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在小區的橋邊巧遇前同事，聊起當年國企同事的近況。十年前兩萬多人的廠子，現在也就剩下三千不到，據說BS公司將遷到福建某地，未來這批老大不小的留守者要麼一年回家兩三次，要麼辭職走人。我搞不懂這些做不鏽鋼的如何轉行搞金融和航運。
冬天在上海北區各個路口當交通協管員的前同事極多，很多還穿著原單位的灰色工作棉襖。
每次遇見，有親切有酸楚。
記得98年一夜之間，新領導宣布福利分房結束，所有未分的房子全部套現後歸還銀行貸款。有些人分到，有些人還沒輪上，歷史就在這一刻凝固了。十多年來，除了極少數擅於鍋子騰挪的買了商品房(意思儂懂的)，其他都原地不動，除非有私房的正巧碰上動遷。十多年來上海樓市一輪轟轟烈烈大行情與那些當年40到60的人毫無關係。00年房價3000，你月薪800;02年房價5000，你漲200;03年房價10000，你月入千五;07年房價20000，你每月 3000。反正你永遠籌不滿首付的。人生麻將，你從頭到尾做相公。
聊幾句宏觀大事，美國總算沒有違約，但市場依然不給面子。天朝總是在別人狂跌的時候該跌不跌，否則怎麼體現我們的優勢呢?
未來很長時間也許還是一角兩角小麻將的走勢，參與者虧不了大錢也發不了大財。也許有一人天朝的401K來了，也有了類似微軟、IBM這樣的大公司，才會有新一輪的大牛市。
再轉一篇中青報的文章，紀念一下那失落的階級。
本報記者 趙涵漠 《 中國青年報 》( 2011年08月03日 12 版)
放映廳裡只坐著4個人，空蕩蕩的。財經作家吳曉波看完了一部名叫《鋼的琴》的電影。
7月的一個晚上，吳曉波無意間在杭州一家電影院的海報上發現了這部以下崗工人為主角的電影。這部投資只有500多萬元的小成本影片，夾在《建黨偉業》和《變形金剛3》之間短暫的空當兒上映，顯得很不起眼。
《鋼的琴》講述了一個並不複雜的故事。男主角陳桂林是東北一家大型國有企業鑄造分廠的工人，在國企轉制的年代下了崗。妻子改嫁富裕商人，陳桂林獨力撫養女兒。這個會拉手風琴的中年人和幾個老工友一起組成了一支小樂隊，專門做婚喪嫁娶的生意。
生活本來就要這樣湊合著過下去，可正在讀小學又極其喜愛彈鋼琴的女兒提出要求，父母誰能送給她一架鋼琴，她就和誰生活。窮困潦倒的陳桂林拿不出這筆「巨款」，便忽悠了曾經是工友，如今分別是女歌手、全職混混、退役小偷、落魄大哥、退休工程師和豬肉販子的幾個人，硬生生地在已經廢棄的車間，用鋼造出了一架 「鋼的琴」。
在吳曉波看來，《鋼的琴》帶給當今中國的意義或許並不僅僅停留在電影領域。「一地衰敗的鐵西區過去了，國有企業改革的難關過去了，2000萬下崗工人的人生也都過去了。現在，只有很小很小的一點憂傷，留在一部叫做《鋼的琴》的小成本電影裡。」
但正是這部電影直面了幾乎快要被這個社會遺忘的人群。「他們沒有犯過任何錯誤，卻承擔了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價。」吳曉波寫道。他這篇影評的標題，叫做《中國工人階級的憂傷》。
這個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陽臺，一躍而下
7月7日，電影裡那架用鋼製成的鋼琴被裝進了一輛藍色的大卡車中，離開拍攝地鞍山，來到北京。在導演張猛看來，比起那些能映出優美倒影、黑白相間的鋼琴來，這架「鋼的琴」顯得「笨拙又束手無策」。
就在兩個多月的拍攝工作完成後，這個龐然大物開始生鏽，然而「琴雖鏽了，記憶沒鏽」。與鋼鐵有關的歲月，是這個36歲的導演生命中難以迴避的一部分。他出生在鐵嶺的一個工廠大院，家族裡有7個人曾分別在遼鋼和鐵西鑄造廠工作過。
張猛舉家搬到瀋陽後，鋼鐵仍一度在這個城市佔據著舉足輕重的位置。遼寧曾是一五規劃的「重中之重」，蘇聯式的計畫經濟體制在瀋陽發育得最為完備。一條鐵路標識著瀋陽普通生活區和工廠區的界限，鐵路以西，便是著名的鐵西區。蘇聯援建的「156工程」，鐵西佔了3家。
張猛還記得，鐵西區裡工廠連成一排，煙囪林立。他甚至聽說，無論人們從哪個方向進入瀋陽，都會看到冶煉廠的3座大煙囪。這3座高達百米的煙囪是「回家」的標誌，簡直成了「瀋陽的地標」。
電影中，也有兩根突兀的煙囪不斷在畫面中出現。工人們生怕它被毀掉，恨不得將那裡改建成「蹦極的場所」。可是這群人甚至連自己的生活都照料不好，煙囪最終還是被爆破了。現實中的瀋陽，冶煉廠的3座大煙囪也於2004年被拆除。
蘇聯「老大哥」援建的不僅是大型工廠，還包括大片的蘇式工人村。張猛記得，在那些磚紅色外牆的3層小樓周邊，配套建設有學校、電影院、照相館、副食品商店、浴池和街心花園，「那時的工人村，真是不得了!」
在張猛的記憶中，鐵西區工人的好時光大概從1985年就開始走下坡路，那一年，瀋陽市防爆器械廠宣告破產。人們普遍將上世紀90年代初期視作最早出現下崗職工問題的時間點，為了提高效率，國企開始著手將冗餘人員從原有的崗位撤換掉。曾經一家幾代人接班上崗的工人們，第一次發現自己手裡的「鐵飯碗」也有可能輕而易舉地被人奪走。
2002年，鐵西區已經變為下崗問題的「重災區」。當時還是新華社記者的吳曉波前往鐵西對下崗工人進行調研，至今他還記得，一種平靜得近乎麻木的情緒包裹著那裡，人們很少控訴，更多的只是沉默。
他在工人村裡遇到了一個每天去菜市場撿白菜幫子帶回家的中年人，當被問及自己的單位時，那人用一種極其平和的語氣替工廠開脫：「廠子原來很輝煌，但是現在虧損很多年了。國家很困難，我們也理解。」
這個帶著一兜白菜幫子悄悄離去的背影，並不是這個城市的孤本。
儘管那時大部分下崗職工的「吃飯」等基本需求可以得到滿足，家庭收支也屬平衡，但學者們更傾向於將這種平衡稱為一種「脆弱的平衡」。子女上大學的學費、一場疾病、甚至食品價格的上漲都可能成為壓垮這種「平衡」的最後一根稻草。
在一個普通的工人家庭裡，夫妻幾乎同時下崗，兒子正在讀初中，僅僅維持基本的溫飽也成了大難題，每一筆額外的開支都可能讓這個家庭徹底陷入貧困。一天，兒子告訴父母，學校即將召開運動會，按照老師的要求，他得穿一雙運動鞋。可這個家就連買一雙新鞋的錢也湊不出來。吃飯時，妻子不斷抱怨著丈夫沒本事。丈夫埋頭吃飯，沉默不語，可妻子仍舊埋怨著。這個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陽臺，一躍而下。
這是吳曉波在調研時聽說的一個真實故事。直到今天，他仍然記得給他講故事的那張面孔，「無悲無傷，苦難被深深鎖在細細的皺紋裡」;他仍然有時會在夢中再次遭遇這些故事和面孔，「渾身顫慄不已」。
我們還是需要把那個時代拿回來，攤到人們面前
《鋼的琴》背後就是這樣一個時代。高聳但隨時可能被炸掉的煙囪、被遺棄的工廠和蕭條的生活區是那些曾經生活在其中的人難以抹去的集體回憶。
可張猛卻發現，總會有觀眾來問他有關電影的細節，「那時的啤酒長那個樣子?那個年代也有寶馬嗎?」坐在瀋陽一家五星級酒店的咖啡廳裡，這個電影人無奈地笑了，「其實那個時代距離今天真的沒多遠，只有10年而已。」
他明白，鏡頭裡這些下崗工人曾經密佈在自己的周圍，可是如今，他們「早已不是生活的主流了」。這個「總喜歡把生活拿回來再想一想」的電影人一臉疲倦地解釋著自己的使命感：「我們還是需要把那個時代拿回來，攤到人們面前。下崗工人不應該就這樣被遺忘掉，或是繼續失落下去。」
2004年，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的一些學者前往遼寧、吉林省就下崗職工的社保問題進行調研，郭於華教授是其中一員。今天再回想起當時的情景，她仍然記得籠罩在工廠區裡那種「無望的氣氛」。
那年，曾風光一時的長春拖拉機廠已經衰敗。一位退休職工給市領導寫了一封信，信中稱，下崗職工能夠就業解決生活問題的僅佔其人數的20%，退養職工每月只能領到176元，退休職工雖有「保命錢」，卻要兼顧下崗的兒女和上學的孫輩。甚至，「由於生活極為艱難，職工家庭糾紛增多，離婚率不斷上升，嚴重的是自 1998年以來因為生活困難而服毒、跳樓、臥軌、自縊、拒醫而亡的不正常死亡事件時有發生」。
在這座人們曾經擠破頭想要進來的工廠，一名當時44歲的工人與妻子每天的飯錢不到5元，「每頓兩個饅頭，吃點自己醃的咸菜」。
一位下崗的母親將「家裡所有的硬幣和一毛一毛的」都收進塑料袋裡，總共只有200多元。那就是這個家的全部家當，甚至還不夠讓讀小學二年級的兒子參加補課班。而根據記錄，那一年，全國豬肉平均零售價格為每公斤13.76元。
曾經的職工將一張公告貼到廠裡：過去，「無論病有多大多重，你都用不著擔心醫療費用問題」，可後來一切都變了，有了病就要動用生活費，工廠三年五載也不能給報銷一次，「小病買幾片藥，大病就得硬挺著，聽天由命!」
根據對遼、吉兩地所進行的詳細的田野調查，清華大學課題組最終於2010年出版了名為《制度實踐與目標群體》的學術著作。書中引用官方統計數據稱，1998年至2003年，國有企業累計下崗職工人數，高達2818萬。
他們一度被視為最可怕的「社會炸彈」。可在吳曉波看來，這絕對不公平，工人們或許並不知道國家該對他們負什麼責任，但國家卻沒有理由對此袖手旁觀。
在研究改革史的過程中，吳曉波瞭解到，1998年前後，世界銀行和國務院體改辦課題組分別對社保欠賬的數目進行過估算，「一個比較接近的數目是2萬億元」。吳敬璉、周小川、林毅夫等經濟學家及出任過財政部長的劉仲藜等官員曾經提出，「這筆養老保險欠賬問題不解決，新的養老保險體系就無法正常運作，建立社會安全網、保持社會穩定就會成為一句空話。」隨後的幾年中，他們也一再建言要解決國有企業老職工的社保欠賬問題，建立公正完善的社會保障基金。
《鋼的琴》還讓吳曉波想起，新世紀初，國家體改辦曾設計了一個計畫，擬劃撥近2萬億元國有資產存量「做實」老職工的社會保障個人賬戶。然而幾經波折，這一計畫最終宣告流產。反對者的理由是「把國有資產變成了職工的私人資產，明擺著是國有資產的流失」。吳敬璉後來在評論這一問題時，曾經用了8個字：「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制度實踐與目標群體》一書收錄的官方數據顯示，2003年遼寧省城鎮就業人員有1002.6萬，其中240多萬未參保的就業人員以下崗職工為主。這一年年末，全省私營、個體參保人數僅為33.4萬。
作為知名的財經作家，吳曉波坦言，中國經濟學界沒有誰在持續關注這個群體。
就在去年，吳曉波在參加一個論壇時遇到了一位當年反對2萬億元劃撥社保計畫的著名智囊、經濟學家。
吳曉波問他，已經過去了10年，「對當時的決定有什麼反思嗎？」
智囊一邊吃飯，一邊淡淡地回答，「不是都過去了嘛。」
「這一代人就這樣被遺棄了。」說到這裡，吳曉波的語氣變重了，「我們今天正在享受的成果，是以消滅了一代40到60歲間的產業工人為代價的，他們徹底犧牲了自己的職業生命。一個正在進行改革的國家，人本是第一位的，改革最關鍵不是保護既得利益者的權益，而是保護弱勢群體的權益。」
有些遺憾現在已經無法彌補，那就更不應該被忽略和忘記
張猛想做的，是以電影的方式重現那個年代，「講一個親情外殼下，失落的階級的故事」。
在夏夜瀋陽的酒桌上，一個48歲的企業家拍著張猛的肩膀說：「開始我沒想到我能愛看這片子，可是結果，我看了兩遍，太現實了。」
與這座城市裡的很多中年人一樣，他曾經也是一名工人。然後，「哢嚓一下，下崗了」。就連《鋼的琴》裡那個像鼓號隊一般的草臺班子都能勾起他的回憶，那時，廠子裡曾經的文藝骨幹全出去「干小樂隊」了，馬路上走幾步就能碰見一支。
「你問我那時的人什麼感覺?」企業家突然放下酒杯，「突然感到沒有組織了，不知道該幹點什麼。」
人們在這個酒桌上想起了十幾年前的故事。同在一個廠子的一家成年人全都下崗，年幼的女兒吵著想吃塊肉，健壯的父親想不出一點辦法，他磨蹭到豬肉檔的前面，狠狠地拽下來一塊肉，撒腿就跑。最終他被警察逮捕，入獄改造。
這只是一個極其普通的故事，那只是當時2818萬下崗工人中極其普通的一個父親。並沒有人願意來記錄這些事情，評論者發現，有人在寫更為遙遠的知青史，卻很少有人願意向10年前回頭，看看曾經的下崗工人。
在郭於華和她的同事看來，下崗工人們有著「紊亂的生命歷程」。最準確但揪心的定位是：「剛生下來就挨餓，該上學就停課，該畢業就下鄉，該工作就下崗。」
郭於華察覺到，當時社會上甚至存在著「把這茬人耗過去就算了」的心理。「這些人為整個社會承擔了代價，有些遺憾現在已經無法彌補，那就更不應該被忽略和忘記。」她一字一句地說道。
1998年，中央提出「3年搞活國有企業」。如今，吳曉波向中國青年報記者回憶起，從這一年開始直到2003年，在這場沒有嚴格規範的產權制度改革中，富豪不斷湧現。
可工人們卻來不及去感受計畫經濟體制轉軌帶來的「新鮮感」。
1993 年的廣東，「下崗」第一次出現在工人們的字典裡，這些工廠曾經的主人翁們再不能與工廠「共存亡」了。在很多城市中，工人與工廠之間的聯繫像是被一把刀子切開，按照張猛的說法，人們找不到究竟是在哪一個歷史節點，成批的工人被工廠棄之門外。但很快，2000餘萬名失業者出現在城市的各個角落。
當時瀋陽市中心的八一公園內，出現了一種最新的職業——「陪談」。從事這個工作的大多是下崗女工，她們陪公園裡的老人談些「閑磕」，再陪著流點淚，並收取一點費用。
有人以燒鍋爐和撿破爛為生，一個月只花幾十元錢。有人在街上賣芸豆，可一天下來，只掙到了可憐的一角錢。一個49歲的下崗職工扛著一把鉗子到馬路上等活，有時，幾天下去，「一分錢都沒有」。
《鋼的琴》中陳桂林想要買一架鋼琴，無疑是最最奢侈的行為了，實際上，他只能吹著「三套車」和「步步高」參加紅白喜事，換取微薄的收入。
在曾經氣派的工人村裡，一樓住戶的窗戶都敞開著，裡面陳列著用以出售的食品和小百貨，甚至零下二十幾攝氏度的冬天也是如此。而二樓的住戶就硬是從樓上甩下一根電話線來，支起公用電話。
2002年的調研中，吳曉波聽當地人提起，妻子被迫去洗浴場做皮肉生意，傍晚時分，丈夫用破自行車馱她們至場外，妻子入內，十幾個大老爺們兒就在外面吸悶煙，午夜下班，再用車默默馱回。當地人稱之「忍者神龜」。
可他們並不是些天生的弱者。在郭於華看來，他們的弱，「與其說是由於自己的原因，倒不如說是由於社會的原因。這些人是在為整個社會承擔代價。」
只有少數人以一種奇特的方式做回了老本行。上個世紀90年代，張猛在老家鐵嶺發現了一個鋼材市場。在這個不大的市場中，各個工種的下崗工人分別開起了小攤子，車、鉗、銑、鉚、釘、焊，一個攤子就像一個車間，你所能想到的工廠裡該有的一切，這裡都有。
這就是《鋼的琴》最初的靈感來源。這些「獨立手工作坊」將下崗的工人們聚集起來，他們想要回到集體中去，就創造了這樣一個「小小的、別樣的鏈條式工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