪，/那金色的沙原是我的保姆。/我曾經在她懷裡做過童年的美夢，/我曾經在她背上踏過青春的初步。」(《父母與沙原》)這些詩句不但寫出了大地的質地、色彩，而且寫出了大地的形象——「保姆」。詩人內心湧動的感情就像烈火一樣不可抑制，那華美的辭章便在濃密的情感流動中噴瀉而出。讀著它，這種感受顯得是那樣的強烈，散發著鼓舞人心的力量。是啊，這土地很美，就像哺育「我」的保姆，可讓人心碎的是她正在侵略者的鐵蹄下呻吟著，作為地之子的「我」豈能容忍凶殘敵人的肆意踐踏?
有人說：詩言志。據說當年赫魯曉夫稱斯大林為「父親」，於是蘇聯各族人民都跟著他喊「父親」，喊得響遏行雲，喊得驚天動地，慈祥、智慧、力量全都彙集於那位俄羅斯歷史上最顯赫的「父親」身上。但是，在中國把偶像稱「父親」，似乎沒有這樣的文化傳統。擁有絕對權力的最高統治者清明也罷，昏庸也罷，都希望人們稱他為「朕」，他要與眾不同，獨享天子的殊榮;都希望人們喊他「萬歲」，他想萬壽無疆，永享駕馭天下的快樂。而「父親」呢?太普通了，到處都是，擁有絕對權力的統治者怎能屈膝與世俗合流，這不符合天子的雅興，儘管他也要做人之父。即使到了紅色革命風起雲湧，以摧枯拉朽之勢搗毀舊的，建起新政權時，雖然沿襲了「萬歲」稱呼，但誰也沒想到要把「父親」一詞加在政治偶像的頭上。在中國人的觀念中，「父親」往往與「嚴」字緊密相聯，嚴肅、嚴格、嚴厲、嚴整、嚴責……雖然他有力量、有智慧，但在人們的心中缺少母親那寬厚的胸膛，慈悲的心腸。因此，「父親」是千百年來被抽象了的、被定型了的形象，因而「父親」一詞斷然不會進入中國人崇拜偶像的詞典。作為文學家、教育家的李廣田，似乎要突破固有的思維，洋為中用，把蘇聯人崇拜偶像的稱呼移植到中國，重塑「父親」在中國文化中的意義，要在中國開拓出歌頌領袖的一片新天地來，以表達一位被時代改造過的知識份子對偶像的忠誠。這就是李廣田的「志」。
李廣田何以那樣言志呢?我認為有兩種情況值得注意：
一是反右與知識份子的心態。毛澤東倡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讓知識份子誤以為思想活躍、自由表達的春天就要降臨;毛澤東邀請一些民主人士座談，為黨的整風運動出謀劃策，民主人士誤認為真正參政議政的機會就要到了。然而，當一切裝飾撕下之後，紅太陽的「陽謀」讓天下的知識份子都大開眼界，五百萬知識份子中的55萬人被無情地打倒。原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李銳說過：打成右派意味著打入另冊，施加給人的壓力是可想而知的。令人讚嘆的是領袖高超的人治智慧可以超越歷史上任何一位帝王，他英明地給右派份子指出了道路：「右派有二條出路，一條夾緊尾巴，改邪歸正，一條繼續胡鬧，自取滅亡。」怎樣「改邪歸正」呢?就是緊跟形勢，摒棄自我，用實際行動接受毛澤東對知識份子的改造思想，使自己脫胎換骨，成為一個熱愛毛主席，熱愛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堅定不移地走與工農兵相結合道路的「新生者」。於是，一大批右派爭先恐後地作檢討，如費孝通寫《向人民伏罪》，黃琪翔寫《請求人民的寬恕》，儲安平寫《向人民投降》等，都是在重新做人的動力下無情地、深刻地揭露自己的罪行。延安時期，殺了喜歡發牢騷、提意見的王實味，是殺一儆百，而反右卻是殺十儆百，力度之大前無古人，恐怕也後無來者。由此造成的震懾力可以用雷霆萬鈞來形容。今天，我們在讀當年的頌詞時，朦朦朧朧地感覺到一大批知識份子雖然把人類最美好的詞語拿來相互組合，但內心所具有的那份憂鬱還是從乾癟的情感中流露出來。郭沫若於1958年1月寫毛澤東在飛機上辦公，「難怪天空是加倍的明亮，機內和機外有著兩個太陽」(《題毛主席在飛機中工作的攝影》)，李季於1958年寫道：「世上有多少崇高的情感，/慈母的愛要比一切都更深沉。/可是，我們卻感受過另一種愛，/它比母親更要勝過十分。」(《難忘的春天》)等等，他們唯恐歌頌得程度不夠，唯恐歌頌得不夠新鮮，都在挖空心思地表忠心，使得「紅太陽頌」像滾雪球一般不斷壯大起來。這是他們在驚魂未定時所做出的選擇。李廣田寫《他在各處行走》，是否也具有這樣的心理呢?
另一種情況是部分知識份子對形勢的判斷。1952年全國院系大調整，擔任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的李廣田被調往雲南大學當副任校長。1956年他被選為「八大」候補代表，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1957年擔任雲南大學校長，雖然在這一年發生了中國文化史上最恥辱的一幕，但李廣田並沒有受到衝擊，相反，他步入自己人生最輝煌的時期。接下來是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上回應赫魯曉夫「蘇聯要15年趕超美國」的說法，指出：中國在15年內趕超英國。他很快得到知音，劉少奇在中華全國總工會第八次全國代表會議上發言，支持毛澤東的超英提法。這一目的怎樣達到呢?毛澤東期望通過「大躍進」等群眾運動的方式，使中國在指標性工農業品在產量上趕超英美發達國家。在「三面紅旗」的精神指導下，中國大陸出現了眾多的糧食畝產「衛星」。全國在「以鋼為綱」的口號之下又開始了大煉鋼鐵運動。在受到大躍進浮誇統計數字的鼓舞下，毛本人在1958年則又提出了較為著名的提法「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趕美」，也有其他中共官員說過「十五年趕超美國」等提法。「為有英雄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一時許多中國人頭腦發熱，覺得在英明領袖的領導下中國尋找到了徹底改變落後面貌的途徑，一個繁榮昌盛的中國指日可待。實現強國富民之路，傲立於世界，這可是一百年來中國人民夢寐以求的事業。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到處都瀰漫著喜氣洋洋的氣氛，到處呈現著鶯歌燕舞的景象。而各種官方控制的媒體把自己的宣傳功能發揮到最大化，整天喋喋不休地渲染「大躍進」的成果。還有各地的報告會、交流會、表彰會等，一個接著一個，都在鼓噪著相同的主題。虛假的現象漫延開來，構成人類有文明史以來空前的說謊奇觀，中國進入到一個令人迷惑的魔陣。幻想一飛衝天的毛澤東也操起心來：生產這樣多的糧食，吃不完怎麼辦?各類文人紛紛也被這個火熱的時代所鼓舞，抵制不住內心的激情，用他們最擅長的筆謳歌起救世主的偉大來。稱毛澤東為中國人民的「父親」的李廣田是不是也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寫《他在各處行走》的?
李廣田稱毛澤東是「父親」，並沒有給他帶來好運。就在寫完「父親」的頌歌後不久，他帶領雲南大學的學生參加了大煉鋼鐵與農村生產勞動。在這個過程中，他深切地感受到「大躍進」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譬如農民的生活下降問題，農村幹部毆打群眾的問題，生產下降，物品匱乏的問題，等等，於是知識份子的使命感湧向心頭，他大膽地提出了許多異議。據說他還編了個順口溜：「四季如春無青菜，一年到頭有蒼蠅」，是說昆明四季如春，卻讓人吃不上青菜;倒是一年到頭蒼蠅多的出奇，可見這裡的衛生狀況極差。此外工農兵進駐雲南大學，李廣田也提出了疑問：難道這樣把大學辦下去，不就成了小學?這個時候，有人就開始整理他的材料，隨之噩運從天而降，在中國流年不利的1959年他被打成右派，由雲南大學校長降為副校長。前面我們說了，右派就得接受改造。毛澤東可謂是一個改造社會的巨人，他懂得知識份子的思想最活躍、最複雜，也最難以駕馭，於是就把改造知識份子世界觀視為一項長期的重要任務，他指出：「如果在今後的幾個五年計畫內，在我們的知識份子中間能夠有比較多的人接受馬克思主義，能夠有比較多的人通過工作和學習的實踐，通過階級鬥爭的實踐、生產的實踐、科學的實踐，懂得比較多的馬克思主義，這樣就好了。這是我們的希望。」怎樣改造知識份子呢?他認為「知識份子是腦力勞動者。他們的工作是為人民服務的，也就是為工人農民服務的」，「既然要為工農群眾服務，那就首先必須懂得工人農民，熟悉他們的生活、工作和理想。」也就是說通過向工人、農民學習，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達到世界觀的改造。對於李廣田而言，在雲南大學幾年的右派生涯中，努力在改造著自己，以適應時代的要求。值得慶幸的是1962年他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問題終於得到甄別平反，這讓他頭皮輕快了許多，以為這下可以好好工作，能夠挺著胸膛繼續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了。在這裡值得一提的是他與文學作品《阿詩瑪》的事。五十年代初期在雲南的公劉、黃鐵、劉知勇等人開始研究整理阿詩瑪的民間傳說故事，但後來他們都變成了右派，被迫中斷這項工作。為了向國慶十週年獻禮，李廣田接受了繼續整理《阿詩瑪》的工作，於是他在公劉等人的基礎上，深入許多彞村，聽取撒尼人講述的許多關於阿詩瑪的故事，最後整理完成了彞族撒尼族的民間長篇敘事詩《阿詩瑪》。然而令人沮喪的是就在作品即將出版的時候李廣田也被打成右派。儘管如此，這部長詩還是在1960年由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脫掉右派帽子後，繼續整理修訂這部長詩，並在他的參與指導下由劉瓊拍成同名的音樂電影，受到廣大人民的高度讚揚，成為二十世紀中國電影的經典之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首先砸爛「資產階級的黑店‘三家村」’」——鄧拓、吳晗、廖沫沙，之後江青指示要打倒雲南的「三家村」。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李廣田為什麼那樣愛寫作?《阿詩瑪》成了李廣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證。李廣田被監禁起來，遭受嚴刑拷問：《阿詩瑪》中阿黑和阿支應屬於兩個不同的階級，既然如此，鬥爭就是殘酷無情的，你死我活的，但為什麼要安排他們賽歌呢?這不是宣傳「階級鬥爭熄滅論」嗎?本來阿詩瑪和阿黑在傳說中是兄妹關係，可為什麼要把他們修改為男女的情愛關係呢，這不是在宣揚腐朽的資產階級價值觀嗎?還有，阿黑射了一箭，高山就崩裂，岩石就讓路，河水還要倒流，駿馬還會銜著花去報信，這不是在胡說八道宣揚超人嗎?中國沒有超人，如果有的話，只有一個，那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當然鬥爭會不是藝術討論會，縱使李廣田有七八張嘴，也不能將心裏的話向這些造反派說清楚。他被人扭著胳膊，拉上臺去批鬥;他的脖子上掛上沈重的大牌子，在陣陣口號聲中被遊街;他在成千上萬人的注目下被罰跪，被拳打腳踢……一個知識份子的顏面被徹底掃蕩，但更悲慘的還在後面。1958年11月2日，李廣田突然死於昆明市郊外的蓮花池內，據有關資料顯示：頭部被擊傷，滿臉是血，脖子上有繩索的痕跡，腹中無水……到第二天被人發現時，他居然在水中站立著，死而不倒!後來，有許多人對於李廣田的死提出異議，究竟是自殺，還是他殺?文革開始後中國的公檢法全面癱瘓，沒有誰去給李廣田驗屍，沒有誰去調查他的死因並把它寫成報告，他的屍體很快就被紅衛兵的頭頭自作主張地火化了。在朱自清死後，與他交往甚密的李廣田曾寫過一篇文章：《哀念朱自清先生》，文中說道：「沒飯吃會餓死，嚴刑峻法大不了也是個死，這是一群人，群就是力量：誰怕誰?」但讓李廣田沒有想到的是這「群」，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他歌頌的「父親」的指使下，到處整人、打人、殺人，與我們詛咒了多少年的日本強盜沒有兩樣。懷有對鄉土濃烈感情的他，在萬般無奈中也只好向他寫了無數詩文予以歌頌的土地告別：「‘再見，再見’，這一別將永無再見之一日。」(李廣田《經驗》)
李廣田對偶像冠以「父親」的歌頌，也就成了「紅太陽頌」的絕唱，在以後的歲月裡沒有人再提起它。當然，紅太陽本人也不會對這個稱呼有絲毫的感情，因為它的發明權是令他生厭的赫魯曉夫。有人講，紅太陽一度不准身邊的工作人員剃光頭，原因是他容易聯想到喊斯大林為「父親」的那個蘇聯禿鷹。但願這是心懷惡意的人對領袖的誹謗。把對毛澤東的崇拜推向歷史高峰的是林彪，稱他為「頌聖」，可謂名符其實。他搜尋出一些好片語成一些頗有創造性的句子來歌頌毛澤東，如「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天才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句句是真理，一句話頂一萬句」，等等，但也沒有敢用李廣田用過的「父親」來歌頌毛澤東。他的政治嗅覺要比李廣田靈敏得多。與此相比，一介書生李廣田把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頌詞借用過來加在紅太陽的頭上，一來顯得生硬，二來顯得不夠氣魄。或許裡面有份真誠，但與林彪的頌詞相比是得不到別人認同的小兒科。
1980年林彪反黨集團與江青反黨集團被押上了歷史的審判臺，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黃火青對這幫禍國殃民的罪人宣讀公訴書的時候，懷著沉痛的心情說道：在教育界，僅教育部所屬單位和十七個省市，受誣陷受迫害的教師，就有142000多人，著名的教授熊慶來，翦伯讚，何四境，黃收攏，顧敏臻，李廣田、要余臺、劉盼隨等被迫害致死。誰都知道，在審判江青的時候她揮動著手臂，表示不服，至於她的心裏想著什麼，我們不必要去考查，但他的不服舉動倒是很對的。是誰把偌大的天下攪得不得安寧?是誰將大批知識份子摧殘得似人非人，似鬼非鬼?江青只不過是一枚棋子，真正的罪人還安靜地享受著至尊的待遇，難道公正的法律就要迴避這鐵的事實?難道歷史就要把他從罪惡的歷史中忽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