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趕超思潮產生的歷史背景
歷史上任何一種思潮傾向的產生，不論好壞、正確與否，都有不同的歷史背景。這類「趕超」思潮傾向的背景則是當時的「大好形勢」。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最後幾年，我國曾掀起了一股「大躍進」、「大發展」、「多快好省」的經濟建設熱潮。當時輿論與政府的宣傳內容為「形勢一片大好」、「越來越好」。於是在1959年提出了「超英趕美」的響亮口號，全國上下在這個口號鼓動下，處處紅旗飄揚，人人意氣風發，到處「大干快上」。然而，1960年的巨大「自然災害」使欲放的花苞瞬間凋零。當時的政治環境根本不可能讓人們客觀地分析真正原因，於是只能歸咎於「自然災害」。改革開放後，又因時間已久遠，於是只簡單地歸之於「"左"傾思潮」的錯誤，一了百了。至於這種「趕超」思潮產生的歷史邏輯很少再有人去詳究。
其實，這是一種民族浮躁情緒的歷史衝動。在鴉片戰爭之前，尤其明王朝時代，中國一向以「中央王國」自居，到清乾隆年代仍然如此。但鴉片戰爭的炮火將中國從「中央王國」的王位轟下，從此，中華民族一直忍辱負重，任人欺壓。但是，當情況稍稍見好，則洋洋得意，忘記自己的「身體」還十分虛弱，卻要不顧一切去「趕超」世界第一寶座。由於這種「趕超」體現整個民族的光榮，極易鼓動人民跟從。因此，50年代末我們基本上還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一提出「趕英超美」即獲得全國上下響應。所以說，它並不是建立在實實在在可行的基礎上的追趕，而是一種浮躁的民族情緒的歷史表現。結果只能以失敗告終。
現今這次「趕超」思潮的出現，雖然它的歷史也同樣是「大好形勢」，但世界一體化的當代新歷史環境，多了一種外力推動，這就是某些發達國家的虛假的惡意奉承，大大催化了中國民族浮躁情緒的膨脹。這種奉承首發於美國。
2008年下半年華盛頓彼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首先提出了中美的G2概念，將中國捧到與美國齊名的高位。之後，美國皮龍公司公布一份調查稱：有44%的人認為「中國是世界第一經濟強國，主張"中美共治"論。」2009年，世界著名的高盛諮詢公司則以一個權威身份莊重宣告，「中國將於2027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實體」。2010年初，美國另一家權威機構普華永道會計事務所主管約翰·霍克斯沃斯又進一步稱道：中國可能在2020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實體。全球經濟實力將發生震撼世界的變化。屆時，世界10大經濟體可能依次是「中、美、印、日、巴、俄、德、墨、法、英」。報告還稱：「到2030年中國可能遙遙領先美國，那時在全球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的份額，中國佔19%，美國退到16%，歐盟15%，印度9%。」美車的《時代週刊》也附和普華永道的預測稱「中國到2020年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英國《金融時報》則在2010年2月19日「地綠政治」一文也稱「中國可能在2030年左右自豪地成為世界第一大體經濟體」。福布斯網站則比其他媒體更「直爽」地宣稱：「是的，中國已是一個超級大國，而不是一個崛起中的大國」。此外，法、意、墨、西班牙等國也積極參與了奉承的「趕超」預測。
這些極度「奉承」的預測，其實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然而，近來我們的不少學者也參與了這場「趕超」議論，並且是更深地參與。他們已不只是根據累計發展速度來推算何時趕超，而是從理論層面論證中國趕超的現實性。
二、日本的趕超失敗教訓究竟是什麼
宋文採用以史為鑒的歷史對比視角寫道，「戰後的蘇聯和日本都曾挑戰美國的第一地位，但均沒有成功。日本既是最新的案例，也是與我們最為接近的情形。日本經濟總量在1968年超過德國，成為西方世界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進入"超二超一"的最後衝刺期」。為什麼會失敗呢？大體有五個方面原因。美國壟斷資本對日本崛起強制收取的兩次石油危機的「買路費」；日美之間的不斷加劇的貿易摩擦；日元急劇升值；宏觀經濟政策的失當；出現泡沫經濟。「由此終止了日本長期經濟增長，陷入了所謂的失去十年或二十年」。從1956年至2009年的53年中，歷經了三個階段的台階的降，從年均增速的9.1%、4.2%下降到0.9%。最後總結說，日本困境可以稱為「趕超陷阱」。
確實，宋文所列舉的日本「趕超」失敗的五個方面的基本原因，幾乎是經濟界人士的共識，似乎無可否認。但是筆者從歷史學視角發現，日本之所以陷入「趕超陷阱」而告失敗，遠不能完全歸咎於經濟的原因，其失敗的深層次原因在於整體社會素質，日本在當時本來就不應該也沒有社會實力去趕超美國。眾所周知，只要是一個社會，不論是古老的或現代的，內部各組織均是互相整合、相互協調運動的，各種結構不僅是在同一質態下運行而且進度也均稱。如果其中一二結構長期處在脫離原來的質態下運動，「我行我素」天馬行空，必然出現不協調的相互撞擊的「嘎嘎」聲，如果不及時予以調整，將導致這個社會的突然癱瘓！日本挑戰美國第一的寶座，就是在整個社會內部結構發生混亂、相互衝突達到無法「容忍」的情況下敗下來的。不妨冷靜反顧一下當時的日本，其整個社會的現代組織、現代意識、現代科學理論基礎及技術發明、法律體系、政府機構職能、政企關係、競爭的市場體系、群體的創新意識、文學藝術、黨派關係、政治制度、軍事制度以及國際關係等等方面，比之美國社會均差之甚遠！而且日本都不顧整體社會素質的落後，硬要在GDP一個單項上去挑戰美國，每一步的挑戰都使日本付出了慘重代價，且使社會矛盾更加尖銳化，積累的矛盾導致社會結構的長期混亂，終使整個日本社會在重不堪負的局面下「轟然垮下」，20年難以重振。這就是日本的真正教訓。當年十分傲慢地買下的洛克菲勒大廈，又不得不奉還給美國！
冷靜地、歷史地觀察當下中國，又怎樣呢？我們至今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在這種脆弱的社會基礎上，我們能去趕超美國嗎？日本當年的整個社會素質遠比今天的中國優良，還慘敗了。我們還不應該接受這種歷史教訓嗎？浮躁的民族情緒必須力戒。一百年也不要再提「趕超」！
三、「趕超」戰略將擾亂國民經濟運行
GDP是一個綜合指標，一般情況下可以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達、民眾富有、國家強大程度。因此，不僅國際上常用，就是國內省、市也都喜歡把它用來表明其政績大小。然而，人們在用GDP時，卻非常容易忽視它固有的三大缺陷。一是，忽視GDP質的內在差異。總量同是一萬億美元，甲方的高科技可能只佔2000億美元，而乙為7000億美元，但從GDP總量指標反映不出二者質的差異，同時也不能反映出甲乙二者的產業結構差異的時代特徵；二是，忽視經濟的多種矛盾存在的對立化。由於GDP是按大數規則統計的，貧窮的與富有的、低產出的與高產出的、落後的與先進的都混合一起，因而必然會掩蓋貧富、地區、行業以及城鄉等差距。GDP的這種客觀缺陷，卻被人有意「報喜不報憂」，掩蓋了越來越尖銳化的矛盾；三是，忽視對低產出GDP部門的投入。由於不同部門對同樣的投入其產出的GDP大小不同，導致一些決策者盲目向GDP高產出的部門投入，有些項目甚至是不可理解的，明明是破壞性的工作也被統計在「經濟發展」的GDP中，最突出的如房屋拆遷，將本來不該拆遷的大樓拆倒，也計算在GDP中；一條剛建好的馬路，在重建時，所有的用以破壞馬路的人工費、汽油、挖土機、運輸車拆舊，都要計算入GDP。浪費也可成為GDP。官場一年中數千億元的吃喝也都進入GDP的「成績」中。雖荒唐又奈何？可見，GDP指標有極大的侷限性，它非常容易誘使人闖入誤區，一些人甚至將GDP奉為萬能的上帝，更為荒唐！
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然要使GDP增速變慢。為什麼？所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其核心就是使我們騰出時間、精力、財力、人力，更多地從GDP高產出的項目轉而投入到GDP低產出的民生工程中去，使整體社會經濟組織協調起來，發展平衡起來，可持續發展的因素增多起來，使天秤從傾向壟斷與少數權貴轉而傾向黎民百姓，使普通民眾更加受惠。
毫無疑問，在這種「轉變」面前存在著巨大的阻力，它來自人們殘存的傳統觀念。眾所周知，每當談起本地發展變化時，人們都津津樂道本地近年來的GDP高速增長。省市縣長在向人民代表大會作年終工作總結報告時，都將GDP的增速放在頭條位置，大講特講，將現今的GDP總量與10年、20年、30年作對比，指出「翻天覆地的變化」，而難堪的民生工程、社會治安、反腐倡廉、社會安定則講得少之又少。上年的政績是GDP，今年的頭項任務仍是GDP。似乎執政就是為了追趕GDP，現今要讓許多決策者主動降低GDP增長，等於要他們自貶政績！太難了。因此，為了配合溫總理所提出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的國家戰略的順利執行，各方輿論均應給予配合，要對GDP的正確含義做更多的解釋、宣傳。既要指出GDP被廣泛使用的理由，又要說明GDP使用的侷限性，它不是萬能的上帝。不要去鼓動對GDP的大小及增速的名次進行排列，不要讓「GDP就是一切」、「GDP就是現代化標誌」等GDP神話誤導決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