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岱文化盛，齊魯聖人多。齊魯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源頭，歷史上曾長期居於中華文明的前列，各個領域皆取得了輝煌成就。這片文化沃土孕育誕生了我國歷史上各行各業的傑出代表人物，如文聖孔子、科聖墨子、兵聖孫子、工聖魯班、謀聖諸葛亮、書聖王羲之等等。各業元聖燦若群星，點亮了華夏文明的歷史星空，燭照著中華民族的前進歷程。被譽為中華商聖的陶朱公，就是春秋戰國時期在齊魯大地上升起的一顆商界巨星，彪炳千秋，世代傳誦。
定居「天下之中」
定陶古稱陶丘，簡稱陶。陶遠為堯舜故都，周時為曹國都城。據《史記》記載：春秋末越國大夫范蠡功成身退後，以陶為「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遂在此定居經商，號陶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定陶」之名緣此而得。
范蠡，在我國幾乎家喻戶曉，是一位極富傳奇色彩的歷史人物。司馬遷這樣總結評價他的一生：「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定陶是他三次遷徙的最後一站，也是他取得輝煌商業成就的地方。
范蠡，字少伯，春秋末楚國宛邑三戶（今河南南陽）人。我國歷史上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和商業理論家。范蠡出身寒微，未發跡前生活困窘，但志存高遠，卓而不群。因懷才不遇無法施展抱負，就披髮佯狂，倜儻負俗，鄉人謂其痴狂。當時文種擔任宛令，獨具慧眼，料定范蠡必有超凡之才，遂多次親往拜訪，成為至交。他們分析天下大勢，認為東南地區的吳、越二國具有「地戶」之像,有條件成就霸王之業。文種范蠡相繼來到越國，受到越王勾踐的重用，雙雙被任命為大夫，開始了追逐霸業的政治生涯。他們兩人輔佐勾踐臥薪嘗膽，富國強兵，屢出奇謀。經過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終於幫助越王實現了滅吳復國、稱霸諸侯的宏偉大業。范蠡功高位重，勾踐委以上將軍、相國，其政治生涯也走到了輝煌的頂點。「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於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共患，難於處安」。便辭官去越，急流勇退，隱姓埋名，浪跡江湖。
范蠡離開越國時，擔心好友文種的安危，給文種寫信說：「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古代相術中，脖子長、嘴形尖的人多為陰險狡詐之輩)，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勸文種早日退隱，避免遭禍。文種見信後，認為很有道理，遂稱病不朝。正如范蠡所預料，後來勾踐聽信讒言，將文種賜死。
范蠡入三江，出五湖，幾經碾轉，到過齊國。「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戳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十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以為，「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於是就再一次辭官出走，「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於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於陶。」最後來到「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的業商中心陶邑，自稱朱公，「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十一之利。」沒有幾年，果然又「資累巨萬」，富甲天下，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商人，「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陶朱公居陶經商十九年間三致千金，他三聚三散，將財富「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最後「卒於陶」，在這裡劃上他人生輝煌圓滿的句號。
范蠡為何選擇在陶邑定居經商呢？就像他當初選擇越國成就霸業一樣，在這裡又一次顯現出一個政治家、軍事家的戰略眼光。范蠡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春秋戰國時期，由於工商業的空前發展，商品交易十分活躍。陶邑處於中原腹地，再加上水陸兼備、四通八達交通條件，自然成為全國各地商品交換的必經之地。在陸路交通方面，陶為午道之所在。所謂「午道」，按照東漢鄭玄的解釋：「一縱一橫為午，謂交道也。」也就是現在所說的十字交匯的「黃金十字架」。其實，促進陶邑繁榮的交通道路，不僅有陸上的，更有水上的。公元前484年，吳王夫差為爭霸中原，開鑿了溝通濟水與泗水的運河，即菏水。菏水的開鑿使當時所謂的四讀，即江、淮、河、濟，得以互相聯繫起來，使黃河、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水道交通聯結成網，陶處於菏水和濟水會合的地方，也就正處在這個水道交通網的樞紐。交通便利促進了商品交易，當時北方的畜產品，南方的羽毛、象牙、顏料，西方的皮革、毛織物、氂牛尾，東方的絲織品、魚、鹽等，都可以在這裡買到，陶邑很快發展成為「天下之中」的經濟都會。當時成為一方經濟中心的經濟都會很多，惟獨陶稱「天下之中」，可見陶邑的繁榮程度。所謂「天下之中」，不僅是區域經濟中心，更是包括當時諸侯各國在內的經濟中心，即全國性的經濟都會。可以說是陶邑的繁榮成就了朱公事業，而陶朱公的定居使「定陶」更加揚名。
陶朱公經商有道
陶朱公居陶經商成為巨富，「天下之中」的經濟都會是其成功的客觀條件，但根本的原因是他具有超乎常人的綜合素質。他在經營活動中所表現出的非凡智慧和人格魅力，極受後世商人的推崇，「陶朱公」的名字成為商家成功的楷模和財富的象徵。他那富有哲理的商業理論和令人嘆為觀止的經營技巧，被稱作「陶朱術」，在很長一段時間成為中國商業經營的代名詞。陶朱公的經營思想概括起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道德經商。陶朱公經商僅「逐十一之利」，薄利多銷，賈法廉平，不盤剝百姓。經商致富靠的是無損於民的經營技巧，不搞損人利己。經商致富後，他屢散家財，賙濟貧困，被時人譽為「富好行其德者」。陶朱公開創了道德經商的中國儒商傳統，被尊為儒商鼻祖。
--「農商俱利」。在中國古代，社會生產以農業為主，以農為本，稱商為末，社會普遍「重農輕商」。陶朱公提出「農末俱利」的經濟理論，在當時確實是一大進步。他居陶期間，身體力行這一理論，採取「以末致財，以本守之」的經營策略，「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農牧商結合的經營模式，保證了他經營的成功。
--「隨時以行」。范蠡說過：「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必有以知天地之恆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他善於掌握社會時勢與自然界的變化規律，預測發展趨勢，扑捉成功的時機。由此，他提出很多著名的商理，如「時用則知物，知斗則修備」，「水則資車，旱則資舟」，「得時無待，時不再來」等，至今仍被商人奉為至理名言。
--「積貯之理」。「積貯之理」即貨幣週轉流通的原則。他主張加快資金週轉，使手中「無息幣」，「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他揭示了「貴極必賤」的價格變化規律，「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賤取如珠玉，貴出如糞土」，要根據市場價格的變化及時果斷地買進賣出。他在兩千多年前就成功地運用了近代西方經濟學才揭示出來的供求規律、流通規律等商品經濟法則從事經營活動，所以能取得巨大的商業成就。
--重視人才。陶朱公提出「擇人」和「不責於人」的人才思想，「擇人」就是要善於選擇經營人才，唯才是用，司馬遷稱讚陶朱公是「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不責於人」就是用人不能求全責備，應用其所長，避其所短。
後人根據陶朱公的經商思想加工整理而成的《陶朱公生意經》，至今仍在定陶一帶廣泛流傳，被當地商人奉為經商寶典。《陶朱公生意經》有人稱作《陶朱公商經》，亦稱作《陶朱公商訓》、《陶朱公經商十八則》等，內容如下：
生意要勤快，切勿懶惰，懶惰則百事廢。
接納要謙和，切勿暴躁，暴躁則交易少。
價格要訂明，切勿含糊，含糊則爭執多。
帳目要稽查，切勿懈怠，懈怠則資本滯。
貨物要整理，切勿散漫，散漫則查點難。
出納要謹慎，切勿大意，大意則錯漏多。
期限要約定，切勿延遲，延遲則信用失。
臨事要盡責，切勿放任，放任則受害大。
用度要節儉，切勿奢侈，奢侈則錢財竭。
買賣要隨時，切勿拖延，拖延則機會失。
賒欠要識人，切勿濫出，濫出則血本虧。
優劣要分清，切勿混淆，混淆則耗用大。
用人要方正，切勿歪斜，歪斜則托付難。
貨物要面驗，切勿濫入，濫入則質價低。
錢帳要清楚，切勿糊塗，糊塗則弊竇生。
主心要鎮定，切勿妄作，妄作則誤事多。
工作要細心，切勿粗糟，粗糟則出劣品。
說話要規矩，切勿浮躁，浮躁則失事多。
據《史記》記載，當時到陶邑做生意的還有一位大商人，複姓端木，名賜，字子貢，乃孔子的得意門生，但熱衷於經商。「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曹即指曹國的都城陶邑，子貢在曹、魯之間經商，成為孔子弟子中最富有的人，「家累千金」。他經商致富，竟至「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簡直達到了富可敵國、與國君平起平坐的地位，分庭抗禮這句成語就出在這裡。後來陶朱公居陶經商成功，朱公的經商手段及所擁有的財富遠遠超過子貢，他自愧不如陶朱公，就另到齊國謀生去了。中國舊時商店的門面通常彫刻「陶朱事業，端木生涯」的楹聯，作為商店的通用標識。商家都自詡為陶朱公、端木賜的門徒，「陶朱事業」成為商業的代稱，「端木生涯」則成了商人職業的稱謂。
陶朱公造秤
據當地民間傳說，陶朱公居陶經商時還發明瞭秤。陶朱公經商的時代還沒有衡器，市場上很多貨物的交易都是估計份量，很難做到公平交易。於是他便設想製造一種能測定貨物重量的工具。
一天，陶朱公用桔槔從井中汲水時受到啟發。桔槔是當地常用的汲水工具，它是運用槓桿原理設計製造的。即在井邊豎一高高的木樁，再將一橫木綁在木樁頂端；橫木的一頭吊水桶，另一頭繫上石塊，此上彼下，輕便省力。陶朱公急忙回家模仿桔槔做起實驗來：他用一根細直的木桿，一頭拴上吊盤，用以盛裝貨物，一頭系一斧頭作砣，再用木樁把木桿支撐起來。實驗發現，吊盤的貨物越多，斧頭就要移得離支點越遠，才能保持木桿平衡。他把貨物的多少與斧頭移動的距離一一作了記錄，且在木桿上刻出標記。為使用方便，他把一隻斧頭的重量定為一個單位--斤。但是，比斧頭輕的東西怎樣秤量呢？范蠡苦苦思索了很長時間，仍沒有好的解決辦法。
一天夜裡，陶朱公夜觀天象，天空星宿的排列又給他帶來靈感。他於是便將秤桿上一斤的距離平分為十三份，用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做標記，一顆星代表一兩重，十三顆星代表一斤。為表現它的公平，陶朱公就給它起名叫「秤」。從此，市場上便有了計量貨物重量的工具--秤。這種秤必須把木樁固定在地上使用，對於坐商還可以，而對於行賈使用起來就很不方便。於是陶朱公又對秤進行了一番改造，在秤桿支點上鑽個小孔，小孔穿上麻繩，用手來提。這樣一來，秤的使用和攜帶就方便多了。
但是，時間一長，范蠡又發現，一些心術不正的商人，賣東西時缺斤少兩，剋扣百姓。他決定把秤再作改進，警告奸商用秤要公平心正。他改秤桿白木刻黑星為紅木嵌金屬星形，並在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之外，再加上福、祿、壽三星，以十六兩為一斤。他告誡商人，經商必須光明正大，不能去賺黑心錢。並說：「經商者若欺人一兩，則會失去福氣；欺人二兩，則後人永遠得不了俸祿；欺人三兩，則會折損陽壽！」即使是惟利是圖的奸商，賣東西時也不敢缺斤短兩了。
就這樣，秤這種計量工具便一代一代地流傳下來，一直沿襲了兩千多年，直至今天。據史料對照，陶朱公發明的秤比羅馬大秤還早二百多年呢。
富好行其德
陶朱公經商聚集了大量的財富，他卻屢聚屢散，樂善好施，賙濟貧困，司馬遷稱讚他「富好行其德」。陶朱公認為，「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為幫助百姓發家致富，他毫無保留地傳授生財之道。魯國有個窮士叫猗頓，「耕則常飢，桑則常寒」，靠販鹽為生。他聞陶朱公致富有術，便來求教致富的方法。陶朱公教他「子欲速富，當畜五牧」。猗頓按照陶朱公的指點大畜牛羊，後成富翁，與朱公並稱「陶朱、猗頓」，馳名天下。
陶地低窪多水，陶朱公便教百姓鑿池養魚。他告訴百姓，「致富之法五，養魚第一」。定陶縣城內現仍存有一大池塘，傳說是陶朱公當年教民養魚的地方。後來，陶朱公在總結民間養魚經驗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養魚實踐，寫出《養魚經》一書，對傳播養魚技術、幫助百姓致富起到了積極的作用。1999年出版的首部《中國古代動物學史》稱陶朱公《養魚經》「是世界上最早的養魚專門文獻，也是養魚的始祖，對世界養殖學史來說是有重要價值的文獻。」
陶朱公善於聚財，樂於疏財，又肯幫助別人發財，聚財散財，幾乎是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簡直達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人們對這位駕御財富得心應手的「財富英雄」頂禮膜拜，愈傳而名愈顯，像所有「文化英雄」崇拜一樣，傳統文化中的陶朱公也完成了從凡入聖、由人變神的演變過程。秦漢以後，陶朱公就一直被商家奉為祖神——商神、財神。《列仙傳》說：陶朱公傾其一生之力，感悟人間正「道」，晚年大徹大悟，便將畢生全部心血與感悟，凝煉於一方至寶之中，取名「聚寶天下」（後來又演義成聚寶盆）。寶物煉成之後，陶朱公最後一次散盡了自已的百萬家財，「懷其重寶、升仙而去」。從那以後，天下就有了財神。
有人還專門對中國民間信奉的財神進行比較研究。由於地域文化的差別，各地所供奉的財神也有多位，又有文武之分，如武財神趙公明、關羽，文財神比干、陶朱公等等。在所有被供奉的財神中，只有陶朱公與財富有關，陶朱公是當之無愧的「財神」。
定陶一帶至今還流傳一首民謠：「紅蘭寺，朱漆門，堂上坐著大財神。大財神，出凡塵，三聚三散越王臣。越王臣，富貴身，手裡捧著聚寶盆。聚寶盆，天下聞，財源滾滾滿乾坤。」紅蘭寺是供奉陶朱公的一座廟宇，在縣城南古柳河畔，今廢。宋朝詩人呂本中在《過定陶范蠡廟》中寫到：「悠悠千載五湖心，古廟無人鎖綠蔭。為問功成肥遁後，不知何術累千金？」古往今來，向先賢拜求「致富術」者絡繹不絕，「商聖」的光輝形象也昭示激勵著一代代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