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年前的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佩戴「紅衛兵」袖章，檢閱紅衛兵隊伍。從此，8月18日就成為紅衛兵的盛大節日，紅衛兵也迅速發展成為一種運動。但，僅僅兩年後，這一天就成為紅衛兵的祭日。無論後人怎樣評價紅衛兵運動，它都將成為中國近現代史的一部分；儘管現在官方刻意迴避，媒體也逐漸淡忘，但這段歷史既遮掩不住，也迴避不了。歷史，總是頑強地表現自己。事實上，紅衛兵的「幽靈」至今仍在中國大地上游蕩。
那個年代的紅衛兵，雖然很大一部分是處於歇斯底里狀態，但還是有很多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也會參加。如果順著「歇斯底里」和「受過良好教育」的思路，答案是現成的，歇斯底里和受過良好教育本身就是答案。
2010年獲戛納電影節大獎的德國電影《白絲帶》，講述了一個製造恐怖的故事。而恐怖事件的製造者，竟然是當地神父家的幾個孩子。這幾個孩子受著極其嚴格、傳統的家庭教育，包括行為規範、倫理道德和價值觀教育，神父也經常向孩子們訴說自己心中對他們的希望，對他們的要求。就是在這樣的教育背景下，這些孩子卻對一名智障、殘疾兒童，做出殘害的恐怖行為。這個電影對研究紅衛兵的暴戾行為，很有啟示意義：即所謂正統、嚴格的教育，會扭曲受教育者的性格，產生與教育目的相悖的行為。
按照一般的看法，強者並不能因為加害弱者而彰顯其強。但現實生活中就有這樣的事情，比如日本軍隊屠殺手無寸鐵的中國百姓，比如紅衛兵殘酷毆打學校的老師。紅衛兵在當時毋庸置疑是強者，但在當時，他們並沒有抱著炸藥包去北部灣炸美國的航空母艦，也沒有舉著步槍射擊在越南狂轟濫炸的美國飛機。他們高喊著「世界革命」、「解放全人類」的口號，卻對那些垂垂老矣的「五類分子」，對朝夕相伴的老師，對共一張課桌的同學大打出手，竭盡暴虐之能事。電視片《七八點鐘的太陽》中，一個曾經的紅衛兵講述當年在毆打老弱病殘的「五類分子」中獲得革命的快感，感覺到自己的強大，這絕對是一種病態性格。
紅衛兵是被教育出來的，而且是在一種教育制度下被人刻意教育出來的。這是個不容迴避的事實。教育紅衛兵使用的教材和語言，還有周圍環境，同教育雷鋒是一樣的。雷鋒日記中有一句經典，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誰是敵人？毛澤東說，敵人已經鑽進我們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就睡在我們身邊。一旦敵人被權威界定，革命者必然對其殘酷無情。
事實上，文革前的階級和階級鬥爭教育，就是一種「性格扭曲」教育。這種教育，每時每刻都在教育學生睜大眼睛，認清誰是「敵人」，尤其要認清自己身邊的敵人；不僅要認清敵人，還要恨敵人，要學會恨。作為學生，他們的性格本身並無加害他人、危害社會的傾向。問題就在於，在他們成長的過程中，總有一種力量在不斷激發他們的「黑暗面」，總在提醒他們時時保持警惕，時時表現出憤怒，使性格的基因時刻處在極易突變狀態。一旦環境出現變化，社會被扭曲，形勢被扭曲，民眾的思想被扭曲，這種被教育出來的性格就會基因突變，與形勢合拍，順勢發展。再加上別有用心者呼風喚雨的攛掇，這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學生就會把對「敵人」的仇恨付諸於實踐，付諸於鬥爭。而他們也理所當然地認為，這樣的鬥爭與平時所受教育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說，文革前17年的教育和宣傳，已經在後來的紅衛兵「造反」思潮的思想細胞裡，注入了「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的基因。這個基因內，帶有濃烈的中國幾千年歷史的信息。這種歷史信息，經過多少專家、學者、老師，經過教育界「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篩選和系統化，已經被嚴重歪曲，已經成為當時教育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學者高華在一篇論述抗戰期間根據地教育狀況的論文中提到，中共在紅軍時期一直到抗戰期間的根據地教育，普遍存在重思想教育，輕知識教育的傾向。他認為，根據地的教育是一種強化意識形態的灌輸式教育，以革命政黨的世界觀、方針、路線為宗旨，又與現實緊密結合，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和政治鼓動特點。這種教育思想，以及由此逐漸形成的教育制度，都對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教育產生相當深刻的影響。紅衛兵就是這種影響的產物。
強化的灌輸式教育，並不是真正的思想教育。思想教育是啟髮式的，灌輸的只能是精神。這樣教育的結果，只會培養出服從命令、一往無前的猛士，激發不了思維的火花，也培養不出有思想的智者。
但善于思考的人，卻能成例外。例如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首次接見紅衛兵，當年19歲的北外學生王容芬在廣場上百萬瘋狂的紅衛兵當中，意識到中國如此發展下去必將大亂。王容芬之後上書毛澤東，震驚了北京。
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在鳳凰衛視作客訪談節目時候，回憶那天說，當天廣場上有人撿著不少金條。廣場上沒有資本家的子女，那些金條都是紅衛兵從資本家那搶來的。他們歡呼跳躍的時候，金條從衣服兜裡掉到地上了。可見，紅衛兵不僅是暴力分子，還是刑事犯罪份子。
45年前的「8·18」，是一場反人類的示威。這次活動的中心內容是林彪講話，講話一開頭，他就代表毛澤東和黨中央宣布支持紅八月暴力。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對此作了現場直播。所以廣場上好多大喇叭。林彪聲嘶力竭的講話——他也是個病人，好像服了興奮劑似的——從多個大喇叭一起放出來，聽著就像好多流氓打群架一樣。毛澤東那天言行不多，但他是總策劃，他那天突然穿上了軍裝。軍裝是臨時找的，他那麼胖，沒有合適他身材的，找來最大號的，還綁得身上似的。他穿軍裝是突出了他是軍委主席的身份。毛澤東那天是國家暴力的代表。紅衛兵代表宋彬彬給他獻上紅衛兵袖標，他戴上後說了三個字「要武嘛」。在百萬人齊呼「萬歲」的浪潮裡，毛澤東抬起帶著袖標的那隻手臂，說「紅衛兵萬歲」。「8·18」之後，宋彬彬本人改名宋要武，1966年8月20日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都刊登了署名「宋要武」的文章，叫「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袖章」。
那天主席台上、廣場上幾乎都穿軍裝。紅衛兵的武器是帶釘頭的皮帶。給毛澤東獻袖標的宋彬彬當時是北京師大女附中革命造反委員會的三個頭目之一，他們學校的紅衛兵在「8·18」之前的8月5日，用釘頭皮帶活活打死了副校長卞仲耘。宋彬彬在文革中的角色是紅衛兵代表，恐怖份子頭目。宋彬彬們「奉旨」「要武」後，一場殺人遊戲就開始了。
據當時北京市公安局統計：從8月20日到9月底40天裡，被打死的有名有姓的北京市民和教師有1772人，就是每天有44個人死在紅衛兵皮帶下。最殘酷的暴力集中在其所高幹子女所在的中學，包括宋彬彬、劉婷婷、鄧榕所在的師大女附中，以及清華附中、北大附中，薄熙來所在的北京四中，美國紅衛兵卡瑪所在的101中。
當時社會上的整人、打砸搶現象，人都想瘋了一樣。王容芬「8·18」那天也到了天安門廣場，看到當天的情景，讓她想到大學期間看的反映德國納粹時候的電影，知道暴力的根源在哪兒了，所以做出了之後上書毛澤東的決定。她給毛澤東寫信說：「文化大革命不是群眾運動，是一個人在用槍桿子運動群眾。文化大革命要把中國引到哪裡去？！」
本來那些政治家們該出來說話，但沒有一個人出來說話，於是她挺身而出。那個瘋狂的年代，有些人犯了所謂的一些不尊重毛澤東的錯誤，現在看來可能都是十分荒唐可笑的小事，但這些人卻為此付出了生命代價。但王容芬居然逃過了被判死刑這一劫。原因就是因為她的話說的太絕了，他們就非要知道她幕後的「黑手」是誰，每次審訊都問這個問題，48小時審訊輪班轉，不許她睡覺。審問她就是要知道是誰影響了她，就這麼折騰了她多年。讓她從幼兒園到大學，教過她的老師都寫出來，說誰影響她？她最後實在受不了了，就寫了個拉赫美托夫。他們問這個人怎麼影響的？她說，他還影響列寧了呢。這一下，他們給她手銬腳鐐都戴上了，說她戲弄他們。後來進監獄裡來的人越來越多，後來把她轉到山西，再後來就顧不上她了，沒人管她了。就這樣，她在監獄裡呆了10年。
10年中，王容芬看報都是獄卒子看剩下的報紙，她媽給她送進一本《資本論第二卷》，也看了10年。看來看去，她明白了，知道他們這個革命根本就建立在錯誤的理論指導上了。後來給她平反了，她還進了社科院成了研究員，還是高級研究員。當然平反也沒徹底平反，因為「反毛」這條不能平反，留了個很大的尾巴。當時社科院招人，她就拿了一篇批判資本論的論文去應招，費孝通領導的社會學所就要了她了。
「8·18」過去45年了，每年這一天對王容芬來說都是個特殊的日子，王容芬也覺得對中國人來說是個特殊的日子，這是個暴力恐怖的日子。德國有個「水晶之夜」，是紀念納粹砸猶太人店舖之後開始種族屠殺的日子。王容芬希望中國能把8月18日定為「國恥日」。
王容芬覺得有這個可能。王容芬認為，「8.18」實際上是20世紀中期以後整個世界恐怖、暴力活動的一個重要起源。「這不但擾亂了全國，而且擾亂了世界，它輸出革命。當時在北京外文局集結了一批全世界的所謂外籍的專家，他們翻譯毛澤東的語錄，把這翻成外文，用各種語言傳播到世界去。」那時候，在德國出現一批人，拿著小紅書，德文版的上街遊行示威，上街扔石頭。還有一批人，直接就稱自己是「紅衛兵分部」，後來由德文翻成中文卻成了「紅軍旅」，這個「紅衛兵分部」就是一個純粹的暴力恐怖組織。他們的任務就是按照名單去殺人，去殺政要，殺經濟界的銀行行長，殺檢查院院長，僱主協會會長，他們的任務就是去殺人。所以，「8.18」是中國暴力的根源，也是從那以後世界暴力的根源，那些毛分子，那些馬列主義分子，那些各種各樣的紅衛兵，把人頭骨頭堆成牆。
宋要武（宋彬彬）在「毛主席戴上紅袖章」中說，「……革命的重擔我們要挑，革命的大權我們要掌。我們向毛主席保證：資本主義休想在中國復辟。我們不但要讓中國在我們這一代手中不變色，而且讓它在我們下一代手中也不變色，讓它千秋萬代紅下去，要讓紅光照遍全世界。中國的未來是屬於我們的，世界的前途是屬於我們的。我們一定要發揚「武」的精神，跟著毛主席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前進，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所謂紅衛兵，最早的紅衛兵名稱來自於一位清華附中學生後來成為著名作家張承志的筆名，意為「毛澤東的紅色衛兵」。中國第一支紅衛兵是1966年5月29日清華附中的卜大華、駱小海、鄺桃生、王銘、張小賓、張承志等人秘密成立的。紅衛兵組織完全是自發的。在他們成立的當日，北大附中以彭小蒙為代表的中學生，成立了「紅旗戰鬥小組」。彭小蒙的父親彭炎時任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是黨內有名的文化人，其母阮波是著名作家，但他們對紅衛兵的組織持保留態度。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文化大革命宣言後，其它中學學生所貼的大字報就紛紛書上紅衛兵的署名。緊接著礦院附中、石油學院附中等也相繼成立了紅衛兵。礦院附中紅衛兵的楊冀平，是上將楊勇的次子。他哥哥楊小平和中共中央統戰副部長劉春之子礦院劉歌是中學時的同學，因此，楊冀平和劉歌熟起來。受楊冀平的影響，礦院紅衛兵由劉歌發起，朱邁、趙靜愚、王小中、楊吉生、王運通、劉延生、王陽春等人參加，成立於6月18日。8月18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之之前，紅衛兵雖然人數比較少，卻都是真正的紅衛兵。
但是煤炭部工作組把礦院和礦院附中的紅衛兵，都定性為反革命組織。劉歌、楊冀平不服，相約到煤炭部，求見部長張霖之，說明紅衛兵的實際情況，得到張霖之部長的支持。在張霖之部長的干預下，礦院紅衛兵不但被平了反，而且院黨委還專門撥給了辦公室和電話，紅衛兵組織一下子發展到100多人。北京航空學院的劉克府（又叫朱新華，上將朱良才的次子），和劉歌是中學時代的同學。他聽到劉歌介紹紅衛兵的情況非常贊同。後來劉克府和蘇曉前（中將蘇靜之子）、徐甘泉（中將徐立清之子）、賴銳銳（建材部長賴際發之子）、賀新洲（賀龍元帥之侄）、李明清（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之子）、孫酋玲（交通部長孫大光之女）、王亞慧（少將王智濤之子）等串聯，寫出十二人大字報，向院黨委提出善意的批評，全校轟動，掀起運動高潮。毛澤東的大女婿孔令華（中將孔從周的兒子）擔任了校籌委會主任，劉克府是委員之一。毛澤東的大女兒李敏參加了國防科工委駐北航的工作組。運動中，劉克府們碰到什麼問題都去請教李敏。紅衛兵的事也問過李敏，李敏的回答是堅決支持。
大約在1966年6月份，一副血統論對聯廣泛傳播：「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種語言是不符合正統的語言習慣的，近似於流氓痞子的語言，但它卻朗朗上口，被廣大紅衛兵小將接受。他們信奉毛澤東「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那時候林彪雖然還沒有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但所謂的林彪語錄滿天飛，如：「槍聲一響，老子就上戰場，完蛋就完蛋，老子今天就死在戰場上」等等。「對聯」的出現同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鬥爭有直接關係。7月26日，江青在北展劇場接見紅衛兵，公開了對紅衛兵的支持。彭小蒙在演講中引用了「對聯」，江青插話說：「基本如此嘛。」由此，對聯有了「基本如此」的橫批。
7月28日，江青將清華附中卜大華等人6月24日寫的《論無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再論》和彭小蒙7月26日在北大的講演稿，交給毛澤東。8月1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還給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寫了回信。8月3日王任重約見卜大華和王銘，公開了毛澤東的回信。至此，由於毛澤東的首肯和推動，紅衛兵運動像火山爆發一樣，在全國以勢不可擋之勢興起。
7月26日，北京輕工學院的汪延群（少將汪東興之女）、朱新民（上將朱良才三子）等為代表，到國務院信訪室上訪，狀告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引起中央文革的重視，戚本禹親自出面接待了他們。7月29日北京新市委召開運動積極份子大會，當天晚上，江青率中央文革部分成員到輕院，舉行師生大會。江青在講話中支持學生反對工作組。8月1日，輕院紅衛兵正式成立，在高校中輕院紅衛兵也相繼成立。江青對紅衛兵的興起有她不可磨滅的功勞，為了製造天下大亂，她刻意吹捧無知的青年學生，鼓勵他們造反有理。當她看到中學和大學的紅衛兵組織，能為她所利用，就使出各種手段千方百計拉攏和支持。
清華附中紅衛兵富於革命激情的文章，彭小蒙精彩的演說，一經江青的推薦，就立即得到毛澤東的認可，進而肯定了紅衛兵運動的大方向。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有了毛澤東的支持，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紅衛兵運動。紅衛兵真正變成了「奉旨造反」的紅衛兵。
8月1日建軍節後，全國紅衛兵像雨後春筍一樣蓬勃發展，中央老革命的子女都參加了紅衛兵：時任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朱理治的兒子朱佳木，陳毅元帥之子陳曉魯、陳賡大將之子陳知涯，中共建政上將朱良才的長子朱新加，中將劉志堅長女劉平凡、國家計委副主任顧明之女顧小鷗、上將傅秋濤之女傅民族、公安部老紅軍之子李紀周、內務部副部長程坦之女程辛聯，上將張宗遜之子張新陝，汪東興之女汪延群，少將王集成之子王小戍、少將王文軒之女王小玲、北京市副市長萬里之女萬淑鵬，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鄧典桃之女鄧良寶，小兒子鄧良誠，黑龍江省長李範五的女兒李黎力，上將宋任窮之女宋彬彬，中央書記處書記劉寧一之女劉菊芬，外貿部副部長雷任民之女雷蓉、中央文革副組長王任重之女王小平。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之子喬宗淮，成都軍區政委、中將甘渭漢之子甘佩，公安部副部長許建國之女杜安糠、一機部副部長饒斌之子饒凱，中將、總政治部副主任劉志堅之子劉惜戈、中將、海軍副司令方正平之子方忠誠、上將、福建省委第一書記葉飛之女葉威威、冶金部長呂東之女呂虹，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之子譚懷遠，中聯部副部長伍修權之女伍連連，少將宋玉林之女林輝，建工部長劉裕民之女劉瑩，公安部副部長於桑之女於延琳，北京市副市長萬里之子萬仲翔、水電部副部長劉瀾波之子劉安東，黨校副校長胡繩之子胡伊朗、戴愛蓮的侄女戴良江西省副省長黃霖之子羅迎難，外交部駐英代辦宋之光之子宋揚之，上將蘇振華之子蘇承德，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譚政文之子譚力夫，教育部副部長劉笛峰的養子……。
但他們不顧政策、為所欲為，到處製造麻煩，竟然槍走西藏宗教領袖班禪進行批鬥，到處打砸搶燒，外國使館密集的東交民巷和蘇聯使館附近的一條街，被他們砸了原先的路牌，分別改為反帝路和反修路，與外國使館工作人員的衝突也時有發生。
於是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出面講話，要求領導幹部的子女退出紅衛兵領導層。許多老紅衛兵的父母，這時都受到運動的衝擊，被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一樁樁嚴酷的事實，教育了大多數老紅衛兵，他們轉而成為「保爹保媽」派。在中南海禮堂成立了「聯動」。這些老紅衛兵，都是血統論者。在他們的老子紛紛被打倒前，他們用極端的方式抓走資派、打黑幫，批鬥牛鬼蛇神，甚至欺壓出身不好的同齡青年。為所欲為，無惡不作。干擾了文革的大方向，於是江青人不得不重新培養新的紅衛兵，頭領如聶元梓、蒯大富之流，來替代他們。
不過，「飛鳥盡，良弓藏、走狗烹」，無論是老的、新的紅衛兵，他們不過是像猴一樣被耍了一回。使命結束後，都退出政治舞臺。
在反對「血統論」的英雄遇羅克1970年3月5日被殺害的26年後，「血統論」的發明者譚力夫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辦公廳主任。作者堅定地認為：在中國「血統論」是一種文化。唱紅歌，種紅樹，山河紅，老子英雄兒好漢。2008年9月，「將軍後代合唱團」在中國成立。他們子承父志地表示：「美國不是要我們到了第三代、第四代就會變顏色，我們就是要將我們的紅色文化代代傳下去，永不變色。」這聲音似乎和當年的紅衛兵們一們一樣，但滑稽的是那個宋要武又改成了宋彬彬，並入了美國籍，成了美國人。
「文革」是在唱紅歌、讀紅書、開紅會、看紅戲中，拉開序幕的。那時剛過了「三年困難」，人們餓得沒精神，領導說要提振精氣神，於是各單位組織開展「革命歌曲大家唱」活動。給人印象最深的歌，是李劫夫作曲的《我們走在大路上》，歌中唱道：「我們走在大路上，意氣風發，鬥志昂揚，毛澤東領導革命隊伍，披荊斬棘奔向前方。」還有才旦卓瑪唱的以雷鋒日記填詞的《唱支山歌給黨聽》，歌中唱道：「舊社會，鞭子抽我身，母親只會淚淋淋；共產黨教導我鬧革命，奪過鞭子抽敵人！」。唱得最多的紅歌則有《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等，主要內容為：「毛澤東是紅太陽」；「黨是俺的親爹娘」；「千秋萬代跟黨走」；「誓把敵人全埋葬」之類。成人唱著紅歌；紅孩子「準備好了嗎？時刻準備著！」的口號嘹亮，使青少年熱血直往上湧，盼望著早日有一天「殺敵上戰場」。這一天終於來了，廣播裡發出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集中火力鬥黑幫」的號召，「偉大領袖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中學生們發起成立了「紅衛兵」組織，最先一批紅衛兵是高幹子弟，他們打人下手狠，並喊出「老子英雄兒好漢」、「天下者我們的天下，我們不干誰幹？」、「紅色恐怖萬歲」等口號。不久高幹子弟們的老子被打倒成了「走資派」，他們就蔫了。紅衛兵上街「破四舊」，見著「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就打。由於暴力革命思想深入人心，這一切似乎順理成章，紅衛兵們還有一套說詞：「好人打好人，誤會；好人打壞人，活該！」有人去八寶山，見到被打死者的屍體摞滿一間間屋子，來不及火化。北京大興、湖南、廣西等地都發生了把「黑五類」全家「滅門」慘案。
「文革」紅潮越湧越高漲，毛澤東一次次接見手捧「紅寶書」的紅衛兵，天安門廣場成了「紅海洋」。唱紅歌發展成了人人必須邊唱邊跳的「忠字舞」，有首「敬愛的毛主席，我們心中的紅太陽」的紅歌，是「忠字舞」的主旋律；讀紅書變成了每個人不可缺席的向偉大領袖的「早請示，晚匯報」，到了早晚一定時辰，由一人領頭，眾人均要起立，把紅寶書捧在胸口，面向主席畫像高聲敬頌：祝偉大領袖毛澤東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不做完這個儀式，不能上下班和吃飯。每個革命群眾都要佩戴的紅像章也越造越大，一位幹部因調侃說紅像章好似古代武將的「護心鏡」，被當作「現行反革命」抓了起來。那時民間還沒有電視，只有收音機，一年到頭天天反覆播幾個紅色「樣板戲」，沒有別的節目，以至全國的孩子對紅戲台詞倒背如流。1967年底各省市都奪權成立了「革委會」，叫「全國山河一片紅」，還出了紀念郵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兩報一刊」社論則提出：我們不僅要徹底砸爛一個舊世界，還要建設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