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是我自小離開父母兄弟的緣故吧，從入學開始，我就得到很多老師的關愛。裴老師是最後一位對我栽培最多，影響最大的老師。離開學校後，我與你保持聯繫近二十年，卻在八十年代中斷了通信。
遇到楊老師我想到了你
在華盛頓DC紀念碑廣場，對中共迫害法輪功二十年的紀念活動在進行中。場外法輪功學員對路人講真相，勸三退。一對從保定來的母女與法輪功學員談得很融洽。女兒指著媽媽說：「她退了，在出國前退的。」於是媽媽講了她的故事：出國前，我遇到女兒小時候的同學的媽媽。她對我說：「楊老師，有要緊的事跟你講。」她把我拉到僻靜的地方，講了退黨大潮的事，把我勸退了。我們那裡法輪功學員可多呢！我單位有個學員在辦公室看《轉法輪》。我建議她把書打字，一頁一頁拿出來讀，就不會引人注意了。學員很高興，謝謝我，說我給她的主意好。
楊老師還講了另一個學員儘管降了官位，撤了公職，被抓、被關了，還堅持修煉的故事。看著這一對神采奕奕的楊老師母女，裴老師，我想到了你。老師，你是否跟楊老師一樣，遠離了中共？在中華民族的良心自救的洪流中，你起著什麼作用？扮演著什麼角色呢？
與老師的最後一次通信
畢業分配後，我在南方的一個小城市工作，然後在自己的出生地香港生活了數年，最後在美國定居。近二十年，我與老師談生活、談工作，沒有談及社會問題。直到在美國生活數年後，在信中，我談到美國社會制度的好，我滿意自己的生活，並說對今後的生活，我無後顧之憂。
老師在回信中，給我上了一堂很嚴肅的政治課。強調黨的領導，強調社會主義制度優越，還有針對地說，只有在社會主義祖國生活才無後顧之憂。老師對美國社會制度的極端排斥的態度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當我踏上美國的土地，我的第一感覺是:這是一個純樸的國度。我沒有忘記在大陸，自己嘴裡講的，心裏想的都是反美的。雖然是國內教育強制灌輸的，但我仍感到內疚。過去說美帝是中國的頭號敵人，現在自己要在這裡求生。我刻意地少接觸華人社區，去發現美國各種人的真實生活。我向老師介紹的美國社會好的方面，不是任何人灌輸給我的，是我的親身生活體驗。老師居然深拒固閉，不能脫下有色眼鏡去看一下真實世界。
在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把全體老師排列成大方塊，在操場上「遊行」。當我一眼看到裴老師，我跑進空蕩蕩的教學大樓獨自哭泣。香料課的孫老師被抄家。我離校後，化工課的孫老師被禁閉，從樓上跳下斷了腿。裴老師你本人，還有不少來自工廠，農村和部隊的老師，因為妻兒是農村戶口，長期與妻兒分居兩地……所有這些亂象，為什麼不能使老師看到中國社會的弊病？為什麼老師死抱著「樣板中國」不放，不容人置疑中國社會的問題。我不明白，我很失望。像孫悟空害怕緊箍咒一樣，我不想再受到在大陸生活時，那種狹隘而偏執的思維的影響。我就沒有再寫信給老師。
「黨話使人難以和正常社會的人交流」
這是大紀元系列社論《解體黨文化》中的一句話。看了《解體黨文化》後，我明白了，裴老師給我的最後一封信是在講「黨話」。其實，我自己在學校時，不也是不由自主的講「黨話」的嗎。我給香港親人的信，跟老師一樣的口徑，在為黨和社會主義歌功頌德。出了校門「歌頌黨的熱情」似乎沒有那麼強烈了，但另一種情況出現。一位知心的同事對我說：「在學校時，認為黨員很了不起，踏進社會就不這樣想了。」她說的完全是我的心裏話，但是我不敢表白，也不敢接她的話講下去。因為按中共的邏輯，這句話可以上綱上線為是針對共產黨的，也就是一句反黨的話。再說兩個人就可以構成一個反革命小集團，所以我沉默了。在一個「黨話」獨行的不正常社會，講心理話，講真話很可能惹禍上身，嘴裡唱著「黨媽媽」心理怕著「黨媽媽」。知心朋友之間都不能有正常的交流。
解體黨文化 師生齊清醒
目前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沒有停止，在大陸法輪功學員對楊老師的勸退是冒著被迫害的危險的。我為楊老師高興。老師的清醒能避免學生一代又一代被黨文化的迷惑。我也後悔當初中斷與老師的通信。學校教育是中共灌輸黨文化的重要陣地。作為師生，我們在同一所學校受「黨文化」的毒害。
前幾年我去過學校舊址。隨著舊學校已成為廢墟。現在裴老師，你和我是否都不再是中共精神的奴隸了呢？裴老師，你看了《九評共產黨》了嗎？你看了《解體黨文化》了嗎？只有解體黨文化，中國人才有正常的社會生活。只有回歸中華民族的正統文化，中華民族才有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