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的同事
剛畢業教書時，經常在學校裡聽人講一個故事。五七年反右，上面規定每個單位必須劃幾個右派，有明確的指標，跟現在生孩子指標一樣。不過，領導最初表達的意思似乎是：只給你這麼一個右派稱號，不影響其他，比如工資待遇什麼的。學校裡通過做廣大教工的工作，總算劃出了幾個右派，但還缺一個不達標。怎麼辦？校長召開全校教工大會，鼓勵大家發揚民主，提名推選。大家都不說話，耗著，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某年輕教師內急，憋不住，去尿個尿，回來發現自己已被選為右派。
我一直以為故事裡的這個年輕教師是我校的一位退休教師。此人在我開始工作時就已退休，現在70多歲了，慈眉善目，酷似彌勒佛，笑起來找不到眼睛，和善得很。如今年老無事，有事沒事總喜歡往學校跑，聚在教師中間講故事，主要是臧否人物窮開心。有一次他嘲笑英語教師水平低，說80年代有美國友人訪問我校，其中一男友人想小便，問廁所，可他用的不是WC，也不是Toilet，而是一個美國土詞，全校英語教師沒有一個聽懂的，茫然無措。實在溝通不了，美國朋友只得動用人類共通的手勢語，捏著褲襠嗷嗷直叫，大夥這才恍然大悟。
現在此老沒事兒喜歡在街上閑逛，找錯別字，尤其喜歡找《紹興晚報》的錯兒，找到就去跟報社理論。人家都不理他，當他吃飽了撐的。他不屈不撓，一而再再而三打電話。有一次，他來我們辦公室打電話，晚報接電話那人一聽是他，沒好氣，出語不遜，雙方在電話上吵起來，老人家滿臉漲紅，對著話筒咆哮。
我是語文老師，有時候他也問我一些稀奇古怪的問題，一來二去，彼此熟悉起來，我這才知道，當初他並不是右派，而是現行反革命。因此即便後來出獄，他也不能教語數外等主課，叫他教地理，也不給評職稱，最後是中學中級職稱退休的。
事情是這樣的。文革期間，有一天他突然發現《東方紅》和《國際歌》有矛盾——《東方紅》說「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國際歌》說「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說起來，這個發現沒什麼偉大的地方，很多人都發現了，只是人家都是聰明人，憋在肚子裡不說。這位先生天真得可以，把這個當作天大的發現四處宣揚：「餵，朋友，我發現《東方紅》和《國際歌》有矛盾呢！」
革委會把他抓了起來，勞教，受了不少苦，還連累他的孩子。老爹是反革命，兒子當然是狗崽子，無產階級要踩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這話不是比喻，是寫實。文印室刻鋼板的一個教工，出身好，有一次真的用皮鞋踩他的小兒子，踩到往外吐食物。
當時去抓他的那個人，現在還健在，二人相安無事，他也不記仇，只是對踩他小兒子的那位無產階級革命戰士，老人至今耿耿於懷。改革開放初，冤假錯案都平反了，可是這位老人說，他的現行反革命案至今沒有得到平反。有一天，他把當初判決書的複印件拿給我看，上面某某革委會的公章赫然在目。我問他正本在哪裡，他說那是不能給人看的，他要藏起來。
這老反革命多才多藝，會書法、篆刻，還作古體詩。他把整理成冊的獄中詩集拿給我看，新近寫的詩自署「退思居士」。很多人都把這位老人當個笑料，但我知道他不是。我記下他，不是因為他有轟轟烈烈的事跡，乃因為他是一個曾經受苦的人，可到現在也沒有一個部門來承擔這個責任。
補白：一個同學打靶挖回不少子彈頭，把裡面的鉛燒化，用自製的模具澆注毛像章。鑄的像章不少，但個個呲牙咧嘴，便想趕緊處理掉，不然會惹麻煩。他找來錘子，一個個砸平，以為別人看不見就沒事了。不料還沒砸完，被鄰居發現，舉報了，他成了反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