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謝振清投入了12年時間將一組破舊不堪的房屋改造成了紅星子弟學校，這是一所費用低廉的民辦學校，接納了1400名來自貧困農村地區的民工子弟。就在本月，只是短暫的幾個鐘頭的時間，由政府調度的拆遷人員就將此地碾成了一堆殘渣瓦礫。
圖：在北京一所被拆毀的學校外的家長們。用來接納來到這座城市的民工子弟就讀的多所學校已經在最近被關閉了，這迫使數千學生上學面臨困境。
「政府對我們所做的一切是泯滅良知的，」身為紅星學校校長的謝振清不無憤慨地說道，她的學生的家長們正爭相敢在星期四的新學年到來之際為孩子們尋找新的著落。「我將再也不會為一家打工子弟學校工作了。」
紅星學校是屬於北京的30所條件欠佳的違規自辦學校之一，在官方展開的一場據宣稱是針對安全和衛生條件不達標的校舍的整治運動中，近幾週以來，這些學校已經接連被夷平或是關閉。一共算下來，有三萬餘學生在今夏被奪去了他們的教室。關注民工的倡導者警告說，在這個國家的首都還有另外130所未獲當局審批的學校中有一部分可能會成為下一批遭清洗的對象。
一些觀察家注意到了這場運動背後隱藏的其他動機，包括北京市政府為了填充金庫而袒露出的對賣地的無止境的追逐。紅星學校曾經的校址現在已經被滿滿噹噹的售價高昂的高層公寓樓盤和一個新地鐵站所包圍。
但有學校管理者、家長和許多北京人認為動用推土機只能算是一種基於控制人口的做法。據北京市統計局的說法，在首都1,960萬居民中有超過三分之一是來自中國農村腹地，自2000年以來，這一數字增長了約600萬。
諸如此類的數據令執政的共產黨感到憂心，它對於城市貧民窟這個幽靈和它們構成社會不穩定的大坩堝的潛力有一種分外的厭惡之感。
雖然它們提供的教育質量可能有問題，但如紅星這樣的自辦學校往往是低技能民工的子女們唯一的選擇，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還不配有資格去享有法定的北京居民才可獲得的免費公共教育。這些民工被廣泛地蔑稱為「外地人」，幹著廉價的體力活，是他們的付出才使得中國富裕階層有充分的條件下館子，聘請全職保姆，以及在像上海、廣州和深圳這樣的地方搭乘新修的地鐵線。
「中國的中產階級不願去目睹那種窮酸，但沒有這些民工所付出的廉價勞動，他們也無法生存，」研究中國城市化政策的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教授陳金永如是說道。
政府為了應對龐大的流動人口——和自身的恐懼——它依靠著一套要追溯至毛時代的內部的戶口登記制度，這樣一來，一個人要獲得教育、醫療保健和養老金將得和其父親或母親的出生地掛鉤。正如它的名稱那樣，戶籍制度在許多中國城市造就了兩種不同層面的群體：那些有法定居住權的人和那些沒有的。
陳金永說，雖然城市化被列入為共產黨為該國所設定的最新的五年經濟規劃的一個重要指標，但若不對戶籍制度加以改革，期望在接下來的15年搬遷到城市的2.5億農村移民可能會成為一個造成社會動盪的根源。「擁有那麼多二等公民的中國城市將會是危險重重的，」他說道。
獲得一座城市的居留許可，也就是戶口，並非不可能，但這只是針對那些錢財不菲或仗著頂尖社會關係的人，所以這些苦苦掙扎的農村移民就只有生活在一片灰色地帶，在這裡，看病得自掏腰包，住的是髒亂不堪的租屋，孩子們上學要到未註冊的學校，接受最好也不過是質量一般的教育。迷霧般的財產所有權和繁瑣的銀行貸款規則意味著絕大多數農村戶口持有人會被排斥於住房市場之外，即便他們能負擔得起一套房產的首付。
在讀完中學後所面臨的挑戰更令人感到憂傷，這個時候，這些民工子弟要麼得返回父母家鄉去念高中——於是就得和父母分開生活——要麼輟學。「這是一個殘酷且不公的制度，它阻斷了人們追求夢想的道路，」倡導團體農村教育行動計畫(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ject)的研究員宋英權（音譯）這麼說道。
政策制定者們過去二十年來一直在討論有關於戶籍改革的問題，但除了在上海、重慶、成都和少數的幾個二線城市進行了有限的試點，中國的立法機構全國人大長久以來都拒絕採取行動。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