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早該是不爭的史實：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純屬人禍；這早該是不爭的罪行：在總體風調雨順的和平年代活活餓死了四千萬(至少四千萬);這早該是一切偽命題收斂的血證：在「水旱從人、不知飢饉」的川西大壩子竟也活活餓死了三十六萬(至少三十六萬)，其時，我也是從這片沃野之上的一個死人堆爬出來的……
一部遠遠不止記錄「大躍進」的泣血長篇《佝僂的背影》在海外尚未連載完畢之時，承蒙各方關注，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就決定出版了。拙作上部《亂世天堂 — 我的右派人生》已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一日面世；臺北圖書館已將其列為德國法蘭克富國際書展參展新書。為了直面歷史與謊言，筆者決定將尚未修訂完畢的《盛世之殤— 我的二世人生》(下部)中的有關篇章提前摘錄於後，獻給廣大網友，尤其是年輕的朋友，以及不講假話的史家們。
一、李井泉、趙紫陽與四川水利
水文化無疑是華夏文明的基石，古蜀文明更是如此。若完全省略歷代浩如煙海的治水案例，當代封疆大吏李井泉在四川的治水功過也是不可略去的。他在空前絕後的巴蜀大飢荒大飢餓大死亡之後，緊跟「劉鄧路線」大抓四川農業和水利的心願並沒錯;他結合四川實際，主張「要唱川戲」的切入方法也沒錯。在重整破碎河山的過程中，我雖卑賤，但也是全程參與者兼旁觀者，心中有數。經反覆研讀他的治水思路和措施後，覺得他的主要問題有二：一是沒有「唱好川戲」，他力主的「以機電提灌為主的水利方針」只在低揚程的丘陵地區才可行，且需水源和電源有保證;在深丘及低山區則根本不可行，若無視各地地貌條件的差異性和複雜性，用「方針」實施一刀切乃是錯誤的;其二是他的一刀切用了政治刀子，以致把所有技術問題政治化，凡有異議者皆以「反黨」或「反革命」論處，一時間，「水庫派」竟成了他的主要打擊對象，這更是大錯特錯了。他在他的「治水興蜀」的急切心願中推行了王道和霸道，暴露了一黨獨裁的痼疾，但，這正是以毛為首的制度性的全局性錯誤。
仰仗專制制度的尚方寶劍，李井泉就把少佔耕地、保護耕地的美好心願化作了政治行為，掀起了一場「扒壩運動」，對一些小型水庫也強行「毀壩還耕」，弄得雞飛蛋打，得不償失，而且結了民怨，讓好的動機引出了壞的結果，類同自殘，其最為可悲者，乃是自釀了一大杯禍及家人的毒酒。
「文革」中，他本人被罷官不說，兒子李明清在北京航空學院一貼出《炮轟×××(毛主席)他老人家》時，即被亂棒當場打死，而夫人蕭理的自殺對他的打擊則更大。
我曾多次見過蕭理遊街或站街示眾，當江青罵了「蕭理愛穿連衣裙，是個猢狸精」後，游、站的頻率就更高了。但我每次都沒見到過這位「西南王后」的真面目，因為她的面部總是被「造反派」塗成了一張包文正公的黑臉，間或只有兩行淚水洗出了兩條白溝，而鼻涕則常常把嘴唇及下巴塗抹得一塌糊塗……在此般非人的凌辱中，她為他的丈夫分擔著說不完的罪孽，其中最大的罪孽之一正是「黑水利方針」——與猩紅色的「毛澤東思想」不能共存的方針——當誅九族無疑。
出於對無辜死難者的極度同情，我曾試圖以事實矯正視聽，後在一項研究成果中，我刻意論證「機電提灌」在廣袤的盆中紅層丘陵地區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斷定它是任何一個大型灌區中不可或缺的補充手段，儘管作為「方針」不妥，但並不「黑」。我心中認為李井泉在這個問題上只有錯誤，沒有什麼罪過可言，而聖上以之為藉口，把失寵大臣整得家破人亡者，才是重演史上暴君的滅族之罪——蕭理女士黑臉上的白色淚痕令我至今揮之不去，常常幻化成了一朵惡之花，綻放在「階級鬥爭為綱」的黑土地上……
我在文中的系列論點是得到各方贊同的，包括泰斗級的學術權威在內，熊達成教授的來信可為佐證(原件見附錄)：
「××同志：
謝謝您寄我的資料!我非常高興這個‘戰略研究’。四川水利顯然有很多問題急待解決。去年之洪，今年五月中旬川西之旱，都說明問題還比較突出，這雖 (需)要有很多人從戰略高度出發去認真研究。您掌握實際情況較多，且責任感又強，希望隨時將自已的寶貴心得寫成文章，讓更多人瞭解真實情況。時間會證明您的辛勤和卓見對人民事業有著巨大的貢獻。專此並致敬禮!
熊達成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五日 」
熊教授所言極是，四川水利問題的確「需要有很多人從戰略高度出發去認真研究」，而不是亂打棍子(乃至收取人命)可能解決的。
四川的水利水電實在被「殺頭」等等糟蹋得不成樣子了，毛時代從來沒有把它當成一門科學。在後毛時代被正式視為科學之前，四川歷屆省委書記中，應推趙紫陽做得最好。儘管他一九七五年夏從廣東入川時，「革命造反派」已在他的下榻處提前寫好了「打倒死不悔改的走資派趙紫陽」，但他卻可視而不見，只顧一頭扑向農業和水利，因為，在「鶯歌燕舞」中的遍地哀鴻才是當年四川的真實景象，此外還有「要吃糧、找紫陽」的殷切期望。
關於趙紫陽與四川水利有關的事情，我手頭有一份由我主筆的「大事記」。為了忘卻的紀念且惜其史料價值，茲扼要摘錄於下：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七日下午，剛上任的趙紫陽書記在北京京西賓館主持召開了全體省委書記參加的四川省水利水電規劃情況匯報會，由應召赴京的水利廳總工程師吳應琪、規劃處處長鞏堅壁進行匯報。省委認為，除正建的都江堰人民渠七期和東風渠五、六期，以及玉溪河跨流域引水工程外，還需新上四個(大型項目)：一是青衣江羅壩特大型引水灌溉工程(即長征渠)，二是嘉陵江支流升中大型水庫，三是涪江上游武都引水工程，四是渠河中游南洋灘大型水輪泵站。
九月三十日上午，楊超、李林枝書記及鞏堅壁處長向水利部錢正英部長作了匯報，錢同意省委意見，但要求切實做好規劃設計工作。
十月一日，趙在成都主持會議，決定成立大型工程領導小組(由李子元書記任組長)。為紀念紅軍長征四十週年，青衣江羅壩引水工程隆重命名為長征渠。
十一月初，省委主持長征渠大會戰，省級協作單位共三十七個，各有關地、市、縣達三百餘個。由我院(省水利設計院)任主力。十二月七日，趙紫陽視察了取水樞紐(槽魚灘)。
一九七六年八月初，省設計院提出了長征渠「初步規劃報告」，渠首取水流量貳百伍拾立方米每秒，擬灌樂山、內江、宜賓、江津及自貢、重慶四地兩市三十七縣 (市)耕地壹千貳百陸拾貳萬畝。八月十三日，李子元主持審查後，要求盡快上報中央;十月，水利部來川組織現場審查，提岀了五條(意見)，其中最關鍵的一條是：長征渠引水要研究多水源方案。
十二月十六日，趙紫陽聽了全省小水電匯報後指岀：「四川丘陵地區面積很廣，很多地方都可搞小水電，沱、涪、嘉、渠江上，到處都可搞。當前水利還是要搞一些見效快的小工程。長征渠將來還是要搞的。」(這個見解非常正確，否則將深陷泥潭——作者)。
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按趙的指示，李子元書記在溫江召開了玉渓河引水工程座談會，針對「文革」後遺症，決定「停支(渠)保干 (渠)」。六月三日，趙批示：「在中央沒有批准建設長征渠以前，先搞灌區內中小型工程。」六月底，趙在大足縣召開座談會，要求發展噴灌面積兩千萬畝。七月，趙在現場聽取了水電廳關於酉陽、萬縣、大竹、瀘縣「噴灌規劃」匯報後，指岀：「現搞小型工程，紿合骨幹工程。關於噴灌，川中有無把握尚未看準，但川東是可行的。若全省可行，就是方向。」
(其時「文革」剛過，瘡痍滿目，餓殍未絕，百廢待興，財政拮据，噴灌根本不可能一蹴而就。實踐很快證明，川東地區尤其是川中地區當地徑流貧乏，加之噴灌設施質量甚差，廣乏採用根本不可行，更不可能成為「方向」。好在趙紫陽沒有再蹈李井泉的覆轍「一刀切」，很快收了場。——作者)。
一九七九年三月八日，根據水利部對長征渠報批成果的審查意見，趙紫陽召蓬苗澍廳長及規劃處鞏堅壁處長等四人座談時，特彆強調：「(下一步)搞長征渠規劃，一定要將已建四大工程很好總結一下，特別是管道的經驗教訓，寧肯多打隧洞，也不要繞道。」(這個見解頗有價值，因為，不能避開山體坍塌威脅的灌溉渠道將永無寧日。——作者)。
同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全省農田基本建設會議期間，趙紫陽聽了各地匯報後，有一段著名講話：
「當前我們水利建設的關鍵問題是要抓實效。現在我們的水利建設沒有按經濟規律辦亊。現在要強調擇優，要縮短戰線，要在一兩年內使我們水利投資效益有個顯著變化。新項目一般不上，個別新搞的一定要慎之又慎。四川水利建設的方針是什麼?我看應該是因地制宜，各種辦法，不拘一格，不要形而上學。只要效果好，各種辦法都可用，適合搞什麼就搞什麼。」
(精彩!這既是四川治水思路的一次飛躍，也是向毛時代歷來「只算政治帳」的挑戰，他明確摒棄了自喻「九個指頭」的極端陳腐的計畫經濟，和勞民傷財的長官意志。我後來全面顛覆長征渠模式而招致權力打壓時，就是把趙的這段講話作為擋箭牌的。——作者)。
同年十二月上旬，省水利學會在洪雅舉行了「四川盆地西水東調」學術研討會(金健是會議主持者之一)。會議特邀「長辦」(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華東水利學院、華北水利學院及武漢水利學院等六十二個單位派代表參加。一時學者專家雲集。趙紫陽參會聆聽並作筆記。最後，他對省內某縣水利局一無名小卒提出的「長征渠北線方案」產生了濃厚興趣，當即令水利廳安排派人配合，首先查明可行與否。
這是趙紫陽入川任內關於水利工作的最後一次指令。
這個任務最終落實到了我們規劃四隊。其時，我因掙紮在我的「右派問題改正」中，無心關注此事，但也跟隨別人暗中否定著「長征渠北線方案」。同省上不少技術人員一樣，我在骨子裡也是瞧不起「縣上土包子」的;至於水利廳官方對此事的消極態度，乃是有著非常複雜而微妙的原因。對於老紅軍苗逢澍廳長而言，長征渠是他最大的政績工程，也是一塊紀念碑，心理上自然是很難接受由他批准上報的推薦方案被更改的，何況他即將離休了。鞏堅壁處長則是推薦方案的主持者，加之他一生的大部精力都是忙於始自青衣江「小羅壩」時期的引水方案，直至兩鬢斑白——上世紀30年代，他是在臨近渠首樞紐附近的洪雅縣戀愛並成親的 ——不難想像，老人對此項工程的深摯情感或許比戀人還戀人。
如今，我仍然很怕想起他連續向我投來的兩次眼神，一次是我剛剛「改正」後，投入臨近尾聲的「長征渠會戰」時，他在新都招待所走廊上一把抱住我，末了把雙手掛在我的肩頭上，久久地望著我，眼中直白地流露著父愛般的關切和痛惜，最後竟失聲痛哭了……另一次是我於一九八二年提出的《四川盆地丘陵區水利建設戰略研究》顛覆了長征渠時，他眼中的訝異和憤怒令我不禁打了寒顫，尤其是他那慈祥的瘦臉氣得抽搐時……
鑒於上述背景，關於「北線方案」的踏勘，是趙紫陽召來了廣東陳大年接任廳長後才執行的。按廳、院具體負責人的糢糊指示，隊上只派了一名草包級的人物配合那個縣上來的小人物，其最終成果是個啥質量就不必多言了，呈給趙書記過目後，會否首肯也是不必多言了，反正流產了。習慣勢力真可怕。一旦構成威權後，真難撼動。我繼後的「戰略研究」乃痛切地覺察到這個方案是個好東西——如果它途經線路的地質條件確實可行的話——就可以相對較低的投入，取代浩大的長征渠工程，且可換取更大的控灌效益。因為，當青衣江這個極其豐沛的水資源寶庫，與都江堰這個位於最佳可行域中的「子水箱」連成一體的時候，即可充分利用盆地西北高的地勢優勢，劈頭蓋腦地流向東南，控灌盆地農業主產區(盆中紅層丘陵區)，且可確保成都等大中城市的發展需要。這是我放的「馬後炮」。晚了，時間和機遇很難複製了。趙紫陽發現並提拔的那位仁壽縣「草鞋書記」楊汝岱坐直升飛機到了省上後，這個草包書記的口頭禪叫做「抓大縣」。事實上，他也只有能力去抓一個縣，但他卻抓了一個省，且是大省!顯然，趙紫陽提拔他是不妥的，中共用人機制確屬問題多多。
一九八零年後，趙紫陽漸漸從他異常熱衷的四川水利淡岀了，首先轉入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試點，在廣漢縣首摘「人民公社」牌子，宣判了只會製造飢餓和死亡的農業烏托邦的死刑。一輪新的太陽首先從巴山蜀水冉冉升起了。
「要吃糧、找紫陽」。趙紫陽在四川工作了六年左右，不僅撐住了「頻於崩潰邊緣」的經濟危局，而且還是基本滿足了巴蜀百姓的「吃糧」渴望之後才走的。臨別前，近一億四川城鄉人民告別了票證經濟。市場空前繁榮。作為社會生活的睛雨表，諸如殺豬匠、炊二哥、貨車司機之類曾經吃香的職業已是無香可吃了，他們再拿兩三個饅頭，乃至加上一大盆回鍋肉，也斷無可能換得黃花閨女一宿了……
見鬼去吧，以虛代實，包括以實代實的瓜菜半年糧!
一九八一年，趙紫陽帶著巴蜀蒼生的希望和祝福上調中央後，俟至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後，他在總書記任上落得「懷有篡黨野心」的罪名時，令人們不禁啞然失笑了，尤其從李鵬的鯰魚嘴巴一再吐出此語的時候——試問，權力塔尖上的總書記要「篡」塔尖上的總書記?——此類邏輯著實不乏中國特色，比站在扯謊壩子敲打破鑼叫賣狗皮膏藥還有味道。我也常常是在這份情趣之中觀賞著李鵬之流的表演的。
簡言之，朝堂上的權傾種種，塵世上的眾生百態，嚷嚷之後，無論時間如何遠去，蜀水巴山還是不會輕易忘記趙紫陽的，因為，他的背影不僅沒有佝僂，而且含有布魯諾般的挑戰勇氣和獻身精神。
二、讓一組數據來問罪
我案頭上攤開了兩份內容密切相關的原始資料——全省水土流失資料與水文泥沙資料——二者十分矛盾地糾纏在起。
自走完一九五八年伊始的「天堂路」後，四川省森林覆蓋率由百分之三十三下降為百分之一十三，慘遭極度蹂躪，尤其是東部盆地區，其中，盆中地區少數縣不到百分之一，被空前野蠻的人類活動置於水土流失重災區。但，有個現象卻令我好生奇怪，全省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九年年均水土流失總量明明在逐年劇增著，為啥三峽入口處的重慶寸灘水文站實測的同期出境沙量卻未明顯增加呢?——我覺得是個大啞謎，蹊蹺多多。
按各地各縣上報統計資料匯總，一九七九年四川省各種水利工程達八十六萬處以上(主要分布在東部盆地區尤其是紅層丘陵區)，其中，各類水庫工程達一萬兩千處，但大型水庫僅有三座，且屬「長籐結瓜」的囤蓄水庫，庫容合計不到三點五億立方米，只佔各類蓄水工程總容積的百分之三點五;中型水庫容積合計僅佔總容積的百分之十五左右;而小型水庫則如星羅棋布，容積合計達五十二億立方米以上，佔總容積的百分之五十三。這些數據雖然十分枯燥，但在業內人士眼裡，它卻涵蓋著一個活生生的觸目驚心的悲慘事實：一是這種極不合理的蓄水結構對天然洪水的控制能力極差，百年不遇的「八一.七洪水」之所以得以咆哮洗劫盆地沿岸城鄉，那是因為洪水失控率幾乎高達百分之百，以致才會財物橫江，呼救之聲不絕於耳，慘像令人至今難忘;二是同李井泉不分青紅皂白地打壓「水庫派」著實密切相關——另一方面，這些大大小小的蓄水工程是否又派生了另一個特殊功能呢?是否同三峽出口沙量尚未急劇增加有關呢?—— 我急切地渴望梳理這團亂麻。
四川省各類資源尤其是水資源之豐富只會叫人羨慕。省境內年均河川徑流總量達三千零五十七億立方米，境外來水一千四百二十八億立方米，共計四千四百八十五億立方米，而全省蓄、引、提工程統計水量僅有一百七十七億立方米，利用率甚低，潛力巨大。而按全省耕地統計面積一億畝平均，畝圴工程水量仍可達到一百七十七立方米，這個水準也不低。但是，一經我們進行水量平衡計算後，則與各地實際情況大相逕庭，不該缺水的地方竟年年大呼旱情嚴重，而實際情況也的確如此，其蹊蹺究竟何在呢?……
帶著上述疑團及迷思，還有我的好奇心和更大的難言之隱，遂將此項研究課題，按盆地河流特性，分割成了幾個自然片，再按不同地貌單元選擇了幾個典型縣，就立即啟程了，並下意識地首赴樂山地區，因為那是安麗的生地，不僅有她魂歸小鎮的無頭屍在召喚著我，而且還有我留下的孽債——鬼跳岩邊未被摔毀的腹中生命……但，這卻像海底撈針，一是孩子並不知道他的父親是我;二是我也並不知道我的兒子是誰(連姓名也不知道);三是他壓根就沒有隨他的母親回過故里。他的外祖母 (「花蝴蝶」)早就故去了。是的，這孩子既像一個幽靈來世，又像一個影子飄浮，在人世間變得撲朔迷離了……但他更像一個符號，一個活生生的符號，既是中國三年陽萎結束的標誌，也是中國在「劉鄧路線」中始得堅挺的證明;他既是逢場作戲及「階級報復」的惡之果，也是簿命紅顏的欲之花，當然還得首先感謝馬邊河提供的高蛋白(不是毛澤東提倡的小球藻)。歸根結蒂，它還是擁有絕對權力的脫毛公雞翟老頭的得意之作：可拿安麗母子的生命和命運充抵他的綠帽子……
我不敢細想了，尤其不敢細想安麗非得賣淫才能養活她的兒子時，該是如何叫孩子避開的;如果避不開，可憐的孩子在懂事之後，又是如何面對這樣的人間醜惡的—— 好奇嗎?驚訝嗎?害怕嗎?或者憤怒!——尤其碰上自已的母親被醉鬼抓住頭髪打罵的時候……因為他「很精靈」，不像莫泊桑筆下掃馬糞的那個笨孩子……
哦，你在哪裡?兒子……我心中的這聲呼喚折磨著我的後半生，尤其每當閃現著安麗被敲爛的「砂罐」和她驚人的美麗時，罪感就佔據了我的整個靈魂。好在我還能揣著罪感和歉疚硬撐著，讓敬業精神和好奇心支持我逐步揭開了上述數據中的蹊蹺和秘底……
在考察中，每當見到各地中、小型水庫，以及多如繁星的山灣塘及平塘的淤廢情勢時，不禁令人觸目驚心，其中有的才建成四、五年。迷惑中，直觀印象的連續積累終於令我猛然大悟了，而且敢於斷定這是盆地一萬二千座中、小型水庫和近七十萬口山灣塘頻於半數報廢的根本原因——是它們為「小高爐」、「老虎灶」和持續不斷地爛砍爛伐，盜砍盜伐，付出了沈重代價——成了一場人禍浩劫的「攔沙凼」!從而才使三峽年均出川泥沙量沒有明顯增加。此乃只算政治帳的奧妙，確屬毛氏治國有方!
破譯了第一蹊蹺後，我十分興奮。第二個問題則是農田面積暗含的「水份」，對於較大灌區，我還看不出來，只著重目估了一些小型水庫的灌溉面積，最後構成了一個十分鮮明的印象：其實際面積盡皆明顯大於上報的統計面積!
最後，樂至縣王縣長替我解開了這個謎底。原來，各縣書記、縣長的衣篼裡都有兩本脹，一本是用來對付上面的，叫「統計資料」;一本是耕地實際面積資料。而後者面積一般都為前者的一點五倍左右，其隱衷有二：一是為了「瞞產私分」，盡量不再餓死人;二是惟有做假才可「超額完成」上面下達的徵收指標和統購指標，且可避免「右傾」被鬥。這是專制高壓體制的一大傑作，也是假、大、空得以應運而生的社會基礎。我不禁為之愕然了，趕緊向羅副廳長作了匯報。
不久，由測繪部門提供的耕地航測資料確認：四川省實際耕地面積為一點五億畝(不是原來的一億畝)，即比上報統計面積高出百分之五十左右，與我的抽樣調查完全合拍。這個「誤差」既可喜又可悲。但是，我們沒日沒夜地依靠計算尺和算盤滴滴答答的水量平衡計算，就像被一個歷史怪物牽著鼻子演馬戲，類同如今的中國股市，什麼K線不K線，基礎資料幾乎都是虛假的。但，正是這樣的「資料成果」，曾長期成為毛時代的「基礎資料」(謂之「統計資料」)，而後毛時代也常常奉之為衣缽——類似莫柏桑筆下的那個人妖之母——馬戲團無論要個什麼模樣的怪胎，這妖母用布條纏纒肚皮都是可以辦得到的。
那當頭的系列假字曾引起過我的系列聯想，尤其是成都平原「非正常下降人口欄」中的三十六萬。如果以假數據作為數軸上的中點，假的虛擬數字即可向正負兩極任意延伸，其要領則是滿足政治需要。若為了部門利益和喜事邀功，即可按需要向正極任意延伸(俗稱虛報)，同樣，凡是悲事、壞事和喪事也可按需要向負極任意延伸(俗稱縮水)。若參照上述百分之五十的「誤差」指標修正，肥得流油的川西大壩子在「三年連續特大自然災害」裡，餓死人數就該是五十四萬了!此值同我這個抬屍隊隊員兼死人堆中爬出來的倖存者的直觀印象也是大體合拍的——我在紫坪鋪庫區茅亭公社和魚嘴右岸青城山下，曾參與抬埋過四十至五十人——由於當時神經系統頻於極端紊亂狀態，腦瓜子已是記不清楚確切的數據尾數了。另從政治身份看，可肯定他們都是供在毛的政治神壇上的「貧下中農」，其中沒半個「地富反壞右」;據之可推斷，在成都平原純屬餓死的三十六萬至五十四萬人中，幾乎全是「呼爾嘿喲」的膜拜者，即一個總是被人著鼻子害人及被害的階級。
論及自然災害，從範疇學看，乃是泛指旱災、洪災、風災、雪災、震災及地質災害等等。當年的「三年連續特大自然災害」是特指什麼呢?就成都平原而言，是「沫水之害」(洪災) 嗎?無;旱災嗎?更無。「愈是天亁愈吃飽飯」，這是川西民諺。他們為啥渴望天亁呢?一是平原地區光熱資源相對貧乏，影響作物產量;二是豐水年的地下水位相對較高，形成的「冷浸田」相對較多，致使農田生態不良，影響作物產量。既如此，而且又是獲得了都江堰的灌溉保證的前提條件下，西川百姓何以會在「愈是天亁愈吃飽飯」的好年景，馴順地美美地倒斃三十六萬至五十四萬呢?他們何以會聽任「萬戶蕭瑟鬼唱歌」替代「到處鶯歌舞」呢?他們何以會聽任「革命浪漫主義」和「新民歌運動」給他們罩上一層層美麗的裹屍布呢?——作為這場空前人禍的親歷者，我至今都還弄不明白。那就問問歷史吧，這段歷史就在昨天!
朋友，這豈止是人禍，豈止是人類歷史上最最黑暗的時刻!它的悲慘程度是但丁的《地獄篇》不可比擬的，因為這座地獄是設置在淨界，在人間，在風調雨順的和平年景裡，當然也是在「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時代」。這個時代對生命的彌留時刻也是有一個特殊規定的：當你餓得快死的時候，你只能說「吃得飽，吃得好!」否則，就會冠以「對黨的糧食政策不滿」，叫你死得更快更慘的。
不信嗎?那你就趕緊去找熬過「糧食關」的人們問問吧。
有個死亡案例令我終身揮之不去。大馬電站工程局有個腫得發亮的大個子「右派」，他只因敢於咕噥一聲「吃不飽」就被活活斗死了，但這也可算當年少有的骨氣。他先被責令站著，接受「吃得飽」的水腫患者的批鬥和辱罵，少頃， 他就變成了一個軟骨人，搖搖晃晃地攤倒在地皮上，夢囈般地嘀咕著：
「我就是吃、吃不飽哇……我好想、好想吃一頓肉哇，愈肥愈好哇……」他終於把「吃不飽」補充得比較完整了。
緊接一聲慘叫後，他就拚命地啃著地皮子，發瘋似的抓著心窩子，然後就不動了，趴在地上斷氣了，批鬥會也就到此結束了。我沒有記住他的姓名，也沒有緣分見到過他的本來面目，極度的浮腫已經把他的眼睛擠成了一條縫，臉面上只剩下了一點鼻子的尖子，幾乎不見鼻孔了，活像即將被淹沒的一個孤島，全靠呲開的嘴巴呵氣，膨脹的大腦袋老是一晃一晃的，好像刻意要同世間眾人多打招呼……有一次，他偷摘了別人種的南瓜，正被抓住打罵時，我才知道這個只顧貪婪地啃著嫩南瓜的漢子也是「右派」，趕忙上前替他解圍，但他並沒有向我這個陌生「右派」道聲謝，只用一付木訥而浮腫的面具對著我，仍然啃著南瓜。稍後一打聽，才知道他是搞測量的，畢業於武漢測繪學院，類似程定琮(程高個)那樣的高材生，比我年長兩三歲。如今，我只能順帶向他點燃一柱心香，祝願我的這位英年早逝的陌生的難友早日安息……
你們真能安息嗎?我的全體死去的難友啊，中國已從「天堂路」上走過好多年了，如今的「八零後」、「九零後」已經不知道你們了，「零零後」，以及之後的「n n後」就更不知道你們了——這才是冤死者的最大悲哀啊，蒼天……
歷史似乎已被保險櫃鎖死了，比秦城的大牆更高更厚。
三、四川，你究竟餓死了多少人?
這是問罪的邏輯延伸，也是一個看似沒有終端的命題，令人痛苦。即使我憑我的工作之便也仍然揭不開這個蓋子，哪怕只弄到幾個不同地貌單元縣的「非正常下降」資料也好。因為，每當觸及這個題目時，書記和縣長們盡都沉默了，這自然是他們心有餘悸。我猜測，對這樣的「絕密」材料麼，從中央到地方皆是下了死命令的。俟至二零零八年「五.一二」地震時，軍隊奉命在各縣擋案館廢墟上不遺餘力地挖掘、搶救的「保密資料」中，估計也有這類紙屑。原溫江地區「非正常下降」的三十六萬之所以被揭穿，那是多虧了當代「楚霸王」紅衛兵(謝謝他們幫了毛的倒忙)。之後，我也一直以它為參照模數，加上若干口碑資料，暗自進行過定量分析。人命畢竟不是螻蟻。在四川全省絕非「連續三年特大自然災害」的正常年景裡，且在和平條件下，死得不如螻蟻的萬千生命不該是永遠沉默的，除非生者也像死者!
尊嚴，這是一個民族活得有價值的基石。
好在一經「改正」了「右派問題」後，我的份內使命尚可名正言順地收集各地旱情系列資料(包括「大躍進」導致大飢荒大死亡的相應時段)。與成都平原「愈是天亁愈吃飽飯」的特例相比較，光熱資源相對豐富的廣袤的紅層丘陵地區就不盡相同了，在當地徑流相對貧乏，即水因數嚴重失調的情況下，就會由旱情導致農田亁涸，變成災害了。從古至今，除了川西大壩子，各地旱情年年都有，或大或小，此起彼伏，一般由官方賑災並輔以民間施善即可度過。凡逢百年不遇者，先人的記載常用「赤地千里，哀鴻遍野」來描述，「人相食」的慘劇也發生過。趙紫陽曾特稱盆中樂至、安岳、金堂等縣為「毀滅性亁旱區」。在他任上的一九七九年，該區有的地方幾乎棵粒無收，還用汽車運水救急，但最終卻無一名餓殍倒斃。而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三年間，省內各地皆未發生較大面積的連續亁旱，更無特大連續亁旱，其旱情也遠遠不及一九七九年。這是有案可查的。鑒於我當年收集的部分亁旱資料及各縣上報資料未能整理成冊，皆應急性地用在各個專題中了，分散了。為節約篇幅計，現謹以《成都水旱災害志》(一九九五年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出版)為主要依據，該書由德高望重的熊達成教授任顧問並作序。我信得過他的人品。他不會撒謊，間或只會繞開敏感問題走。
這冊「災害志書」記述的地域範圍不是特指成都市區和近郊，而是包括了卭崍、蒲江、大邑、崇慶(崇州市)、新津、雙流、溫江、郫縣、灌縣(都江堰市)、彭縣(彭州市)、新都、青白江區、龍泉驛區及金堂縣等衛星城，泛稱「大成都」，即西起邛崍山區、東入盆中丘陵區、北嵌龍門山區、南接雅安冰川臺地區，兼有高山、中山、低山、臺地、丘陵及平原等地貌單元，其旱象的發生情勢及程度既具有多樣性，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鑒此，該書足可進一步證明「大躍進」中的四川有無全省性的「三年連續特大自然災害」等問題。
僅以旱災論，該書在第四章「旱災典型」中舉了五例：
一是一九零二年壬寅大旱;二是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丙丁大旱;三是一九四二年雙流縣東山地區大旱;四是一九八七年特大亁旱;五是一九九四年特大亁旱。
書中斷無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特大連續亁旱」，換言之，這是特大暴君製造的特大謊言。所以，人禍的有無已是一個勿須特別論證的問題了。
在書末附錄的「水旱災害大事記」中，上溯至西元前十六至十五世紀啇代早期伊始，至西元前二百五十六年(秦昭王五十一年)，秦蜀守李冰領導建成都江堰為止，蜀地皆以洪患為主;之後，成都平原即「水旱從人，不知飢饉」，遂為「萬姓糧倉」，且為「國賦根本」(諸葛亮語)，斷無哀鴻聲起。直至民國時期 (即毛時代一貫特指的「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美如錦繡的川西大壩子仍然如此。即使時逢烽火連天的抗日戰爭，四川也出現了該書記述的「水利建設高潮，為支援前線作出了巨大貢獻。」
有關餓死人的記載，在「反動統治時期」也只有一次半，一次是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卭崍、蒲江繼上年冬亁，春夏連旱缺雨，回龍鄉(位於低山、深丘區)各村冬水田全部亁裂，顆粒無收，全鄉餓死九十餘人，有三戶全家餓斃。」另半次仍發生在這兩縣境內，時間已移至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其中「卭崍縣山丘區水田亁裂……秋成歉收，鄉民糠菜度荒，間(或)有餓斃者。」——我對此次「餓斃」之所以定為半次，是因該書在此處將「間(或)」也作為量化詞使用了，這類似初等數學課本中的χ，可供因需取值。請讀者注意，中共黨文化在偷換概念時，使用的中間轉換環節常常都是用的這個χ，只不過它比死捂蓋子還是稍稍好一些。
在該書中，當然還是看不到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豈止「三戶全家餓斃」的絲毫痕跡的，就連χ即「間(或)」也沒有。關於這個「餓斃」問題，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同忘年之交熊達成教授曾經有過一次單獨對話：
「教授，過糧食關餓死人的事情，您不會不知道吧?」
「哪會不知道!我都水腫吶。」
「從尊重科學和事實的角度講，不該是天災吧?」
「那當然。」
「說它是百分之百的人禍，您看，總不為過吧?」
「當然……」
「您曉不曉得川西壩子餓死了多少人?」
他搖搖頭，噓著氣。
「三十六萬!至少是!」
「哦?!……」鶴髮童顏的老人沉默了，神色十分凝重。
「既然都江堰灌區都死得這樣慘，別的地方不會更好吧?」
「那是當然……」
「您看、中國人的命，是不是太賤了?一文錢不值!」
「……」他不作答，雙手捂面。
「教授，我只想順便弄清具體真像，憑著良知……」接著，我向他扼要訴說了我在茅亭抬屍隊的經歷，以及在青城山下被置入死人堆和爬出死人堆的切身感受，還有各種直觀印象，以及耳聞慘狀……
他摘下眼鏡拭拭眼角後，沉吟道：「好在這頁歷史已經翻過去了，也太敏感了。咱們向前看吧。你的聰明才智十分突出，就把精力集中在四川水利課題上吧。還有一系列課題咧，花一輩子時間都不夠。其實，這也是對萬千死者，最好的紀念，當然也是我對你的期待……」
隔了十餘年後，看到老人在病榻上作序的這冊資料性的(也當是史實性的)志書後，儘管我對他當年告誡的「向前看」，對他的仍然繞開敏感問題走，連χ也不敢留一個的作法，感到失望，但也表示理解。不過，令人眼前一亮的部位還是有的，他終於在序言中陳訴了另一個史實：
「予行年八十，親歷成都大洪災三次(一九三三年岷江迭溪地震塞江潰壩洪水，一九四七和-九八一年平原區間暴雨洪水)。一九四七年洪災後，予出任四川省導河委員會(府河、南河)導修工程處處長，以省外賑款修復自北門洞子口至彭山縣江口河段的橋樑、河堤、堰頭、船閘等人毀工程及掏河工事凡四十六處。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所幸工程成後，一九四八至-九四九年成都連續出現洪水，沿河城鄉均慶安瀾，於心斯慰耳。」
教授「於心斯慰」的年頭正是民國政府面臨全局崩潰的前夕，但，即使大廈將傾吧，這個政府卻仍使成都「沿河城鄉均慶安瀾」。即使出現「陷民於水火」的旱洪災害時，「國民黨反動政權」也是允許新聞單位進行深度報導的，例如：
「衣、食、住、行是人民的必須條件，博、愛、歌、舞是人民的精神娛樂，前者則不可一日缺，這是我們公認的真理。必須條件可以影響國家安危，社會的平亂。回看明末的飢荒，寇亂傾明廷於滿夷，又看法國大革命的烽火，也是肇端於政治經濟的混亂。成都前幾天的米荒，鬧得滿城飢民搶食，這明明告訴了食的問題，已發展到了社會治安問題，可以縱之而起……這一次的水災是數十年未有，其深重也百倍於往昔……那白茫茫一片汪洋，分不開江河田野，尤其是南北兩門我們就可以看到許多無家可歸嗷嗷待哺的災民……政府的先生們，望你們滴一點同情淚，從速實現救濟工作，那麼他們感戴你們的恩德，真是萬古長流，山高海深。」 (摘自一九四七年七月八日成都《新新新聞》第十版《災區巡禮》)。
熊教授在前所言之「於心斯慰」也者，乃正是這位年輕的留美博士奉命在次年修復完善的系列水毀工程。當局者不僅沒有去抓「惡毒攻擊」者，而且對該報進一步披露的系列慘像和災情也是沒有計較的。例如：
「這一次(僅)成都市區受災居民就在十萬以上，房屋傢俱衣物財產價值五十億元以上，百分之三十的貧民都是傾家蕩產，顆粒無存，他們那種內心的恐懼和求濟的希望，比任何時候都濃厚，你們如果去問他們受災的情形，他們總是會帶著哀情的語調向你吐訴，甚至還有跪著之禮……」
可憐的中國百姓。
但是，當時間僅僅相隔十年後，也是在同一空間裡，毛澤東諦造的「新中國」又給天下百姓帶來了什麼樣的「幸福生活」呢?……只要一想起那段比地獄還地獄的日子，我就會發冷發抖的，心中也忍不住反覆詢問於天下生者：
一、萬千死者為何死得那麼規矩?為何從未發生「滿城飢民搶食」的景象?竟連求生本能也給喪失殆盡了?
二、中共各級黨報「喉舌」是否真是「特殊材料製成的」?明明是哀鴻遍野、餓殍載道、屍陳天府，為何還寫得出「當前形勢一片大好，而且還將愈來愈好」 ?——這種死不要臉的厚臉皮是如何煉就的?這個謊言機器是如何製造的?
上列兩個問題中的問號皆已涵蓋在本書主題中。如果當年「喉舌」中的筆桿子稍有《新新新聞》的自由度和責任感，興許「非正常下降」的人數資料就不致被塵封至今了!而僅僅以此點相比較，就值得人們好好咀嚼毛的「共和」與「民主」是否優於「國民黨反動派」了。但，最為可怕的還是後毛時代對此事的曖昧態度—— 類似掩耳盜鈴。
請讀者注意，二零零八年不僅是「改革開放」三十年，而且也是「大躍進」五十年。除了口徑一致地謳歌改革三十年外，至少對始自一九五八年的「天堂路」也該有個交代了吧。人命不是草，人血不是水。我敢斷言，全國至少餓死了四千萬——比「汶川五.一二大地震」死亡人數高出四百倍還要多——而且皆屬人禍!即使不作清算，也總不至於總拿「輿論導向」來封住天下人的嘴巴吧?
筆者對此事的定量分析從未中止。只要黨國敢於打開地下室的保險櫃就可了結這樁懸案了，如果是我誇大了，願受黨國之法，懲而辦之;反之，即可證明黨國高官之心乃是虛而懸之的，因為他們清楚，僅國中一省的四川就足可震驚天下了。如果生者與未生者對之永遠保持沉默，那將是一個民族的奇恥大辱。
尊敬的讀者，請你原諒我在這幾個章節中對有關人禍問題的非文學處理吧，因為，只有數據推導才可定量托出當年人禍的慘烈程度，只要你能聯想到暴君的鐵蹄下的鋪路白骨，尤其是四千多萬雙無目的眼睛，你就不會覺得這些數字枯燥乏味了。
在足可斷定絕非天災而是絕對人禍的前提條件下，我對「死亡揭秘」的執著勁頭，毫不亞於我在蜀王墓穴的淤泥中尋找「蠶叢碑」。我總覺得我至少會看見如同墓中小草爬向天光的那一絲希望。自結識樂至王縣長後，我的這個感覺更加強烈了。
由於我的份內工作之一還有負責指導全省地、縣兩級水利區劃的任務，而位於涪、沱二江分水嶺上的樂至縣是我選擇的重點縣之一，這片亁涸而高傲的紅層丘陵哺育了陳毅元帥。當地百姓也很有脾氣。這是曾經的一幕：凡貼有「打倒陳毅」標語的汽車入城後，就會很快變成廢鐵的。而對於有德有才的貼心人，他們也會一致擁戴，包括昔日落難的人下人。剛剛獲得「改正」的「老右王眼鏡」，就是在全縣百姓、尤其是全縣農民的呼聲中當上縣長的。他是解凍初期的一個特例，是真正的民選縣長;他是袁隆平的同學，本來也當很有成就;他也很有性格，我們一見如故。當我向他單獨透露了我的一些「份外」想法後，他斷然表示，就是「偷」，我也要幫你「偷」一份。當他最終還是沒有「偷」成的時候，除了歉疚之外，就向我詳細講述了他曾經所在的那個生產大隊的死人景象，但仍屬慘狀描述，說不出具體數據，因為當年絕對不准說餓死人，誰也不敢說，何況還是右派，除非你不想活命了。看來，那時身陷農村與留在本系統的右派相比，處境更遭，在第一時間的見聞還沒有我的多。時隔多年後，即使擁有自由身的袁隆平教授在央視專訪中，談到他決心研究水稻新品種的初衷時，也只能(自然也是忍不住)流露了他揮之不去的記憶而已：
「慘哇，到處有人挨餓，有的倒在路上，有的倒在溝邊，有的趴在地上……」
我估計袁教授也是說不出某個行政單元的具體死亡人數的。中共的保密水準實在太高太高了——這或許正是黨國炫耀「人民江山萬年長」的依據之一。
類似袁教授所言之慘像，我後來在全省各地聽得很多很多，包括人吃人和人肉包子等。於是，我就著手以全省二十個地(市、州)為板塊單元，取各地農業人口為權重參數，以耳聞的慘烈程度為修正係數，再分別乘以死亡係數(如溫江地區三十六萬死者所佔該區一九五七年人口的百分比)，取其乘積集之和即為四川全省在「天堂路」上倒斃的死魂靈。最初，對於費神求得的演算結果，我本人也不敢相信，竟達九百萬左右，約佔一九五七年全川總人口七千萬的百分之十三，佔農業人口五千九百五十萬的百分之十五有餘，即平均每百個農民中就餓死了十五人!這令我不禁毛骨悚然了，只敢藏在心中。我覺得這是一個十分嚴肅的學術問題。還原歷史，必須慎重對待。
好了，一九八七年三月出版的《一九八六四川經濟年鑑》(四川科技出版社)終於在「四川人口概況」一章的「人口發展迅速」一節中漏餡了，茲摘引於下(懇請讀者切莫嫌它枯燥，為了死者，無妨認真讀讀)：
「四川總人口(含重慶市)，一九四九年為五千七三十萬人，佔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十點六……一九五七年突破七千萬人。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年人口平均增長速度為百分之二十六點八。此後，由於大躍進和自然災害的影響……一九六四年總人口(降)為六千八百九十八萬人，一九六九年突破八千萬人，一九七四年達九千二百七十萬人，從一九六四至一九七四年人口平均增長速度為千分之三十。」(見十八頁)。
這部裝幀精美的《年鑑》編委會是由省委副書記顧金池任主任，副主任有副省長蒲海清等六人，另有省委書記楊汝岱作序，還有省長蔣民寬和張愛萍上將等人的題辭，可見重視程度及其權威性，供死亡解秘乃是比較可靠的，只可惜他們還是用牛皮紙糊住了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三年這一時段極其關鍵的和敏感的U型曲線，最終只得無可奈何地漏出了一個黑洞一九六四年，而且也只好拿此年來搪塞「大躍進」的「影響」。請注意，即使如此，一九六四年仍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關節點，雖然它是處在「劉鄧路線」給人間注入生機的人口回升曲線的一個高位上，但仍比人口正常的一九五七年(七千萬人)減少了一百零二萬人，而從這個點位反推至該時段的低谷點位，即可呈現被糊住的U型曲線了。我揣測，書記、省長們也同樣被這個死亡高峰期的千萬死魂靈嚇壞了，以致才提前找話稀釋，並謳歌般地寫道：「由於勞動人民生活普遍得到改善，生活安定，醫療衛生事業普及，人口死亡率才從建國前的千分之四十下降到千分之八左右……」(仍見十八頁)。
啊，天啦，天!蒼天之下可真有這碼子通行證?該叫卑鄙或叫無恥呢?
但是，且慢，被後毛們「省略」了的U型曲線仍然客觀存著。在我刻骨銘心的記憶中，咱中華民族在「大躍進」中的整體陽萎，同世間生命的急劇消失乃是基本同步發生的，集中在一九五九年蘆山會議打倒為民請命的彭德懷元帥並立即掀起全國性的「反右傾」惡浪之後，與之相應的死亡高峰是一九六一與一九六一年際之間，以公共食堂只可供應大鍋清水湯和老虎灶完全不冒青煙為標誌;同樣，整體陽萎的復甦與世間生命死亡減緩的速度也是基本同步的，與之相應的生命回升曲線的拐點是一九六一年夏季至年底，是當年黨中央(即毛魔封稱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發文鼓勵「生產自救」的時候，也就是安麗幫助我在野山中重新變成男人之時開始的，其主要標誌是男人臉上開始不腫了，女人開始挺起大肚子了。這期間的生育反彈則是爆發性的。被飢餓剝奪多年的全民性的性衝動猶如下山猛虎，尤其是男人，重點是文化娛樂奇缺的全國農村。在西嶺雪山下，林玉芳向我講的句句屬實，「餓過了，吃飽了，農村沒耍事，只要天一黑，他就扭到我不放，弄得我害了一身婦科病，」 —— 這個足令人性蒙羞的本底原因，恰是始自一九六一年底未入《年鑑》的畸態生育率回升的主要動力，所以，問題就變得簡單了，只需首先求出一九六一年年末全省總人口，然後與一九五八年年末全省總人口相減，即為全省死亡人數的近似值。
根據以上官方數據分析及推導(演算過程暫略)，求得一九六一年底全省總人口為六千一百八十六點四萬人、一九五八年底人口為七千零七十萬人，二者相減為八百八十四萬人——這就是四川死人總數推算結果之一。此值同前次推算的四川全省餓死九百萬人基本吻合。
後來見到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教授曹樹基先生寫的《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四川人口死亡研究》時，我的眼眶立刻充淚了。作為這場人禍的親歷者和倖存者，我首先代表長眠巴蜀大地數十載的萬千冥魂感謝曹樹基教授了。我特別高興的是我終於看到了以曹教授為代表的並不佝僂的學者身影了。教授卓有成效的研究是通過人口普查資料及新修地方志所載數據，對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年間四川各地人口的「非正常死亡」進行估算的，其結果表明，五年大飢荒中，四川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達九百四十萬，佔災前全省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三。
看來，我第一次分析計算求得的九百萬與曹教授得出的九百四十萬是基本吻合的，第二次稍有出入是我更加偏於保守，著重針對的是「連續三年」，故在 U型死亡曲線上對前後兩年漸變段(即一九五八及一九六二年)作了省略，若補上，就基本相當了。顯然，這三個數據已逼近「大躍進」的真實死亡人數了，但我更認可曹教授的九百四十萬。我認為這三個數據都是刻在同一塊無言石碑上的無聲控訴。無論時間如何遠去，巴蜀「千水」都不可能洗去這樁空前絕後的滔天罪行。
如果將四川的九百四十萬作為模數推算全國死亡人數，又豈止四千萬!當然，各省情況不盡相同，宜按曹樹基教授的思路和方法各各進行，其最終的匯總結果，我敢斷言不會少於四千萬，因當年的河南、安嶶、江蘇、浙江、江西、湖南、湖北、雲南、貴州等省(區)也是撐不住了，已向亡族絕種極限逼近了……如果真能熬到「絕密」公開的那一天，讓人們大吃一驚的事情肯定多多，豈止人肉包子!豈止人吃人!豈止四千萬!
也許讀者會問，四川的人禍何以如此慘烈呢?餓殍們又何以死得如此平靜呢?
前一個問題好回答，一是四川歷有「天府」美名，農業大省，承擔了更多的高指標，尤其被「高產衛星」等謊言注水之後，聖上向「注水豬肉」揮來的屠刀就愈發厲害了;二是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的「共產主義風格」奪了全國之冠，這位封疆大吏把糧種和種豬也一併收括運往北京、上海等地去了，其間，他則由政治局後補委員被毛擢升為政治局委員，而腳下卻踩著白骨九百四十萬!
後一個問題——餓殍們何以死得如此平靜乃非三言兩語可道明——鑒於現代謊言機器加現代熱兵器足可矇騙並震懾天下蒼生，令人難以確切回答，但，它正是本書探索求解的主、客體對象，可視之為疏離普遍規律和普世值價的混合體，很像一團肉漿，它是任人宰殺的結果，腥味仍在，但卻可叫每個生者首先捫心問問自已：我還盲從嗎?我還怯懦嗎?
嗨，九百四十萬，四千萬中的九百四十萬，歷史曾用「革命浪漫主義」替代裹屍布裹住的蜀水巴山喲，歷史又悄悄從你們身上踩過去的九百四十萬呀，你們已然瞑目了嗎?你們還是那麼平靜嗎?作為倖存而苟存至今的生者，我沒有忘記你們，尤其是王家沖的那一坡野塚，還有七里香叢中的那個母子墳，小婦人出穴的精靈彷彿還在向我說：請不要忘了我們唷，死得最可憐的要算我的牛娃哦——這是四千萬以上餓死鬼沒有盡頭的遺願……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