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43年審干搶救運動中，李銳被當作特務嫌疑送到保安處隔離審查，範元甄受到牽連也被搶救。×××受中央政治研究室組織指派去搶救她，卻與她同居了。1944年6月李銳甄別釋放，與範元甄離婚，大病一場。
本文摘自《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1937-1947）》，作者：朱鴻召，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石瀾在與舒同共同生活的40年中，始終堅信「我們婚姻的政治基礎是牢不可破的」，「我常常把在工作中的緊張氣氛和原則性帶到家庭中，因此與丈夫不斷發生齟齬和爭吵。」舒同感覺到，「在社會上緊張工作，回到家裡面也是緊張，這樣的家庭，還不如沒有。」可是，作為妻子的石瀾越是發現家庭生活中有矛盾，越是要將矛盾上交給組織。「對這些矛盾，我採取了錯誤的處理方法，向有關的組織寫信控告了他。這些信又被轉到了舒同手中，舒同震怒了，向法院提出離婚。」等到她晚年清醒過來時，事情已經不可救藥。她在法院給她的離婚判決書上寫了八個字：「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石瀾：《我與舒同四十年》，同前引第252頁。
範元甄曾經是武漢、重慶抗戰宣傳界的風雲人物，頗得王明、周恩來的賞識。1939年，18歲的她與李銳在重慶結婚後同赴延安，先後在馬列學院、中央政治研究室學習或工作。她與江青、孫維世、蘇菲並稱「延安四大美人」。1943年審干搶救運動中，李銳被當作特務嫌疑送到保安處隔離審查，範元甄受到牽連也被搶救。×××受中央政治研究室組織指派去搶救她，卻與她同居了。1944年6月李銳甄別釋放，與範元甄離婚，大病一場。組織上出面干涉，將範元甄下放到橋兒溝鄉當文書，×××不顧自己已有家室，竟然冒充範元甄丈夫，繼續與她同居。組織再次干涉，勸慰安排她與李銳復婚，並將她調到《解放日報》社和李銳一起工作。李南央：《我有這樣一個母親》，《書屋》（長沙）1999年第5期。這件事情上，受到家庭和社會指責的都是範元甄。那麼，作為一個革命女性，她今後還有什麼臉面去工作呢？她心理的委屈還能向誰傾訴呢？只有一切相信組織，一切聽從組織安排，把家庭裡的一切大小事體都及時準確地向組織上匯報，以此表示自己無私無畏；再用意識形態話語把自己裝點起來，對外是一張金字招牌，光燦燦的面孔，對內聊以安慰曾經受傷而不能袒露的心腸。
（看中國編者註：至今被派前去的人仍被隱蔽，但在李南央所著作之《我有這樣一個母親》中曾提到：這場婚變完全是由於鄧力群「利用職權、姦佔審查對象」——挾權勢插入李、範兩人之間，成功地當上第三者，終於成就1944－1945年間沸沸揚揚，延安盡人皆知的鄧、範醜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