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3」甬溫線特大鐵路交通事故引發了人們對於高鐵大躍進的質疑。中歐國際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劉勝軍也就此發表文章《大干快上令人憂》。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稱，中國的發展確實有點大躍進的性質，高鐵的趕工建設必然會引起質量和安全上的一些問題。
劉勝軍同時表示，不止是高鐵，中國的很多建設項目都存在嚴重問題。而這些現象的根本原因是「政府掌握了太多的資源，政府有太多的錢。」他說，我們目前的發展模式對人民不負責，對子孫後代不負責。
他認為，中國奇蹟肯定是一個泡沫。中國經濟已經被房地產和地方政府綁架，而轉變的關鍵是政府自身的改革。
以下為對話實錄：
記者：本次高鐵事故，包括近期爆出的一系列工程質量事件，是否禍在大躍進式的發展？
劉勝軍：中國的發展確實有點大躍進的性質。比如高鐵，不只是超前建設，而且是趕工建設，這種趕工建設必然的後果就是質量和安全上會受到一些影響。另外，我覺得比趕工建設更可怕的是腐敗建設，像劉志軍這種案子，我們可以看到，不只劉志軍一個人，包括副總工程師，以及下面的局長都有問題。我相信再往下一直查都會有問題，因為每一個環節都要去伸手撈一把。這樣的結果是比較好的方面大不了把報價報高一點，比較壞的方面就是偷工減料，最終損失就要由國家財政和人民的生命去付出代價。
我們非常需要反思，地方政府為什麼願意去搞這些東西？其實還是和目前GDP至上的發展理念有關係。凡是地方政府把GDP做好的，它只有好處，沒有壞處。GDP做得越大越好，因為一方面可以得到更多陞官發財的機會，另一方面官員可以從中撈取非常多的個人好處，尤其是重大工程項目。像許邁永一個項目就可以收8000萬，這是目前的體製造成的一個悲劇。
從體制上來講，為什麼出現這種結果，是因為政府掌握了太多的資源，政府有太多的錢。地方政府的財政，按朱鎔基的演算法，加上中央返還的，其實已經佔了中國財政收入的2/3。這麼多年大量的高價賣地，這麼多的錢轉化成地方政府的收入，地方政府拿這些錢幹嘛呢？就是搞工程。在一個合理的體制下，國家不要想方設法的去搜刮錢，不要把土地價格抬這麼高，變相的從老百姓身上搜刮錢，搜刮了錢又去搞這些腐敗的工程。
比較好的辦法就是政府降低稅收，降低房價，然後降低土地出讓金，降低老百姓的生活成本，政府的錢越少越好，這是一個基本的原理。有很多工程都要通過市場的方法去做。市場的方法做有兩點，第一點是節約，讓劉志軍去做需要2200億，如果採取市場辦法，可能1200億就能做好了。如果有競爭機制，質量可能比目前壟斷局面造成的工程質量更高。
所以我認為從根本上來講，就是因為政府太有錢。一方面政府太有錢，另一方面政府花錢不受任何制約，這是我們目前體制最大的問題。這樣的體制問題造成的最大的後果就是一方面嚴重的資源浪費，另外一方面就是嚴重的質量隱患，第三個就是嚴重的腐敗問題，這些問題最終的代價就是導致整個公眾的情緒不滿，整個社會的不穩定。所以說這個問題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我們目前的發展模式是幾個不負責：一個是對人民不負責，一個是對子孫後代不負責。
我們現在已經把環境和資源破壞成什麼樣子了，比如說我們搞保障房建設，我們需要那麼多保障房嗎？中央有沒有勇氣去清查一下中國到底有多少房子是空置的。如果把這些閑置的房子去清理一下，就可以發現再去造那麼多的保障房對整個中國來講是一個非常大的資源浪費。蓋房需要什麼很多原材料，這些原材料就要破壞環境，這對子孫後代是非常不負責任的。
這些空置房去了哪裡了，有的可能是個人投資，這個是合理的，我們沒有辦法。有了錢買第二套、第三套是合理的。但是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問題是官員的腐敗問題。中國最近落馬的這些官員，哪一個官員沒有幾十套房子。每一個官員有幾十套房子的情況下，你又要去花那麼多資源建那麼多的保障房，這對整個社會來講是一個非常大的資源浪費。
保障房建設本身就涉及腐敗，河南保障房還沒蓋好就已經出問題了。因為保障房本身是一個非市場化的產品，沒有一個市場的競爭機制去保證，這裡面一定是腐敗和質量危機。保障房建出來，第一它的質量有問題，第二在分配過程一定也是有問題的。你怎麼能保證那些有錢人不去利用這些機會賺錢？我覺得我們搞保障房建設是一個非常大的政策性錯誤，真正應該做的，是搞廉租房。
任何一個社會都有兩極分化，有窮人沒有關係，政府可以一個月給你100塊錢象徵性的房租，讓他有廉租房住就可以了。但是千萬不能把產權變成他的，因為這樣社會就沒有激勵效果，窮人也可以有房子，那我那麼辛苦的掙錢去幹嘛呢？我覺得讓這些窮人有地方住是底線，但是沒有必要通過保障房的形式把房子賣給他，這是一個不合理的激勵。這樣一個工程造成的腐敗和扭曲也是非常巨大的。我覺得中央應該把這個政策給糾正過來，這是一個非常錯誤的方向。
記者：此前的宣傳中，常常會談到中國的高鐵發展奇蹟。現在有人認為高鐵奇蹟被證明是一個泡沫。您覺得高鐵的發展是不是一個泡沫，中國經濟的奇蹟呢？
劉勝軍：中國奇蹟肯定是一個泡沫。中國高鐵是不是泡沫，現在看起來還需要證據。我們現在只能判斷，高鐵肯定是有質量隱患，至於我們在技術上是不是可以和歐洲、日本、德國相媲美，因為我不是技術專家，我也很難說。但是鐵道部前任副總工程師周翊民前段時間說過中國的高鐵有質量問題，像他這樣的專家都認為高鐵是有問題，我想高鐵一定是有問題的。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即使假設我們的高鐵在技術上是先進的，但是如果連質量都保證不了，這樣的技術先進是沒有任何意義的。至於說GDP泡沫是毫無疑問的。要考慮GDP的代價是什麼？我們中國的GDP本質上是犧牲中國的環境，中國的資源，中國老百姓的一些福利去服務兩類人。一類人是發達國家的消費者。我們污染了中國的環境，把低價產品賣給美國，這不是服務於美國消費者嘛。
第二個是服務於中國的權貴階層。我們知道每一個扭曲背後一定有利益的尋租。比如說紫金礦業[5.47 0.00% 股吧]，如果我通過污染環境排放污染物，降低了一個億的生產成本，我完全可以拿出2000萬去尋租。給這個官員送500萬，給那個書記送500萬，不就解決了嗎？這裡面一定是腐敗。所以說現在中國最腐敗的幾個領域，一個是環境保護，一個就是產品質量監督，還有一個就是中國的基礎設施。
這樣的GDP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它只是服務於發達國家的消費者，服務於中國的權貴階層，這樣的GDP不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我覺得比泡沫更可怕的是，人民付出了生命健康的代價。
記者：中國經濟就好比一列高鐵，追求了速度，犧牲了安全，對嗎？
劉勝軍：對。犧牲了安全，犧牲了人民的福利，我覺得是非常不公平的。如果說全體人民都是在同一個起跑線上付出代價是可以接受的，但現在的問題是大多數人受損，而少數人受益。我借用溫家寶總理的話說：是不公平、不正義的，是不得人心的。
記者：您覺得中國經濟有沒有硬著陸的風險呢？
劉勝軍：中央也提出經濟轉型的口號，但是做的過程肯定是很痛苦的。從短期來看，中央比較尷尬的是整個中國經濟已經被房地產綁架了，被基礎設施，被地方政府飲鴆止渴的投資給綁架了。這兩個問題不解決，中國經濟轉型就轉不過來。而且這些東西漏洞會越來越大，比如說房地產問題，如果房地產一直漲下去，所有人都買不起房，最終變成少數人的遊戲。這樣一個市場，從經濟上來講一定是崩潰的，從政治上來講是不可接受的。
第二個是地方政府的投資。地方政府投資如果成為爛賬，爛賬又會轉移到金融體系，又會引發整個社會的風險。所以中央現在的宏觀調控是兩難。一方面要控制地方政府的借貸，但另一方面，控制的過程就會導致壞帳的出現。如果加息，地方政府就更加還不起債務，如果加息太快，房地產價格崩潰，不只是對GDP的打擊，對整個金融體系也會帶來很大打擊。
所以說某種程度上來講，中國經濟被地方政府和房地產這兩個因素給綁架了。怎麼去轉變？關鍵還是靠政府自身的改革。中國要完成兩個轉變，第一個轉變是中國經濟的著重點要從政府和房地產的亂投資轉向老百姓的消費。怎麼轉呢？老百姓要有錢，沒錢怎麼消費。
第二個，企業要從粗製濫造轉向創新。即使做不到像蘋果公司的創新，至少也要做到像日本的公司一樣講究質量。怎麼做到這一點，政府本身要有所為，有所不為。
在很多領域，比如說食品安全的問題。政府不去做，靠消費者是不可能去識別食品安全的。這就是政府本身應該盡的一些義務和職責。再比如我們的證券市場，證監會去管這些審批，導致的就是腐敗，結果反而沒有精力去搞市場的監管。中國的內幕交易目前來講是非常嚴重的。
我認為這些問題都是政府要下決心，有勇氣改革才能夠解決的問題。這樣中國的消費者才能慢慢有能力消費，中國的企業才會慢慢走向創新的道路。企業不創新是因為現在造假太容易了，造假沒人管。尋租也太容易了，搞定一個市場就可以賺5個億，這樣的環境下誰去創新呢？所以最核心的問題還是在政府身上，不能怪企業，企業只是制度給了它這樣一個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