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納粹德國元首希特勒喜歡聽瓦格納的音樂，納粹在作惡時，往往會在瓦格納的音樂伴奏聲中進行。美國好萊塢著名電影導演斯皮爾伯格在拍攝電影「辛德勒名單」時就把這一史實揉合進電影劇情之中。當納粹士兵在血洗華沙猶太人聚居點時，背景聲就是高音喇叭播放的瓦格納的交響曲。在時而高昂激越，時而華麗歡快的樂曲聲中，納粹士兵神情興奮地追殺那些藏匿的猶太婦孺，一旦擊中目標，他們的臉上會浮現一種猙獰的亢奮表情- 一種使命感得到部分滿足所帶來的亢奮。在推向高潮的瓦格納的華彩樂章中，這些納粹士兵神色陶醉地轉向他們的下一個獵物。
音樂在第三帝國時期與恐怖和暴行令人難以致信地結合起來。在經過符合納粹主流意識形態標準的篩選後，那些「健康的」，「符合雅利安人種精神要求的」音樂被用來教育第三帝國的臣民；而那些「不健康的」，「黃色的」「低級人種的」音樂則隨著它們的樂譜與成千上萬冊書籍在「恐怖之夜」一起被焚燬而被禁絕。正是在這種浸透著種族主義色彩的音樂的熏陶下，德國人被教育成效忠元首，仇視其他族裔，特別是仇視猶太人，冷血無情的戰爭機器。
在中國，所謂革命歌曲－－即現在正在狂熱傳唱的紅歌－－則在暴力肆虐的文革時代扮演過同樣的助虐者的角色。那時候，紅衛兵往往一邊慷慨激昂地歌唱這些革命歌曲，一邊肆無忌憚地濫施暴力。劫後餘生的倖存者們不但對那種暴力存有刻骨銘心的記憶，而且對伴隨這種暴力的音樂也產生了一種近乎於發自本能的恐懼。記得文革過去多年之後，北大著名美學教授朱光潛先生還曾經鄭重其事地呼籲要禁止播放文革歌曲，謂這些歌曲會把人們時空錯亂地帶入文革的情景中去，隨之產生一種心理上的深深的恐懼。
這是一種身心受創者的可憐乞求，這種乞求揭示出文革歌曲-即那些紅歌-是文革罪惡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們成為受害者要極力擺脫的夢魘。試想，當你的妻子在這種暴戾的音樂聲中，被她的學生用帶釘頭的木棍，滾燙的開水折磨而死；當你的母親在那種聲嘶力竭的音樂聲中，被割斷喉管，綁赴刑場；甚至當你本人在這種恐怖的音樂聲中，頭頂一頂沈重的高帽，被強摁跪倒在千萬人前，帶銅頭的皮帶隨著音樂的節奏抽打在你的脊樑上，那種音樂對於所有這些受害人的意義，就不啻是地獄中魔鬼的嚎叫。
音樂本來應是人類美好情感最適宜的表達形式， 它們應該用於傳達自由，平等，博愛的普世價值。在世界文明史上，那些流傳久遠，為人們廣為傳唱的歌曲，往往是那些歌頌人類自由精神，人類平等尊嚴，人類博愛情懷的作品。可是紅歌卻被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塑造成膜拜領袖救主，歌頌奴性，宣揚仇恨和暴力的工具。在紅歌裡，你聽不到對個體獨立，尊嚴和價值的弘揚，聽得到只有對獨裁者的頂禮膜拜和匍伏臣服，如「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或者對極權集團獻媚和輸誠效忠的令人肉麻的表演，如「黨啊，我的母親」；你聽不到對他人，對生命的尊重，對弱小的憐憫，對不同性的寬容，聽得到只有用階級劃分來割裂社會，煽動仇恨和暴力的反人類叫囂，甚至還有赤裸裸地煽動對他人生命和財產的剝奪，如「打倒土豪分田地」等等。正是在這種浸透著階級仇恨色彩的音樂的熏陶下，中國人民在血腥的暴力輪迴中互相殘害，有時是作為施暴者，更多的時候，是施暴的對象。而文革，不過是這場暴力連續劇中的一個特殊場景。
待到文革結束，人民遍體鱗傷，國家瀕臨崩潰，極權集團中的部分頭腦清醒的人才不得不改弦更張，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其中最重要的舉措，就是在經濟領域再造已被鏟除的有產階級階層，即所謂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並保證讓他們在統治集團中分享到政治權力，即「讓資本家入黨」；在意識形態方面，則廢除階級鬥爭學說，併進而強調「和諧社會」以緩解由於經濟地位分化而導致的社會對立。紅歌-這種由以階級鬥爭為特點的意識形態培植出來的文化怪胎-於是就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不再得到統治集團的寵愛。
可是，由於政治改革的停滯，中國社會未能建立一種民主制衡的制度。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財富分配卻大幅度向權貴集團傾斜，形成所謂的權貴資本主義。由此出現一個貧富極為懸殊，群體矛盾急劇惡化的社會。在社會日趨動盪的時期，統治集團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政治上更趨保守，無形中逐一關上了社會底層和上層之間協商和良性互動的大門。在這種社會張力逐漸趨向於破壞性釋放的背景下，而政治結構中又沒有一種通過協商妥協來制度化地緩解矛盾的渠道，於是社會群體的抗爭性行為就愈演愈烈，並且，抗爭者逐漸開始尋求自己行為的意識形態方面的正當性。於是，那種以階級衝突和階級鬥爭為特點的邪惡的意識形態又開始死灰復燃。紅歌-作為這種破壞性的意識形態的一種情緒宣泄-就再次登上歷史舞臺。更為詭異的是，極權集團中的部分野心家，一方面為了借重底層民眾表達的民意以獲取在權力博弈中更大的份額，另一方面，則為了轉移現實中的矛盾的焦點，以唱紅歌的組織者的面目粉墨登場。一時間，居心叵測的挑唆者與愚昧的民眾合流，中國的土地上又出現了「唱紅」這種光怪陸離，烏煙瘴氣的一幕鬧劇：在嚴密的行政力量的組織下，各種背景的群體登上舞臺，大唱紅色經典歌曲。全不理會這些歌曲中與現代文明精神和普世價值脫節甚至背離的內容。久已被邊緣化的農工底層民眾在渾然忘我的旋律中自我麻痺，以尋求暫時忘卻眼前的痛苦；歷次運動中的作惡者在慷慨激昂的唱辭中洗刷自己的負罪感；而失意政客和野心家們則在聲勢浩蕩的隊列和聲威中再次體味操縱和驅使千軍萬馬的失落了的輝煌。
最不可理喻的是：許多人是在沒有利益誘使和外力脅迫的情況下，自願加入這樣的合唱的，這些參與者甚至包括那些過去紅歌的最大受害群體。他們本人，或者他們的親屬曾被紅歌作為象徵的恐怖年代深深傷害。可是，他們竟然自虐般地再次為邪惡歌功頌德。例如，儲安平的兒子儲望華在移居澳大利亞多年之後，竟然還在自己的鋼琴獨奏會上彈奏《東方紅》，全然忘記他所歌頌取悅的對象就是對血腥虐殺他父親儲安平負有直接責任的罪魁。它引起我們的聯想是一群從納粹集中營劫後餘生的猶太孤兒，現在正在列隊齊唱納粹德國軍歌《納粹青年團對元首的宣誓》。但當我們意識到後一幕絕對不可能在現實中出現時，前一幕的真實性所帶來的震撼將使我們徹底失語。
這種現象更預示唱紅這種喧囂決不僅僅是一種可以被輕蔑地忽視的社會現象。它是對我們民族的記憶和反省能力的一種測試。這種測試為下一次規模更大的罪惡的到來在作準備。
紅歌就像所有其他在恐怖時期流行過的文化宣傳品一樣，是一種刺激人類喪失理性良知，助紂為虐的觸媒。這種觸媒被保留下來並為弄權者所再次利用，對於一個倡導「和諧社會」的國度來說，是一種不詳的凶兆。在這樣一個只缺理性改良傳統，卻永遠不缺暴戾之氣，並且對巨大歷史災難完全失憶的國度裡，它們可能成為再次喚起邪惡暴力與巨大破壞力的妖符。也許，它們下次喚起的暴力的施暴對象會略有不同：成功的商人，在改革開放中的發跡者，躋身社會頂層的精英，自然，也決不會讓居於權力格局頂端的部分人逃過這一厄運，儘管他們或許就是揭開這一邪惡妖符的玩火者。
只是，歷史告訴我們，我們每一個人，最終又都會再次成為這種惡性循環的暴力的犧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