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16日，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以他為代表的所謂「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以他親手選定的接班人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進行了激烈的鬥爭。結果，「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成為文革最大的受害者。
然而，在歷史塵埃落定的今天，我們看到，劉少奇不僅僅是一個受害者。
先迫害後受害
宋永毅：「文革，劉少奇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這是毫無疑問的，因為他被迫害致死，而且他從職位上來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黨內的第一副主席，那是毫無疑問的。」
這是在美國的文革研究專家宋永毅。
宋永毅：「但是人們在注意到他這個最大受害者的身份的時候，忘記了一點：他還是一個最大的迫害者。」
1898年11月24日，劉少奇出生在中國湖南省寧鄉縣的花明樓村。這裡距離五年前毛澤東出生的湖南省湘潭縣韶山沖還不到10公里。
誰能想到，日後成為中國共產黨副主席和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和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會以你死我活的結局來結束他們的同鄉加同志的關係。
國家元首和接班人
1959年4月27日，劉少奇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在仕途上又上一層樓，成為繼毛澤東之後中國的第二個「主席」，春風得意，躊躇滿志。
劉少奇1959年10月1日主持慶祝中國國慶10週年大會時的講話錄音：「十年前，我國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取得了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人民民主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就開闢了中國歷史的社會主義新的時代。」
1961年9月，毛澤東在會見英國元帥蒙哥馬利時表示，劉少奇是他的接班人。他說：「我死後，就是他。」
然而，僅僅過了三個月，毛澤東就對自己的選擇提出了質疑。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出現了嫌隙。那是1962年1月中共召開的七千人大會。當時，毛澤東的一場大躍進造成了中國有史以來一場最大的持續了三年的飢荒。三、四千萬人的無辜死亡使下至老百姓，上至高級官員怨聲載道。曾經熱衷於大躍進的劉少奇在會上對大躍進提出了一點批評。
對於劉少奇的批評，毛澤東儘管心存不滿，但還是被迫在會上做了自我批評。
不過，大飢荒過後，由於中共官方從來沒有公開承認大躍進的失敗，而是說「三年自然災害」，同時中共還繼續神化毛澤東，說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戰勝了「三年自然災害」。因此中國人並沒有把這筆帳算在共產黨、毛澤東頭上，而是跟著官方宣傳把帳算在「自然災害」頭上和省級以下的幹部頭上。他們認為，「自然災害」和這些幹部欺上瞞下、貪污腐敗導致了這場大飢荒。而毛澤東則仍然是他們的「貼心人」和偉大的領路人。
這似乎正中毛澤東的下懷。他對當年被迫自我批評耿耿於懷，正希望有機會把這場大災難的過失推卸到那些他認為執行他的政策不力的官員身上。於是，在1962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並且說：「我們的幹部......絕大多數不懂社會主義」，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有時比毛更激進
此時，劉少奇已經受到毛澤東的指責，說他頂不住右傾壓力。聽到毛澤東發出搞階級鬥爭的號召，劉少奇迫不及待地積極響應，堅決貫徹。1963年2月，中共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部署這場後來被稱為「四清」的社教運動。劉少奇在會上說，要「搞一個階級鬥爭」，「總是口裡講階級鬥爭，不辦事情，不好」。
毛澤東估計，「我們這個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不掌握在我們手裡」。劉少奇則更激進地說，「三分之一打不住。」
1964年8月5號，中共成立「四清」指揮部，劉少奇親自挂帥，成為四清運動的第一線指揮。
《觀察》雜誌主編陳奎德說：「劉少奇搞‘四清’，實際上比毛還要左一些。劉少奇和王光美那個所謂的‘桃園經驗’，他們把基層幹部分類呀，實際上是人人自危，人人都生活在恐懼之中。」
澳門大學的副教授程惕潔博士在談到當年的親身經歷時說：
「在文革之前就開始要建立自己話語權的人，都被作為反革命分子，都一個一個清除，一個一個開除。這是指的高校社教，‘四清’，就是63年，64年。我自己就是受害者之一。只是，(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沒有貼大字報，我們早就被開除了。這個運動是劉少奇和鄧小平搞的。」
四清是文革預演
劉少奇主導的四清運動主要覆蓋了中國三分之一的縣的農村地區。在這場運動中，一共有大約500多萬人被整，其中7萬多人被整死。在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這些案子的絕大多數，包括劉少奇倡導的四清典型經驗中的全部案子，都作為冤、假、錯案平反。文革專家宋永毅說：
「唯一和文革交叉的大的政治運動是什麼？那是‘四清’。這個四清是誰組織的？是劉少奇組織的。現在國內不少的學者，包括黨的系統的學者研究四清的結論是，四清是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預演。那麼你就可以想到，有的時候受害者他也是害人者。而受害者他恰恰是為害人者提供了害他的依據，害他的手段，害他的方法。這個就是劉少奇的悲劇。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中搞得比老毛還要左。」
劉少奇倡導的「桃園經驗」就是拋開現存體制，發動群眾把領導權從「階級敵人」手中奪回來。運動的方法還包括貼大字報，以及逼、供、信和體罰。
劉少奇還是第一個提出通過「造反」對付「修正主義」的人。1964年6月，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發問道：「中央出修正主義怎麼辦？」劉回答說，「如果出了這種情況，一個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獨立。」
劉少奇的這些經驗都成為後來文革中普遍使用的手段。
毛劉分歧
然而，劉少奇極左的表現並沒有討得毛澤東的歡心。毛澤東想把四清的矛頭對準新的敵人--「走資派」，要把這股禍水引向上層，強調「根子在上面」；而劉少奇卻把矛頭對準傳統的敵人--「地富反壞右」和黨內的「小蝦米」，最多隻是調整了幾個省級官員的工作。
實際上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上的分歧十分有限，只是程度的差別。文革研究專家宋永毅認為，毛澤東為了整倒劉，故意製造和誇大他們之間的所謂「重大分歧」。宋永毅寫道：「在毛澤東的心裏，他耿耿於懷的始終是他個人的絕對權威和不能被人有稍微觸犯的‘龍顏’--這才是所謂的毛劉「重大分歧」的實質。」
實際上，劉少奇在四清中的一切行動都是得到毛澤東首肯，甚至是讚賞的。但是後來毛澤東反過來，把劉的這些經驗和做法統統否定了。
衝突加劇毛決心倒劉
1964年12月到1965年1月期間，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毛劉衝突公開化、白熱化。先是毛澤東在會議期間身體不適，鄧小平勸毛可以不必參加會議。後是毛澤東在會議中聲稱四清中主要矛盾是敵我矛盾，重點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劉少奇堅持說是「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
在會議上，劉少奇打斷毛澤東的插話，同毛髮生爭執。結果，毛澤東在後來的一次會議上掏出一本《中國共產黨黨章》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說：「有兩本書，一本是憲法，我有公民權；一本是黨章，我有黨員的權利。我有參加會議和發言的權利。可是一個人不讓我開會。一個人不讓我講話。為什麼剝奪黨章、憲法給我的權利？」
毛澤東甚至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毛澤東1970年12月18號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就說過，打倒劉少奇的決心就是在1965年1月那次會議期間下定的。
「集體決定開展文革」
看到四清並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毛澤東決定甩開劉少奇的四清，竟自發動起文化大革命了。不過，即使在這個時候，劉少奇對毛的政治路線仍然是緊跟。文革專家宋永毅說：
「儘管說劉少奇他被迫害致死，不等於說他對文革沒有責任。恰恰相反，劉少奇對文革的發動，對文革的開展做出了他獨特的貢獻。也就是說整個中國共產黨，他們是集體決定開展文革的。而這個集體決定是誰主持的呢？是劉少奇主持的。《5.16通知》劉少奇是舉雙手贊成的。在《5.16通知》以後那段時間，毛澤東因為要引導劉少奇犯錯誤，他就在6、7、8三個月離開北京，到南方去。這段時間之內主要是劉少奇領導文革。」
文革初期整人多
1966年，中共的《5.16通知》發出以後，在毛澤東同意的情況下，劉少奇派出了大批的工作組，轟轟烈烈開始了這場文化大革命。
宋永毅說：「工作組做了兩件事。在學校來說，第一個，整校領導。整那些所謂的‘反動學術權威’。那個紅衛兵的暴力是怎麼回事？就是因為工作組整了那些校領導。有了工作組給他們定性，那這些紅衛兵，這些學生才打那些人嘛。為什麼紅衛兵就沒有打那些沒有被定成什麼有問題的人的那些教師呢？就是因為工作組引導了暴力。
「再回過頭來講，劉少奇在這三個月中間，6月到8月，他主持的中央批轉、批發了大概15、6個文件，這15、6個文件大概點了近兩百個黨內的重要幹部。比較大的，比如說，像彭、羅、陸、楊，彭真第一個也是劉少奇點的。而且彭真還是他的戰友，劉少奇把他背叛了。那麼，另外點的像內蒙第一書記烏蘭夫，是給他搞出來的。大學校長差不多有50個，比較有名的像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上海音樂學院的院長賀綠汀。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也是被劉少奇的工作組王光美親自去把他揪出來的。」
當時「揪出」的彭、羅、陸、楊指的是當時的中共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副總理兼軍隊總參謀長羅瑞卿、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副總理兼文化部部長陸定一和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劉少奇在1966年6月27號說，彭真「反對周總理，也反對陳毅、小平同志，也反對我。彭真是長期隱藏在我們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者……這次彭、羅、陸、楊來不及搞政變，就被揭露了……」
宋永毅說：「他不是不搞走資派，他也搞走資派。他和老毛的最大區別是，老毛的意圖就是，最大的走資派是你劉少奇；老劉的意思是說，我不是走資派，下面的人是走資派。如果劉少奇不被毛澤東打倒的話，迫害的人絕對不會少。我給你舉個例子。因為劉少奇他延續的經驗是‘反右’的經驗和‘四清’的經驗。當時他批轉的這15個文件中間，劉少奇批過兩次，一次是中南局的一個報告。這個報告就說，在中學生中間和在大學生中間要抓百分之一的右派。
「當時的中學生，中國是好幾千萬，高中生大概就有兩千萬，大學生150萬。你算算百分之一是多少？210萬。這個數字不得了。你在中學生和大學生中間搞210萬右派，超過‘反右’的規模。‘反右’是55萬，當然最後是搞了300萬。你現在在中學生和大學生中間搞210萬，還不包括工廠，還不包括其他地方，那可能就搞出個1000萬右派。所以劉少奇當時的這個文革路線是很成問題的。」
「第二次反右」
在1966年的6月和7月劉少奇領導中共的文革期間，全中國學校的老師和校長都受到衝擊。有人統計，僅在首都24所高等學校裡就有1萬多個學生被打成右派，兩千多名教師被打成反革命。文革的參與者劉國凱說：
「1966年的6，7月間，劉少奇、鄧小平主導了第二次反右，整了很多很多的人。那次反右比第一次反右還要惡劣。第一次反右是要人家說話，說完了再說你這個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話。就這樣來批鬥。第二次反右根本沒叫人說話呀。而是翻檔案。誰的檔案黑一些，誰就是。然後組織一些積極份子進行官方大字報的圍攻，把他揪出來了。其實沒說話就揪出來了。學校裡面凡是給工作組提了意見的都打成反動學生。」
然而，不知道劉少奇當年是否知道，這實際上是毛澤東設下的一個文革陷阱。
宋永毅說：「實際上工作組在北京也好，在全國也好，這個工作組是毛澤東批准派的……對毛澤東來說，他是有意讓劉少奇上鉤。如果說劉少奇不派工作組，他可以說‘你放棄黨的領導’。他8月份回來就整你放棄黨的領導。那麼劉少奇派工作組，去搞反右派，控制局面呢，他就說你是鎮壓群眾運動。不管怎麼樣，劉少奇一定要被打倒的，一定要被整死掉的。這個是不可避免的。除了劉少奇自己，他以為可以避免，他抱幻想。我們今天回過頭去看，劉少奇實在是不瞭解他的老老闆，就是這個毛澤東。」
劉少奇在文革初期的極左表現並沒有使自己免遭厄運。1966年7月，毛澤東從南方回到北京，立即對劉少奇派工作組的做法進行指責。8月4號，毛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責劉「鎮壓群眾運動」。第二天，毛拋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並且重新排列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名，劉少奇從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幾個月以後便被徹底打倒了。
路線鬥爭還是權力鬥爭？
回首當年，文革中所謂的和毛澤東誓不兩立的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實際上根本就是子虛烏有。
宋永毅說：「中共的領導人實際上沒有人反對過的。《5.16通知》是全票通過，劉少奇主持的會議。所以根本就沒有什麼兩條路線鬥爭。他是跟毛澤東的路線跟不上，他不知道怎麼跟。是毛澤東設下陷阱，他跟的是毛的‘四清’的路線和毛的‘反右’的路線，結果毛倒過來倒打他一耙。
「所以今天對於文革的批判，從70年代對四人幫的批判，到80年代、90年代延伸到五人幫，對毛澤東的批判，今天對文革的批判應當觸及到制度問題，應當觸及到整個領導階層的問題。實際上，他們在政治路線上分歧甚少。他們在經濟問題上有分歧……政治上，搞階級鬥爭，搞‘四清’這些問題上，劉和毛沒有區別。」
儘管劉少奇積極推行了毛澤東的極左路線，但是他仍然成為毛澤東權力鬥爭的犧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